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鄱陽湖南磯溼地監測到鳥類77種
2026-02-09 02:44 6,642次浏览「穀子」取自英文「Goods」，泛指動漫、遊戲等IP衍生的周邊商品，如徽章(又名「吧唧」)、卡片、玩偶、掛件等。與「穀子」對應，購買這些商品的行為被稱為「吃谷」。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穀子經濟」市場規模已達1689億元，較2023年增長40.63%，新興消費形態在激發文化活力的同時，「吃谷」熱潮也擴散到未成年人當中，消費呈現低齡化趨勢。有觀點認為，「吃谷」能讓人精神充盈；也有觀點提出不少未成年人對購買「穀子」的痴迷超越了單純的愛好，極易引發炒谷、沉迷、攀比等亂象。如何平衡文化熱情與理性消費？對消費引發的亂象又該如何監管？ 小眾愛好演變為消費新趨勢 當下，隨著二次元文化持續升溫，購買徽章、盲盒、卡片等「穀子」正成為年輕人表達熱愛的常見方式——從「吃谷」到「端盒」(整箱購買盲盒)，青少年群體為收集心儀款式投入大量金錢和時間。 初中生小雨是「吃谷」常客，她書包上懸掛的水神芙寧娜亞克力掛件叮鈴作響——那是她從穀子店精心挑選的《原神》主題掛飾。採訪中，她如數家珍，表示自己對原神遊戲中的人物情有獨鍾，也熱愛動漫中《火影忍者》《海賊王》等角色。為了收集這些心儀角色限定「吧唧」、卡片、鐳射票等周邊商品，她常常省吃儉用，把零花錢幾乎全部投入在購買「穀子」上。在她看來，閃著鐳射光澤的限定「吧唧」，就像通向二次元世界的鑰匙。 《法治日報》記者注意到，由鐵片製成的「吧唧」、亞克力板製成的立牌、硬卡紙製成的卡片等商品，價格區間從十幾元到幾十元不等，而某些限量周邊價格被炒至上萬元，溢價令人咋舌，但其在特定收藏愛好者群體眼中卻具有極高收藏價值。這種消費熱潮正向下滲透至低齡群體，北京某學校周邊文具店店主告訴記者：「初中生目前是店裡的購買主力，不少小學生們也會結伴購買。」 那麼，「吃谷」滿足了孩子們怎樣的心理需求？受訪人士認為，這種消費行為背後，折射出未成年人在文化認同、社交連接和情緒滿足方面的訴求。在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講師張麗霞看來，未成年人通過消費行為完成對喜愛角色、CP或作品的情感投射，並在社群互動中強化自我滿足、認同。「他們追求的是愉悅的消費體驗」，張麗霞說，如「穀子」的收集與展示過程為他們帶來「摸得著的滿足感」，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上獲得點讚和評論時，這種滿足感尤其強烈。 「穀子」熱潮下暗含消費風險 在「穀子經濟」熱潮的另一面，其背後潛藏的風險隱患也引發廣泛關注。當前，「穀子經濟」已形成網絡預售、私人代購、快閃售賣、限量盲盒等多元化業態，然而私人炒賣、二手交易環節的監管缺位正為消費者權益保障埋下隱患。未成年人作為核心消費群體之一，其心智發育尚未成熟，消費觀念亦未健全，在社群攀比與商家營銷下極易陷入非理性消費。 近日，浙江省寧波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結合多起真實案例，針對當前消費維權亂象發布警示，如一些經營者「暗箱操作」盲盒概率，隱藏款淪為了「割韭菜」的工具；商家聯合黃牛製造「限量絕版」焦慮，誘導青少年群體非理性囤貨；更有甚者，部分「谷圈」社群以藏品稀有度劃分圈層，宣揚「無稀有款不配混圈」的畸形價值觀，折射出二手交易監管缺位、未成年人消費保護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一邊是年輕消費者的非理性消費熱情，一邊是亟待加強監管以促進其健康發展的行業現狀。記者注意到，為支持和規範轄區二次元衍生商品和服務的經營行為，上海黃浦區市場監管局已正式發布《黃浦區二次元衍生商品和服務經營合規指引》(簡稱《指引》)，有觀點認為，《指引》為全國「穀子經濟」的規範探路，呼籲社會關注青少年非理性消費問題。值得關注的是，《指引》對未成年人做了「銷售限制」：經營者不得向8周歲以下未成年人提供二次元衍生商品和服務；向8周歲以上未成年人銷售時，應通過線上或線下等方式確認是否已取得相關監護人的同意。 張麗霞說，儘管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已為未成年消費者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但在面對「穀子經濟」這一兼具文化符號性、圈層依賴性與交易隱蔽性的新型消費形態時，現有制度難以實現有效覆蓋。部分「谷品」存在內容擦邊、低俗等問題。「谷品」還催生出諸多圍繞未成年人的詐騙套路，不法分子往往以出售熱門動漫周邊為幌子，在社交平臺誘導下單後實施詐騙，誘導未成年人轉帳匯款，造成家庭嚴重財產損失，亟須通過專門規則將「穀子經濟」納入更具強制力的監管體系。 