新時代，我在中國丨俄羅斯小夥沃拉迪：做重慶女婿享「巴適」人生
2025-11-22 05:09 7,137次浏览企業要求員工籤署空白合同並擅自變更工作內容，被判賠償雙倍工資 「先籤字後補填」的空白勞動合同，勞動者有權拒絕！ 為規避法律責任，某些企業採取要求員工籤署空白合同、擅自變更工作內容或勞動條件等違規操作，嚴重侵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日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新疆某公司因與李某未籤勞動合同，支付解除勞動關係經濟補償金7952元，未籤訂勞動合同二倍工資35929元。 2022年5月，李某入職新疆某公司擔任消防監控員，雙方約定月工資4100元，包含基本工資及加班補貼。入職時，公司在未告知具體條款的情況下，要求李某籤署空白勞動合同及補充協議。 2024年1月，公司以業務調整為由，要求李某兼任被裁撤的巡邏崗工作。李某認為，自己的工作量增加，公司未繳社保且未依法籤訂勞動合同，遂在2024年1月31日向公司發送解除勞動合同通知，並申請主張公司支付未籤勞動合同雙倍工資、加班費等合計12萬餘元。 「籤訂勞動合同時，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除列印部分外均為空白條款。」李某表示，籤約時，公司以「公章遺失」「應付檢查」為由要求其先行籤字，並承諾後續補填內容與口頭約定一致。但實際履行中，公司單方面在空白處填寫的工資構成、工作內容等均與約定不符。 烏魯木齊市頭屯河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新疆某公司雖提交了雙方籤訂的書面勞動合同，但根據李某提供的微信記錄，能夠反映李某本人未持有合同及雙方當時籤訂的是空白勞動合同的事實。一審法院判決李某與新疆某公司2022年5月12日至2024年1月31日存在勞動關係，公司支付李某解除勞動關係補償金7952元、未籤訂勞動合同二倍工資35929元。 新疆某公司不服，向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期間，新疆某公司提交了與李某籤訂的勞務合同一份，用以證明雙方已建立勞動關係，且與李某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裡的內容並不相符，故不應支付解除勞動關係經濟補償金。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勞務合同的籤訂時間為2022年5月4日，與李某入職公司的時間並不相符，亦不具備勞動合同其他必備要件，無法證明雙方實際籤訂了有效的勞動合同，最終維持原判。 法官指出，企業應依法用工，杜絕空白合同，不得要求勞動者先籤字後補填，否則可能被視為未籤訂合法勞動合同，承擔二倍工資賠償風險。同時，調整崗位、薪資等重大事項需與勞動者協商一致，並以書面形式確認，單方變更可能構成違法調崗。此外，勞動者也應強化維權意識，籤約時注意核對條款完整性，當遭遇空白合同時，勞動者可拒絕籤字，或要求當場填寫完整並留存副本，已籤署的應第一時間拍照留存。 本報記者 吳鐸思 本報實習生 李嶽洋《工人日報》(2025年08月08日 06版)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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