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國青少年無線電測向錦標賽在伊春開賽
2025-11-17 23:28 7,845次浏览前不久，我在做某數位化平臺的調研時，與他們的創始人談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為什麼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卻仍有無數中小工廠困於『代工邊緣』？」 對方提到，「其實只用產業鏈集群來描述中國製造業的供應鏈能力是不準確的，至少還包括工藝協同、企業協同、行業協同、區域協同和內外協同。」 這五個協同層面，恰好揭示了傳統供應鏈體系的深層矛盾。當我們把目光從單個企業的生存困境投向更遠，會發現全球供應鏈的重組早已超越簡單的產能轉移，演變為一場由數據與算法驅動的系統性變革——而AI，正是這場變革的核心引擎。 傳統供應鏈的困境：看不見的繩索與隱性成本 傳統供應鏈的痛點往往像慢性病，其症狀在危急時刻才會被劇烈感知。而AI卻像特效藥一樣，能讓傳統供應鏈「起死回生」。 在珠三角某電子元件基地，一家主營手機配件的工廠就曾遭遇過類似問題。當海外客戶突然要修改訂單要求時，供應商需要花費三天時間核實技術要求的細節，而車間主任也只能憑經驗決定能不能修改。這種低效的信息傳遞鏈條，迫使企業不得不常年多備15%的冗餘庫存以應對不確定性。 這種依賴人工經驗的決策模式，更「坑人」的地方在於，易引發市場波動中的「群體失智」：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就容易集體跑偏。結果就是企業看不清市場走向，要麼一窩蜂擴大生產，要麼突然集體減產，最終陷入「產能錯配—利潤壓縮」的惡性循環。 這些問題的根源，本質上是傳統供應鏈「信息孤島」與「決策滯後」的系統性矛盾，而這恰恰是AI技術的突破口。 「信息孤島」的癥結在於，在傳統供應鏈中，訂單信息需經採購、設計、生產、物流等多環節層層傳遞，每過一個節點就產生信息損耗；上下遊企業因數據標準不統一，技術參數、交付周期等關鍵信息難以對齊。例如，某汽車零部件製造商因無法實時獲取主機廠的生產計劃調整，頻繁出現生產節奏與市場需求脫節。 「決策滯後」則體現為，傳統供應鏈依賴人工經驗和歷史數據的預測模式，在突發性事件面前不堪一擊。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全球供應鏈的混亂正是源於信息傳遞的延遲和決策的滯後。當某國港口突然關閉時，上遊製造商無法及時調整生產計劃，下遊客戶也難以重新配置物流資源時，將會導致整個鏈條陷入癱瘓。 那這困境的本質是什麼呢？是工業時代線性協作模式與數字時代動態需求之間的脫節。當市場從「大規模標準化生產」轉向「個性化柔性定製」，全球貿易要求供應鏈具備實時響應能力時，依賴人工、割裂信息、滯後決策的傳統模式也將必然被淘汰。這也解釋了為何AI在供應鏈中的應用已從「可選升級」變為「生存必需」——它不僅是技術工具，更是重構供應鏈底層邏輯的核心引擎，就是為了將「看不見的繩索」轉化為「可量化的數據流」，將「隱形成本」壓縮為「精準可控的效率提升空間」。 如何解決？構建AI驅動的「數據—算法」供應鏈體系 當傳統供應鏈的痛點被摸清楚了，解決辦法也就隨之而來，即構建一個基於AI的「數據—算法」供應鏈體系。 該體系的核心，在於AI將模糊的製造能力轉化為可量化的數據資產，並通過算法實現全領域精準協同。一些領先的數位化製造平臺已經展現出成熟的實踐，其平臺通過構建多維度的數據標籤體系，從最底層的工藝切入，將原本難以描述的工藝能力，如微米級精度的車床加工、特定材質的表面處理工藝等，轉化為機器可識別的結構化特徵。隨後，將簡單的需求流轉到工廠，讓買家和工廠直接對接；碰到需要多種工藝的複雜訂單，就重新設計、拆解，再派單給不同工廠完成，其匹配精度與效率遠超人工篩選。 這種轉變其實本質上是AI正在繪製一張實時更新的全球「製造能力圖譜」。以前，說起企業的製造能力，大家總愛簡單分成「能做」和「不能做」兩種。現在，在AI驅動的體系中，每個工廠的工藝參數、設備配置、質量認證等數據都被拆解為可動態組合的模塊。例如，醫療器械企業發布精密零件採購需求時，AI系統不僅能匹配具備相應資質的供應商，還能根據實時產能數據推薦最優生產方案——既大幅提升供應鏈匹配效率，又顯著降低冗餘成本。這種數據驅動的決策模式，正在將供應鏈管理的底層邏輯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預測」，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競爭力。 