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啟幕航天重器展 遊客沉浸體驗「大國科技公開課」
2026-01-07 13:01 7,482次浏览8月12日晚，第十二屆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的主論壇在雷士德工學院舉行。雷士德工學院地處北外灘，這一帶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群星璀璨之地，左聯作家在這裡掀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熱潮，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承載著中國文學史記憶、見證了中外國際文化交流史的特殊地理空間，今年的文學周主論壇圍繞「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展開，形成經典與當代、歷史與現實的文學復調。愛爾蘭都柏林喬伊斯中心主任達裡娜・加拉格爾、瑞典作家派屈克·斯文松，馬來西亞作家戴小華、林雪虹，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張明皚，英國作家艾禮凱，韓國學者薛熹禎，韓國作家金草葉、千先蘭，德國翻譯家李棟，中國作家孫顒、郭爽、程婧波、張秋子，翻譯家餘中先、戴從容、黃雪媛等輪流演講。論壇主持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方笑一引用《說文解字》的釋義，「經」即「編織」，這呼應著達裡娜・加拉格爾的說法：經典的本質是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隨時吸收來自當代作者的新聲。誰能想到，卡夫卡曾讀過《聊齋志異》，《消失的地平線》靈感來自《桃花源記》，正如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的感慨：經典讓不同時空的「異鄉人」在故事中指認彼此。古典不古，經典並不凝固作家孫顒因為個人經歷格外感慨，70年前，幼年的他生活在東長治路，如今重回童年故地，長街物是人非，雷士德工學院建築依舊，在「變亦不變」的環境裡，「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對他而言是切身的生命體驗。他明確地提出「古典不古」的觀點，回顧《荷馬史詩》誕生於3000年前，《詩經》同樣有3000年歷史，無論西方東方，整個世界經歷滄海桑田的變化，在全面數位化的當代社會，印刷術面臨被淘汰。全世界的年輕人除了應付進入教科書的內容，多數人不會主動閱讀《荷馬史詩》或《詩經》這些遙遠的詩篇。但古典寶藏並沒有在當代社會中喪失它們存在的意義。因為在變遷的時代、技術和社會生活中，文學的硬核之心沒有變化，古典作品觀察和表達的人性，並沒有在3000年中發生本質變化。西方的遊吟詩人吟誦的人類的貪婪、掠奪和暴力，依然能在今天看到；中國民間歌詠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天依然在上演。人類社會的發展摧枯拉朽，技術變革翻天覆地，然而人的欲望和需求沒有變化，所以，古典作品依然能夠滋養著現代人的精神。這也是古典帶給當代的啟示，一切文學創作能否流傳的關鍵在於對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畫。達裡娜同樣在發言中談到《荷馬史詩》，她平行對照了荷馬和喬伊斯的寫作，後者的《尤利西斯》正是對《奧德賽》的再創造。喬伊斯創造了布魯姆在1904年6月16日漫遊於都柏林，這是在20世紀愛爾蘭的背景下，創造性地改寫奧德修斯的歷險。喬伊斯不是第一個改寫荷馬史詩的人，更不是最後一個，經典的生命力在於不斷演化，經歷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述，每次重寫和改寫都是經典的新生，歷代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是在不斷更新的。事實上，喬伊斯的研究者發現，他寫作《尤利西斯》的靈感來自童年閱讀《尤利西斯歷險記》，那是一部英語翻譯、簡寫的兒童文學讀物。所以，古典不是靜態的被膜拜之物，它是在時代變遷中不斷被豐富的、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對歷代的寫作者而言，經典是能夠不斷汲取靈感的源頭，也是一部隨時能把自己的聲音置入其中的發展中的作品。翻譯家餘中先進一步強調「經典並不凝固」的觀點。他分享了自己閱讀加繆的體驗：初讀《鼠疫》和《局外人》，他震驚於人類群體的不理性和荒謬；再度閱讀時，體會到加繆想要表達的「集體抗爭中的人性溫度」，也從中重建對人性的信心；到第三、四次重讀這兩部作品，他試著把兩部獨立的作品納入「加繆寫作」的完整系統，體會加繆在創作中的變化，作家對沉默和行動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書寫態度；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思考加繆的文學創作與他所身處的法國當代哲學語境之間的張力。