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批評，73歲滑稽名家王汝剛回答……
2026-03-06 23:41 2,792次浏览來自網絡平臺數據顯示，8月11日中午11時，上海出品的動畫電影《浪浪山小妖怪》累計票房已突破5.74億元，超過《大魚海棠》的5.73億元，成為中國影史上國產二維動畫電影票房冠軍。同時這部電影在豆瓣拿下8.6的評分，隨著口碑發酵，票房還有望超越日本動畫電影《鈴芽之旅》，成為中國影史二維動畫電影票房冠軍。電影裡的「浪浪山」在哪裡？一些喜歡旅遊的觀眾看完會心一笑，「浪浪山」的山，是山西的山。電影中不少場景能在古建築大省山西找到原型：牆上題著醒目「莊嚴」二字的大同渾源永安禪寺、窗戶如兩隻大眼的太原晉祠水鏡臺、有著蓮花瓣一般開口的五臺山佛光寺祖師塔……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蘊，讓《浪浪山小妖怪》有了底氣。這樣的底氣絕不是簡單地將歷史文物「複製粘貼」至大銀幕上。在動畫影視紛紛動用各種最新軟體卷「建模」的當下，《浪浪山小妖怪》組建超600人的製作團隊，打磨1800多組鏡頭，製作2000多張場景圖，將中國傳統繪畫的筆墨意境融入電影鏡頭的光影空間感，「讓筆墨去構造鏡頭，而非用鏡頭去表現筆墨」。比如小豬妖的兩顆獠牙的弧線，是花了大工夫才保留住的手繪感。這樣的畫風讓不少觀眾想起童年夏天看國產動畫的場景，情懷分拉滿。這樣的風格能在上美影過去出品的許多優秀動畫電影中找到脈絡：《小蝌蚪找媽媽》《山水情》《大鬧天宮》《哪吒鬧海》……無不是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料。創新不是無源之水，惟有基於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才能立住。誠如製作方所言，「在創作上堅持國風，是對中國動畫傳統與前輩經典的傳承；唯有立足本土，才能生出真正屬於自己的創新。」難怪也有人說，「浪浪山」在上海。不僅因為這部電影是實打實的上海出品，更因為這部電影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了故事表達，從經典故事出發傳遞出當代精神，這樣的創新頗具上海風格。隨著青年一代「血脈覺醒」，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都在向傳統文化尋找靈感，紛紛在服裝、造型、道具場景等方面發力，宣稱「回歸傳統」「還原歷史」，但一些作品無論故事架構還是價值觀念都相當陳腐，脫離當代觀眾真實生活，被觀眾放棄也是必然。近年來票房、收視率連連下跌的各類「仙俠劇」就是明證。小豬妖積極正向，蛤蟆精保守投機，猩猩怪是社恐，黃鼠狼精則是個強忍的話癆……儘管同樣脫胎於神話故事，《浪浪山小妖怪》的角色性格鮮明，讓許多年輕觀眾看到的是自己和身邊人。主人公小豬妖沒能獲得大王洞的「編制」，還在搞砸大王交代的任務後組團假冒「西遊取經」……看似天馬行空的故事卻緊扣當下生活，觀眾在虛構的角色中照見自己，因此共情、感動甚至破防。例如片中小豬妖為了得到妖怪教頭賞識，竟然用一身鬃毛肉身刷鍋，讓不少觀眾聯想到職場內卷。正如導演所言，片中許多笑點、淚點，都來自生活。「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惟有紮根於生活的文藝作品，才會具有能量和感染力，予人啟迪。或許，「浪浪山」其實也在每一個人心裡。關於《西遊記》相關的故事有很多，但《浪浪山小妖怪》第一次把視線聚焦到那些在書中和其他影視作品中一筆帶過的「背景板」人物，正如電影的英文名「Nobody」。如果不能成為孫悟空一樣能翻天覆地的大英雄，人生是否還值得認真對待？影片的主旨，映照當代人的心理困境，角色的行為，予人啟發。主角團出發之時，摻雜著各自的衝動和對現實的無奈，但在一路「升級打怪」過程中，他們磨礪意志、修煉心性，感悟「要是見死不救，取經又有何用？」影片中小妖怪們經歷悲壯的戰鬥，終究沒來得及說出自己的名字。但那又如何，身為「無名之輩」的他們，卻切切實實地改變了受助人的人生。這樣的凡人善舉，在生活中同樣很多：不太會遊泳卻勇救溺水者的大學生、安撫情緒崩潰外賣員的爺叔、跟出走學生聊天的一線交警……凡人微光，點亮生活，彼此傳遞。這世界最動人的，不僅在於少數不平者耀眼的成就，也在於平凡如小妖怪一般的你我，願意在某一刻為彼此照亮。一部電影傳遞出的美、真、善，才擁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主創曾表示，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活出自己喜歡的樣子，勇敢邁出第一步，「即使沒有一個筋鬥十萬八千裡的本領，那踉蹌幾裡地也值得被歌頌」，重要的不是終點，而是在路上——正如影片結尾所說：「敬每一個勇敢出發的自己！」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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