其實這場變革的關鍵在哪兒呢？說到底，數據成了供應鏈裡最值錢的家當，而算法就像分配利益的規矩——誰手裡的預測模型更準，誰能更快把所有數據理順，誰就能在全球供應鏈重新洗牌的時候佔上風。 對中國製造業來說，這種靠AI撐起來的「數據加算法」模式，不光能幫那些中小工廠跳出「只能做代工」的困局，更能把咱們「工業體系全」這個大優勢，變成在全球供應鏈裡說了算的本事。這麼一來，全球供應鏈也慢慢從「扎堆在一個地方生產」變成「靠數字連在一起高效協作」了。 從中國到全球，供應鏈的「去中心化」革命 而在全球範圍內，供應鏈都在悄悄變樣——以前是層層管著、一個中心說了算，現在慢慢變成了大家各有各的職能，互相配合著來。而這場大變樣的背後，最關鍵的推手就是AI。 想像這樣一個場景——深圳的電子元件工廠接到來自巴西的定製化訂單，系統自動生成包含質量檢測標準、付款條件和物流路線的智能合約，貨物離開生產線時區塊鏈就完成支付結算，整個過程像網購一樣簡單直觀。這種看似科幻的場景，其實在阿里巴巴國際站的跨境貿易中已經初現端倪，去年該平臺就有超過三成的交易開始應用區塊鏈存證技術，實現了全流程的透明化與自動化。 現在，技術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質變。5G結合AI視覺算法讓跨國遠程質檢成為可能，AI算法能實時分析全球14個港口的擁堵情況，物聯網設備回傳的貨櫃溫溼度數據經AI分析後可提前預警風險……傳統供應鏈的「金字塔」結構正被徹底解構。這種變革帶來的不僅是流程簡化，更是價值創造模式的根本性轉變——過去依賴跨國物流公司和銀行的「中間層」正在消失，生產端和消費端通過。AI驅動數字網絡直接咬合。 然而，這場革命的推進遠比想像中更加複雜。在東莞的製造業集群中，我們能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圖景並行：某家年產值5億的電子廠斥資800萬搭建工業網際網路平臺，卻因管理層對數據可視化系統缺乏理解，導致系統淪為擺設；而隔壁的模具廠則用300萬改造費用實現設備聯網，通過實時監測刀具損耗率，就將生產效率大幅度提升。 這種差異折射出轉型的深層矛盾——當數位化需要重構組織架構時，很多企業發現最大的障礙不是技術本身，而是組織慣性。實際中通常會出現花了幾個月時間搭建ERP系統，但員工習慣了手工操作，推廣難度很大。此外，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問題也日益凸顯，如何在開放共享與風險控制之間找到平衡，是行業面臨的共同挑戰。 這些現實困境揭示：去中心化不是簡單的技術疊加，而是需要同步重構商業規則、組織文化甚至權力關係的系統工程。 供應鏈的「活」與「變」 當供應鏈「活」了起來，中國製造乃至全球產業網絡的協同與進化，才真正擁有了面向未來的無限可能。 這場由數據與算法驅動的變革，正在重塑全球供應鏈的底層邏輯——從「效率優先」轉向「韌性優先」，從「成本控制」轉向「價值共創」。 過去由跨國企業主導的垂直供應鏈，正在演變為一種網狀生態。深圳無人機企業通過開放AI算法接口，吸引全球開發者為其改進飛行控制系統，使產品響應速度提升30%；蘇州的紡織廠將柔性生產線接入AI雲平臺，成為服務十幾個國家設計師品牌的「雲製造」節點，實現按單生產的毫秒級調度。這種轉變帶來的不僅是效率提升，更是價值創造邏輯的根本變革：當每個參與方都能通過數據貢獻獲得收益分成，當創新成果能在全球範圍內即時復用，供應鏈就變成了持續進化的生命體。 從大趨勢來看，AI正在悄悄改變供應鏈創造價值的方式。過去，資源怎麼分配，基本都是行業裡的大公司說了算；現在，AI的「分布式智能」慢慢接過了這活兒——算法會盯著實時數據，靈活調配產能、優化物流路線、提前預判需求，哪怕是很小的生產單元，都可能在這個過程中變成創造價值的關鍵節點。 這種變革的深層意義在於，全球供應鏈的競爭早就不拼規模大小了，而是比誰的AI算力強、處理數據快。誰能更快練出精準的預測模型，誰能更高效地把各地的數據串起來，誰就能在現在這個講究靈活、能定製的全球市場裡搶得先機。 不過，AI推動供應鏈升級，也不是沒遇到難題。比如得建立跟AI匹配的數據歸屬和交易規則，得培養既懂生產工藝又懂算法的多面手，還得琢磨怎麼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用AI好好配合。就像深圳華強北的轉型，從以前的手工焊接小作坊，變成現在涵蓋設計、測試、融資的全鏈條數字生態，每一步突破都離不開AI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的相互帶動——算法在優化生產流程的同時，也逼著管理模式改成了「人和機器一起協作」。 