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中國調研行）一刻鐘「圈」出幸福 廈門打造便民生活新圖景
2026-02-09 09:54 4,723次浏览「以前常常是大會開完開小會，2024年以來，明顯感覺會少了，具體幹事情抓落實的時間變多了，各項工作效率都提高了……」近日，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馬關縣八寨社區黨委書記楊傳武同其他村(社區)書記在一塊談論基層減負的收穫感。 過去，基層村(社區)工作人員辦公室工作任務重，進村入戶、實地開展工作時間少。對此，雲南省建立「多元化」線索收集、「精細化」核查認定、「立體化」通報警示、「長效化」整改整治工作機制，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讓基層工作人員「輕裝上陣」。 基層「探頭」找線索 目前，雲南共有駐村工作隊員2.7萬餘人，每年還有上百名幹部到基層掛職，基本覆蓋所有縣和60%多的村。基層有哪些負擔，為基層減負減得怎麼樣，基層幹部最有發言權。 「他們常年在機關工作，對國家政策比較熟悉，現在駐村，對基層情況最了解。因此，我們考慮把他們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作為我們在基層一線的『探頭』。」雲南省委辦公廳相關負責人表示，制定《關於發揮駐村工作隊員、基層掛職幹部減負工作直報員監督員作用的具體辦法》，發放《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工作負面清單》，利用「鄉村振興大講堂」全覆蓋開展培訓，引導他們主動收集問題線索直報省級，市縣鄉三級不得以統籌、把關等任何名義幹擾基層直報問題。 據了解，雲南省建立駐村隊員和掛職幹部基層減負直報員監督員制度，健全覆蓋機關、基層、企業、群眾的問題線索收集機制，同時明確工作中不下指標、不攤派任務、不填表報數，防止問題直報增加基層負擔。 此外，雲南省紀委監委、巡視、審計、統計等部門將搞形式主義增加基層負擔問題作為案件查辦、專項巡視、常規審計、統計督察的重要內容，政府督查、政務服務、信訪等部門依託「網際網路+督查」、便民服務熱線12345、信訪舉報平臺等收集梳理幹部群眾反映的問題，每月均向省專項工作機制辦提供一批問題線索。 揭短亮醜「強震懾」 數據顯示，2024年以來，雲南省級層面已通報典型案例7批27個，其中公開曝光4批8個，帶動州(市)層面累計通報典型案例43批175個，核查通報質效持續提升、警示教育效應不斷彰顯，以重點突破帶動減負工作取得新進展。 雲南省開設「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問題」曝光臺，對各地區各部門存在的突出問題不遮掩、不迴避，對特別典型的案例公開曝光。通報顯示，截至2024年5月底，雲南團省委「掛職」人員遠超規定數，且基本上未按要求備案。團省委借調幹部範圍廣、時間長、人員多，「體外循環」情況突出，借調的「幹著」、在編的「看著」。 雲南省還選取部分案例組織拍攝警示教育片，讓相關責任人出鏡亮相、現身說責，強化警示震懾。圍繞基層反映強烈的「督檢考」過多過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等問題，已拍攝3部警示教育片，在全省專項工作機制會議上播放，以「片中事」警醒「看片人」。 記者注意到，警示教育片《湊「數」的政績》內容為永善縣政務服務管理局在推廣應用「一部手機辦事通」過程中，下達不切實際的任務指標典型問題；《基層幹部「迎檢」之困》內容為曲靖市、會澤縣開展督查檢查考核缺乏統籌典型問題。 牌子少了，冗餘事項也少了 「現在報送表格、數據的工作量減小了，坐辦公室的時間減少了，下村多了，我們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深入基層、聯繫群眾、幫扶企業。」提起最近的工作，文山州馬關縣都龍社區黨委書記何萬鋼話語間很是感慨。 