為愛買單更需理性消費 雖然「穀子經濟」以超千億規模快速擴張，但在「成長煩惱」的背後，如何讓青少年在享受文化樂趣的同時，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避免陷入「為愛氪金」的漩渦，考驗著家庭、學校、企業與監管部門的智慧。 記者了解到，目前一些未成年人「端盒」「抽隱藏款」等行為，不僅增加了家庭的經濟壓力，還可能對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那麼，何為「非理性消費」的界限？張麗霞指出，核心在於未成年人的消費行為是否展現了充分的認知、判斷力、意志力以及承擔責任的能力。如果僅僅因為情感的驅使，在「端盒」「抽隱藏款」等機制下不斷消費，導致高額支出甚至借貸，例如有中學生為了購買徽章而借款5000元，這已經超出了他們年齡和能力所能合理承擔的限度，屬於典型的非理性消費。從法律角度講，此類行為由於意思表示不完整、超出了其民事行為能力的範圍，可能會被認定為無效或可撤銷。 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曹禕遐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穀子經濟」作為從日本傳來的二次元文化衍生產物，在市場管理上不妨借鑑域外已有經驗，做一些提前預判。如7萬元天價「穀子」的出現，背後暴露出私人炒賣亂象及大眾對二手流通正規渠道的需求。 張麗霞認為應以權利義務意識與行為責任為基礎，推動未成年人的財商教育，主張根據不同年齡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培養他們基礎的金融知識和契約意識，以便理解消費行為背後的法律後果和責任；提高他們識別風險的能力，識別並避免盲盒炒作、團購詐騙等不良誘導；建立預算管理和消費規劃的技能，通過家庭「消費協議」和支出記錄來實現自我控制；塑造理性、節制以及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消費觀念，預防身份物化和圈層攀比現象的發生。從「引導理性消費」的視角出發，幫助未成年人在「知情—判斷—控制—反思」的過程中形成健康的金錢觀和消費行為。 稿件來源：法治日報生活 本報記者 焦豔
魅力無限的「村晚」、旋律悠揚的「村歌」、激情四射的「村舞」、 優雅靈動的「村T」……這些年，由各地村民自發創造、深度參與的鄉村文化活動大量湧現，成為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表徵，彰顯了鄉村群眾旺盛的文化新需求。 遍布城鄉的文化館(站)是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提供者，長期以來，它們服務鄉村的主要方式是組織舉辦文化活動、配送文化產品(如送演出下鄉)。不管是舉辦文化活動，還是配送文藝演出，主角要麼是文化館(站)工作人員，要麼是文藝院團的演員，鄉村群眾始終是被動的觀看者。如今，鄉村群眾有了新需求——不再滿足於在臺下觀看，更希望成為臺上的主角，這對文化館(站)的服務方式和服務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鄉村群眾有自己舉辦文化活動的強烈意願，但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比如有的村民自己能唱會跳，但不懂策劃創意，也缺乏活動組織能力；有的村子雖然有一兩個文化能人，但「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無法在村子裡形成「自娛自樂」的文化生態。說白了，鄉村文化人才不足，制約了鄉村的文化造血能力。因此，具有專業優勢與體系優勢的各級文化館(站)應大力開展鄉村文化人才培訓，比如有針對性地開設「村晚」「村舞」「村歌」導演培訓課程，切實幫助鄉村文藝骨幹提升業務水平。同時，文化館(站)應牽頭挖掘培養一批鄉村文藝社團，發揮好文藝社團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帶動作用。過去，很多鄉村都有莊戶劇團，可眼下，隨著人員和劇目的「老齡化」，曾經風靡一時的莊戶劇團正在快速消失。如果恢復莊戶劇團有困難，那文化館(站)也應根據鄉村實際情況和村民們的興趣愛好，幫助他們儘快成立諸如秧歌隊、合唱隊、廣場舞隊之類的文藝社團。 除了文藝人才不足，缺乏舞臺也制約了鄉村文化活動的開展，抑制了鄉村群眾唱起來、跳起來、耍起來的積極性。以前春節期間，很多地方的農村都要鬧社火，村民們會把各自的絕活兒都拿出來，踩高蹺、舞龍獅、扭秧歌、跑旱船、打鐵花、耍腰鼓、騎竹馬，可謂八仙過海、各顯其能，那叫一個熱鬧！如今，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社火呈現出逐漸減少的趨勢。