在未來的產業圖景中，AI會變成供應鏈的「神經中樞」：工廠設備靠AI自己協調幹活，物流網絡跟著算法隨時調整路線，甚至消費者幾個月後想要什麼，AI都能提前半年算出來。等每個生產單元都連上AI驅動的數字網絡，整個供應鏈會變得特別有韌性，充滿活力。這可不只是技術更新換代那麼簡單，更是全球產業格局朝著「智能協同」時代走的必然結果。 (作者劉典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清華大學人工智慧國際治理研究院戰略與宏觀項目主任，新著《杭州模式：DeepSeek與中國算谷》2025年5月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今天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0周年，黑龍江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公布一批侵華日軍細菌戰新罪證史料，涉及到日本侵華期間多個參與人體實驗與細菌戰機構的《身上申告書》、《留守名簿》、相冊、明信片、影像等。 更翔實的「個人犯罪記錄」 原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孫吳支隊支隊長 西俊英：我從第一部的吉村技師那裡聽說，在極寒時期，大約零下20攝氏度的時候，會將監獄裡的犯人趕出戶外，在那裡架上大的風扇，吹起風把犯人的手凍上，人為製造凍傷，從而進行研究，如果成功製造出凍傷的話，用小棍子敲打手指，直到手指變得像木板一樣硬的時候，吉村曾這麼說過。 這段錄音裡的陳述者叫西俊英，是原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孫吳支隊支隊長，口述的內容是他在1949年12月的伯力審判中，對七三一部隊進行人體凍傷實驗罪行的陳述。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又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是一支臭名昭著的細菌戰部隊，總人數超3000人，在二戰期間以研究防治疾病和飲水淨化為名，實則進行人體實驗、細菌武器研製和實施細菌戰等反人類罪行。本次公布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身上申告書》，是記錄七三一部隊隊員以個人身份返回日本復員所需填寫的制式文件，該檔案文件是研究人員於2022年5月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發現。研究人員介紹，《身上申告書》中登記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哈爾濱本部、林口支部、孫吳支部、海拉爾支部、牡丹江支部、大連支部共759人的個人信息，其中男性755人，女性4人，登記了其個人信息、從軍履歷信息以及復員信息等內容。 根據《身上申告書》中登記信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七三一部隊中有135人被蘇聯紅軍抓捕羈押至伯力地區(今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並實行集中審訊調查，西俊英的名字赫然在列。 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細菌與毒氣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金士成介紹，在伯力審判中，西俊英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據七三一部隊《身上申告書》中記錄，共有43人在伯力受到審判，刑期從3—25年不等，這是此類信息首次被發現。 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細菌與毒氣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 金士成：以往我們知道1949年的12月25日到30日，伯力的公開審判中有12名日本細菌戰犯進行審判，其中有6名七三一部隊成員，但是在《身上申告書》中記載了是有43名成員也都在伯力地區進行了審判，時間是從1948年一直延續到1951年，所以說伯力審判不只是一次公開性的為期5天的審判，是一個系統性的長周期的一個持續性的審判。