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任命駐美等八位新任駐外大使
2025-12-11 16:18 9,193次浏览央廣網天津8月10日消息(記者褚夫晴)8月9日，「何以中國·和合共生」網絡主題宣傳活動在天津啟動。當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天津市文聯主席孟廣祿在古文化街戲樓前唱響《中華瑰寶》，那聲穿越雲天的花臉「啊啊啊」，恰是天津戲曲百年傳承的迴響。這座將戲曲融入血脈的城市，正用最地道的腔調，詮釋何謂「看戲看角看天津」。 九河匯津門 百年築「戲窩」 海河的浪花裡，藏著天津戲曲的基因密碼。這座被稱作「九河下梢」的城市，因水陸通衢成了五方雜處的熔爐——南來的徽班帶著二黃的婉轉，北往的梆子裹著秦腔的蒼勁，本地的時調摻著市井的鮮活，在茶館酒肆裡碰撞出獨特的聲腔。 1907年「慰亭堂」的鑼鼓聲還未散盡，1936年中國大戲院的霓虹已照亮梅蘭芳的水袖。馬連良在此唱紅《借東風》，筱白玉霜的評劇讓臺下茶客忘了添水，一句「好嘛！」的喝彩能讓角兒一夜之間名震津門。「北京學藝，天津走紅，上海賺包銀」的老話，道盡這座城的江湖地位：它是戲曲的試金石，更是藝術家的鍊金爐。 而話劇的種子也在此破土。李叔同在這裡寫下《茶花女》的臺詞；曹禺的「生命三部曲」裡滿是天津的煙火氣；南開校園裡，張伯苓「藉演劇以改良社會」的理念，讓話劇從象牙塔走到街巷，成了喚醒民智的號角。天津，早已不是單純的「戲碼頭」，而是戲曲與時代對話的十字路口。 街巷變戲臺 古今共入戲 「抬頭看！茶花女在陽臺唱《飲酒歌》！」今年端午假期，意式風情區洋樓陽臺秒變歌劇包廂，觀眾不用買票，端著冰淇淋就能聽威爾第。同一時刻，金街大銅錢廣場《日出》沉浸式上演，「陳白露」從民國海報裡走下來，旗袍一擺，鑽進人群；古文化街戲樓前，群口快板《花板唱響文化街》竹板翻飛，遊客還沒反應過來，已被拉進「包袱」裡。 天津把劇場「拆」了，讓整座城都成了舞臺。廣東會館的青磚灰瓦間，穿長衫的遊客跟著「戲班學徒」學圓場，一轉身撞進《大河向東》的劇情裡；張園的木地板每天響九回，講解員變作報童喊「號外」，女學生模樣的演員攥著傳單奔跑，槍炮聲仿佛從百年前的街巷穿透而來；曹禺故居的檯燈亮著，《雷雨》的臺詞混著窗外的蟬鳴，觀眾伸手仿佛能觸到周樸園書房裡的舊座鐘；海河畔的「橋邊音樂匯」則以交響樂與民樂交替，把津門夜色譜成流動的曲譜…… 「在這兒看戲，腳底下踩著的都是戲文裡的地兒。」遊客張女士撫著廣東會館的雕梁笑道，她剛跟著「學徒」走了個雲手，袖口還沾著戲臺的木屑。觀眾王威在曹禺故居看完《雷雨》，走出院門仍覺「蘩漪的呼吸就在耳邊」——當建築肌理撞上戲曲魂，天津的每一塊磚瓦都成了活的戲本。 老調譜新韻 戲臺連雲端 駱玉笙的京韻大鼓還在電臺裡繞梁，元宇宙、AI人工智慧正在賦能相聲藝術，試想當幕布上的虛擬「逗哏」與真人「捧哏」一唱一和，不得驚得老茶客直拍桌子：「這新玩意兒，哏兒！」 天津的戲曲從不是博物館裡的標本。孟廣祿帶著新編京劇《中華瑰寶》站上戲樓，花臉唱腔直抵人心，既有老輩的筋骨，又添了時代的鋒芒；文惠卡十年發行吸引688萬人次市民走進劇場觀看惠民演出，把「高雅藝術」拽進了尋常百姓家…… 「天津是戲曲之鄉、曲藝之鄉，京劇、相聲等優秀傳統藝術在唱響『河海津韻』城市名片中具有重要作用。」孟廣祿表示，「作為文藝工作者，我們要用千年戲韻講好中國故事。天津是戲碼頭，也是大舞臺，願咱們京劇的水袖能捲起不同文明的手，唱響和合共生的世界大戲。」 從碼頭的「撂地」到雲端的「直播」，從張伯苓的「改良社會」到年輕人的「元宇宙戲臺」，天津的戲曲像海河的水，既守著源頭的清，又奔著新潮的湧。這座「戲碼頭」，也早已不是地域的符號，而是文明對話的舞臺。在這裡，每一段唱腔都是「和合共生」的註腳，每一座戲臺都在唱響人類共通的悲歡。 (央廣網客戶端)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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