指著社區服務中心大門上的牌匾，何萬鋼介紹，過去這裡有十多塊牌子，甚至掛不下了。現在，按照工作部署，只保留社區黨委、居民委員會等「4+2」外掛牌子。「牌子少了，困擾基層幹部的冗餘服務事項也得以縮減。」何萬鋼說，原來社區履行職責、出具證明事項共36項，現在只保留2項。2024年以來，馬關縣累計清理不規範掛牌1760塊。 據了解，馬關縣建立履職事項準入、材料報表最多報一次審查、村級考核檢查計劃管理、工作事務統籌、會議培訓統管「五項制度」，推進減負落實。例如，準入申請實行集中辦理，原則上每年1月集中受理1次。 該縣夾寒箐鎮夾寒箐社區黨委書記楊安倫說：「少了文山會海、陪檢迎檢、開具各類證明，幹部有了更多精力和時間與村民們一起謀思路、促發展、辦實事。」 2024年，夾寒箐社區、上布高村小組幹部與村民群策群力，進行人居環境改善和整治，家家戶戶都用上了潔淨、方便的衝水廁所。如今，村容村貌從「面子」美到「裡子」。
默達 最近，在深圳華強北的電子市場裡，出現了一群代送外賣的「小孩哥」「小孩姐」。趕時間、不熟路的外賣員掃碼支付2元錢，就可以請他們幫自己送上樓。 初次看到這則新聞，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還不錯」。配送的最後100米一直是個難題，高樓大廈複雜的環境、等電梯、過門禁帶來的重重阻隔，讓消費者和外賣員都挺心累。通過代送外賣，孩子們賺到了一筆零花錢，體驗了勞動的艱辛，鍛鍊了與人打交道的能力；父母本來還發愁孩子假期沒事幹、宅在家裡玩手機，正好帶著孩子體驗生活；外賣員也避免了超時被扣錢。 也有人關注到背後的責任歸屬問題。孩子們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食品轉手後會不會被開封？還有人想得更遠——擔心有人將孩子們的「職業體驗」變成僱傭童工牟利。「出了事情，誰來負責任？」 支持和反對的聲音都有道理，法律層面的科普和提醒更是十分及時。但在這件事上，倒不必急著潑冷水。 首先，孩子代送外賣目前仍是個例。比如，多數「小孩哥」「小孩姐」的父母就在附近乃至樓上做生意，在這繁忙的街區「上躥下跳」或許就是生活日常。又比如，這門「生意」並非一兩天就能做起來的，一定程度上贏得了用戶和外賣員雙方的信任，其中也有父母陪同、熟人環境的支撐。忽略實際情況一味談追責，反而可能落空。 其次，完全規避風險並不現實。誰小時候沒有過幫父母下樓買醬油的經歷呢？為了「動之以利」，家長常常多給五角一元，讓孩子挑選喜歡的零食。從這個角度出發，代送外賣不過是將僱主變為了陌生人，將偶然行為變成了孩子自主搶單。風險確實增大了，但還沒到要動用法律和輿論去解決的程度。如今的外賣行業，對比幾年前，有食品安全封籤，有售後評價機制，消費者、騎手、商家、平臺之間形成了相對的平衡，這是市場調節的作用。若是孩子確實難以勝任，或是消費者和騎手都不放心，自然會從兩頭壓縮其運營空間，也就變相達到了控制風險的目的。 暑期如何帶娃，確實是當下困擾許多父母的難題——鎖在家裡，擔心孩子沉迷電子產品，遠離社會長不大；走出門去，又抱怨社會實踐太單調，照顧不及出危險；更令人發愁的是，部分孩子缺乏能動性，「幹啥都提不起興趣，只是聽安排」。如此看來，最近頻上熱搜的「能娃」們，無論是開闢跑腿新業務，還是在沙灘賣鏟子小桶賺到千元，又或是親自上陣擺攤炒飯、幫路人製作小雪人等，雖不提倡盲目模仿，但值得更多善意與肯定。 我們中的許多人，是讀著「外國小孩幫街區送牛奶」「成功家長獎勵孩子做家務」「企業家兒時賣報擦鞋」等教育雞湯長大的，如今，孩子們通過主動觀察生活，找到了新的商機，難道不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嗎？父母以及外賣員等相關人士，不妨為興奮奔跑的孩子們留出些安全空間，更好為他們的成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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