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圖訊丨習近平離開西藏返回北京
2025-12-19 09:22 4,895次浏览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餘村調研時，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念，深刻闡釋了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辯證統一的關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係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開展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國大地上，生態文明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大步伐。 從今天(8月9日)起，《新聞聯播》推出系列報導《感知生態之變》，從經濟社會前行的腳步中、從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中，感知新時代中國的綠色動力。今天，首先從「兩山」理念的發源地浙江安吉開始。 從「醬油色」到「安吉綠」 盛夏時節的小城安吉，綠意盎然、人潮湧動。 22000多個傳感器遍布小城的角角落落。竹林裡，碳通量監測塔上的傳感設備，實時感知著竹林的每一次呼吸，最終轉化成衡量竹林吸收和儲存二氧化碳的數值。十多年來，這裡每公頃的碳匯量增加到6.6噸。竹林成為「固碳高手」，產生的碳匯可以交易，每年給全縣竹農帶來的收儲收益就有2800多萬元。 穿城而過的這條溪流，高光譜相機定期監測著水中氨氮等汙染物指標的變化。研究人員將監測到的數據還原成這樣的影像圖，紅色代表著水中的汙染物。十多年前，溪水沿線遍布紅色。而現在，紅色消失了，當地整體水質從原來的Ⅳ類躍升到Ⅱ類。清澈的溪流中生長出20多個漂流點，一個夏天的旅遊收入就超過2億元。 浙江安吉護河志願者 高春忠：以前的水就是黑色的，家裡的醬油是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的。現在任何地方跳下去遊泳，都可以的。 從「石頭經濟」到「綠色經濟」 衛星從太空捕捉到更多變化。二十年前，群山間遍布著70多處礦區和水泥廠。如今，高汙染高排放的化工廠不見了，變身零碳鄉村圖書館和展覽館，全年吸引遊客超120萬人次。這曾經是安吉最大的石灰巖礦坑，復綠改造後，變成了有山有水的生態度假區，高峰時一天賣出8000多杯咖啡，相當於當年開採礦產時將近一年的收入。 今天的安吉，「石頭經濟」被綠色經濟取代，全縣地區生產總值從88.96億元增長到675.57億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也從安吉走向全國，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與行動指南。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向縱深推進，人們治理汙染，修復生態傷痕，用一條條生態紅線守護自然，把綠色轉型深入到生產和生活中，生態環境保護髮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 人不負青山 青山定不負人 留住綠水青山，960萬平方公裡大地上，綠色發展呈現出勃勃生機。 寧夏賀蘭山東麓，昔日砂石荒灘，歷經修復，變身我國最大的釀酒葡萄連片產區。 寧夏賀蘭山葡萄酒莊園種植戶 蘇金萍：一抬頭到處都是綠色，比以前掙錢多得多了。 湖南邵陽崀山腳下，稻農們在稻田裡為朱䴉留下這樣的覓食空間，並嚴格控制農藥化肥。留住了朱䴉的稻田，生長出的稻米更受歡迎。 湖南邵陽新寧縣崀山鎮窯市村村民 雷澤配：稻穀有300畝是朱䴉稻，比別人多賣三塊錢一斤，一年來說要比別人多二三十萬(元)。 福建三明，靜謐的森林在夏天裡迎來「生命的怒放」。進入成熟期的鐵皮石斛、金線蓮、多花黃精、紅菇，讓整個森林都變身「糧庫」。這些生長於林間的野生藥材、山野菜，每年能帶來產值超1億元。 福建三明沙縣區南陽鄉種植戶 官發攀：原來我們在這個林子裡面砍砍木頭，掙點錢。現在我們搞林下經濟，搞搞旅遊，忙的時候一天好幾撥客人。 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 今天，我國在12個地區開展首批國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300多條生態旅遊路線帶來超萬億的市場活力。蔥鬱的森林、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源變成一個個流動的生態產品，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動實踐正在不斷書寫新的篇章。 (央視新聞客戶端)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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