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七三一問題國際研究中心主任 宮文婧：我想這次《身上申告書》的公布與俄羅斯新解密伯力審判檔案的相互印證，將極大地推進這項研究。《身上申告書》上面記錄了很多個人的信息，以往我們對於七三一部隊這段歷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從宏大視野角度來看，那這個具體的史料事實的揭露和發現，提供了一個微觀史學的視角，我們有機會從個體的視野，來看一個個人被捲入戰爭體制之下，他的人生的命運發生了一個怎樣的變化。 金士成表示，七三一部隊《身上申告書》是目前記載七三一部隊成員的家庭構成、參戰調轉及戰後活動等信息最為翔實的檔案之一，是一項全新且珍貴的一手史料，是全方位認知七三一部隊「個人犯罪記錄」的關鍵證據。進一步梳理七三一部隊身份構成、人員來源及部隊規模等基本史實問題，對於全面揭露日本細菌戰的罪行、危害與影響，以及追究其戰爭責任，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隱秘而龐大的細菌戰體系 除了對《身上申告書》中七三一部隊成員戰後活動信息進行分析外，研究人員對其在侵華戰爭期間的人員調轉軌跡進行了梳理，並發現檔案中大部分七三一部隊成員，是通過常規部隊名義徵召，再經過內部調轉流程，以隱秘的方式進入七三一部隊各支部的。同時，研究人員在新公開的明信片中，還發現了七三一部隊保密流程的痕跡。 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細菌與毒氣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 金士成：這個人就是濱田清勝，你看這上面寫的前屬部隊是什麼呢，步兵第三聯隊滿洲第九七部隊，《身上申告書》中記載了大量這樣(情況)，他們在進入七三一部隊之前，是以滿洲第九七部隊，滿洲第二〇一部隊，滿洲第一七七部隊的身份進入軍隊中，然後到哈爾濱(七三一部隊)本部進行培訓之後，再轉入支隊這樣一個情況，當時七三一部隊在衛生兵這個群體，它是以常規部隊的名義進行召集的，也說明了七三一部隊的保密性。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研究人員 譚天 ：這個明信片就是七三一部隊隊員郵給自己朋友的明信片，當時這樣的明信片，就是郵給住在日本國內的，或者是住在偽滿洲國的他的朋友的明信片，信的內容都是一般的話，都是給親屬的問候，問問近況，明信片的正面有這樣的字樣「檢閱濟」，就是已經檢查過了，那麼這個章明確寫著滿洲第七三一部隊永山隊，你看這個章裡頭有伊藤，也就是伊藤可能是部隊永山隊裡專門負責檢閱的，所以這麼看他雖然允許隊員通信，但是他很注意保密。 在本次公布的最新史料中，還包括另外兩支侵華日軍細菌戰部隊的《留守名簿》，分別是一六四四部隊和八六〇四部隊，這兩份檔案資料將會在近期公開展出。據介紹，1936年，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七三一部隊與一〇〇部隊兩支細菌戰部隊。此後九年間，在七三一部隊的直接參與和指導下，日軍建立了一系列以防疫給水為名的細菌戰部隊，主要有位於北京的一八五五部隊、位於南京的一六四四部隊、位於廣州的八六〇四部隊，以及位於新加坡的九四二〇部隊。 目前，二戰期間日本在海外設立的以上6支細菌戰部隊的《留守名簿》，已全部被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收藏。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高曉燕：我們就可以更加印證了，在東北的七三一部隊和關內的其他的細菌戰部隊的關係。東北因為很早就淪陷了，成為殖民地，能夠得到更多的「馬路大」，能夠進行更多的人體實驗，包括各種細菌實驗。把這些細菌實驗的所謂經驗拿到關內的其他部隊來擴大細菌戰的戰爭。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七三一問題國際研究中心主任 宮文婧：《留守名簿》可以說是解開日本細菌戰問題研究的一把金鑰匙，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最核心，最關鍵以及最有史料價值的一個核心史料。