這幾年，火出了圈的「村晚」成為很多鄉村群眾展示自我的重要舞臺，可「村晚」的覆蓋面仍然遠遠不夠，比如2024年全國「村晚」示範展示活動共舉辦 2萬餘場 ，而我國有超過49萬個行政村、200萬個自然村。各級文化館(站)應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儘可能多地搭建鄉村文藝平臺，為群眾提供展示才藝的機會。搭建文藝平臺，不一定非要鬧社火或辦「村晚」，而應根據實際條件因地制宜。比如，「越劇之鄉」浙江嵊州借鑑各地「村」字頭文化活動的經驗，連續三年舉辦「村越」(鄉村越劇聯賽)，為當地農村越劇戲迷提供了難得的「登臺入戲」的機會。 鄉村品牌文化活動能夠提升鄉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擴大鄉村文化的影響力。幅員遼闊的疆域、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為各地鄉村文化品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各級文化館(站)要充分發揮群眾文化活動策劃、文化品牌創意方面的專業優勢，聚焦在地文化資源，協助村民多策劃開展具有時代特點、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動。具體而言，在發揮鄉村群眾文化主體性的同時，應幫助不同村子找準定位，著力提升活動的辨識度和文化內涵。比如，繼「村超」「村BA」之後，在當地文化館人的精心策劃指導下，貴州「村T」也成功吸引社會各界的關注，成功吸引更多鄉村群眾參與到鄉村文化活動中。 截至今年6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3.22億人，農村地區網際網路普及率達69.2%。信息技術、網際網路傳播已成為鄉村文化創新發展的數字引擎。很多農村群眾利用短視頻、直播等記錄生活、展示自我，有的甚至當起導演、演員，拍起了微短劇。可是，不少農村群眾網絡素養不高、數位化技能不足——有的人辨別網絡信息真偽的能力不夠，有的人不會剪輯視頻，還有一些人甚至連智慧型手機都不會使用。幫助鄉村群眾提升數字文化生活質量，推動鄉村文化活動數位化，應成為未來文化館(站)服務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文化館(站)應廣泛舉辦面向鄉村群眾的短視頻製作、新媒體運營培訓活動，指導鄉村群眾掌握手機拍攝、剪輯技能，鼓勵村民以「第一視角」創作分享鄉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文化館(站)應幫助村民組建多種類型的線上鄉村文化社群，讓廣大村民足不出戶便能學習文化藝術，用數位化手段幫助鄉村群眾提升藝術素養和審美素養，促進鄉村文化建設經驗分享。此外，文化館(站)還應持續推進「全國鄉村網紅培育計劃」，根據文化和旅遊部全國公共文化發展中心的統一部署，著力培訓一批示範性強、影響力突出的鄉村網紅培育示範點，以點帶面，典型引領，助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創新發展。 無論是開展人才培訓，還是搭建藝術舞臺，抑或是打造品牌活動，僅僅依靠文化館(站)自身力量遠遠不夠。文化館(站)要扮演好「資源連結者」角色，根據村民們的需求，想方設法把藝術家、藝術院校、文化企業等社會資源引入鄉村，因地制宜舉辦「鄉村文化合作社」，探索開展藝術家駐村、高校師生文化志願服務等活動。比如，陝西西安鄠邑區舉辦的「關中忙罷藝術節」，成功引入美術院校資源，將教育、藝術與鄉村公共文化建設完美融合，成為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典型案例。 總之，舉辦鄉村文化活動，開展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一方面是為了喚醒鄉村群眾的文化自覺，讓鄉村文化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另一方面是為了強化村民對鄉村文化根脈的認同感，引導他們將這種認同感轉化為推動鄉村振興的深層動力。這要求村民在鄉村文化活動中必須唱「主角」、站「C位」。文化館(站)應準確把握鄉村文化發展的時代脈搏，以更主動的服務姿態、更有成效的創新舉措，開展精準化服務，努力滿足鄉村群眾文化新需求，持續為鄉村文化振興注入力量。 (作者：王全吉，系文化和旅遊部全國公共文化發展中心文化館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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