通過《一六四四部隊留守名簿》以及《八六〇四部隊留守名簿》等相關史料浮出水面，使我們對日本細菌戰部隊整個體系的認知就向前推進了一步，日本細菌戰部隊它是一個成體系的國家犯罪。 「軍醫協同」背後的「國家犯罪」 在侵華日軍開展的細菌戰中，除了第七三一部隊這種直接進行活體實驗、研製生產細菌武器的機構外，提供各類服務和支持的協同機構同樣是這場滔天罪行的直接參與者。本次新公布的《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第23期學生學習紀念相冊》(1943年)中，研究人員發現了進一步印證「軍醫協同犯罪」的罪證。 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細菌與毒氣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 金士成：這本相冊中目前我們通過比對和查閱，確定一個人是進入過七三一部隊，就是第六分隊這個人，叫細矢博。這個人是進入了七三一部隊的一六二支隊任副支隊長，他也是軍醫少佐。在他的組織下，一六二支隊進行了大量的細菌武器的研製和實施過細菌攻擊。 《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第23期學生學習紀念相冊》(1943年)中有照片281張，記載了329名醫學生信息，包括「X光」演習、「防疫給水教育運用演習」、病理解剖及防疫實習以及大量軍事訓練的照片。研究人員介紹，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的前身就是日本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為七三一部隊培養和輸送大量人員，因此也可以說是七三一部隊的「母體」。 除了日本本土醫學院校，侵華日軍在中國設立的部分醫療機構同樣與七三一部隊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本次公布的七三一部隊原少年兵須永鬼久太的口述證言中，也提到了這支部隊與當時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的聯繫。 原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少年兵 須永鬼久太：作為陸軍醫院的第七部隊(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那在哈爾濱也算是一個大醫院了，我們部隊也曾派過一兩個人到第七部隊做研究，是成績優秀的少年隊員。 研究人員介紹，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是七三一部隊醫學犯罪的延伸機構，是侵華日軍細菌戰重要參與者與關聯者。新公布的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身上申告書》中，有一名技術人員的檔案顯示其還曾供職於化學戰部隊。 哈爾濱市侵華日軍細菌與毒氣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 金士成：這個人叫岡田武夫，是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的技術僱員，從這上面看，他的前屬部隊寫的是關東軍化學部，就是我們常說的滿洲第五一六部隊，當時是一支化學戰部隊。通過這個信息我們就可以知道日軍哈爾濱第一陸軍病院同滿洲第五一六部隊有這樣的人員往來和互動。這對我們深化認知日本生化部隊之間的關係和日本生化戰的體系，拓展了我們的學術認知。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高曉燕：除了七三一大本營以外，其他的各個學校，包括一些醫院都有細菌實驗。這個應該是日本政府細菌戰的一個大的策略。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七三一問題國際研究中心主任 宮文婧：它們表面上看來沒有實質上的隸屬關係，普通人是看不到它們究竟背後是由誰領導的。但實際上通過研究我們都可以發現，它是日本軍國主義實施細菌戰的一個具體的爪牙，構成了一個有組織、成系統的集團犯罪，是日本國家犯罪的一個具體體現。 (央視新聞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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