餘中先總結，閱讀經典意味著一場對話的起點，經典是一扇等待被打開的門，推門而入，但門後並沒有終點和標準答案。無論身份是作者、譯者或讀者，哪怕帶著疑惑和不解，「只要進門，就參與了經典的再創造。」變形的孩子在故事中指認彼此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堅持跨文化思維的寫作，他在新作《文化的故事》裡，回顧從歐洲巖畫到韓國女團的人類文化變遷。對於「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他認為「經典」不僅意味著時間軸上的傳承和演變，更值得關心空間層面的「流變與轉化」，也即經典在跨文化語境下的挪用和共享。他認為，當代社會陷於「文化戰爭」焦慮的大環境，上海國際文學周創造了促成文明交流的場所。把文化視為特定區域、特定族群的「財產」，這種強烈的「文化歸屬地」理念固然能珍惜和捍衛文化遺產，但他推崇另一種更開放的文化觀——它不是被佔有、被壟斷的資源和私產，文化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相遇後的交集。他一直被玄奘的故事吸引，這位中國高僧旅居印度16年，把佛經手稿帶回長安，據說，在他離開印度前，當被問起一生的信念是什麼，他提起童年受到的儒學啟蒙。他既是旅者也是譯者，最終成為佛學大家，是因為「儒」和「釋」在他的生命經驗中融合。普克納因玄奘的故事堅信，經典因跨文化、跨地域、不斷跨越壁壘而獲得持續的生命力，文化的借鑑、共享以及和合共生，非但不是自卑和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力量的象徵。作家郭爽分享了她的閱讀經驗，與普克納的觀點形成共鳴。郭爽提到她青年時期讀到兩則刻骨銘心的「變形記」故事。其一來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講述一個青年變成蟋蟀，在皇宮鬥蟋蟀比賽中戰無不勝，奇異地改變了他家人的貧苦命運。另一部是卡夫卡的《變形記》，格裡高利變成甲蟲並被冷酷的家人拋棄。後來郭爽震驚地得知卡夫卡讀過《聊齋志異》，這讓郭爽既意外又感到釋懷，想到卡夫卡從無望的工作經歷中寫出絕望的《變形記》，「也許在他讀到《聊齋》時，蒲松齡的故事部分地化解了他的孤獨。經典的流變意味著，世間所有變形的孩子，終能藐視世俗規則，在語言和想像的世界裡飛翔。」英國作家艾禮凱用一口字正腔圓的中文分享了又一則「經典跨越時空存續」的故事。2020年初，定居北京7年的他在節奏飛快的大城市裡深感疲憊，為此決定旅居大理。他回憶，火車飛馳在西南高原，穿山越谷，當火車從最後一個長長的隧道裡穿行而出，他豁然看到洱海在眼前鋪展，那一瞬間，他體會到漁夫進入「桃花源」的震撼，陶淵明的文字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在大理古城租下一棟老舊的木屋，儘管他很快意識到旅遊業發達的大理並非他想像的世外桃源，但是在放慢的生活節奏中，他找回內心的平靜並決定寫作分享他的大理日常，這就是後來出版的《大理一年》。大理距離香格裡拉4小時車程，艾禮凱試圖在「大理」和「桃花源」、他本人和陶淵明之間建立起文學聯繫時，他發現他的同胞、《消失的地平線》作者詹姆斯·希爾頓早一步做到了，希爾頓視陶淵明為文學偶像，《消失的地平線》不僅來自作者的親身經歷，創作靈感更源於《桃花源記》。艾禮凱說到，《消失的地平線》有著和《桃花源記》相似的結尾，主人公一旦離開就永遠地失去了那個「理想之地」。他寫完《大理一年》，也從大理搬遷到喧囂的紐約，這不是刻意地在個人生活中模仿經典，而是：「桃花源和香格裡拉在現實中註定是『消失的地平線』，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生活的避難所，那也許只能在寫作中、在文學中尋找和造就，那必然是精神性的存在。」用中文寫作的馬來西亞作家林雪虹認為，不斷轉化的經典給流變的人生提供了錨點。她歷時六年寫作非虛構作品《林門鄭氏》，在文字中悲悼母親不為人知的頑強人生。寫作中途，她重讀《奧德賽》，注意到從前忽略的小角色埃爾佩諾爾，他是奧德修斯行伍裡最年輕的一個，既不勇敢，也不聰明，毫無功績，因為酒醉後一腳踏空，從高處摔落摔死了，他死的時候，夥伴們正急著開拔，忘了安葬他。後來，奧德修斯遊歷冥府，遇到的第一個亡靈就是埃爾佩諾爾，小人物對英雄哭訴：請你在海岸邊為我築墓，讓後來的人們紀念我這個不幸的人。林雪虹回憶，她讀到這段，失聲痛哭，她意識到荷馬寫出了她多年的心結，她通過寫作重構記憶，恰如奧德修斯為被遺忘的亡魂築墓。古典的幽靈頑固地遊蕩在當代創作中，不僅埃爾佩諾爾的「未竟之葬」與她的個人生命經驗產生共振，她同樣在伯格曼的電影《呼喊與細語》裡看到希臘神話《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的影子，她為此有感而發：「幸而有了經典，穿梭在不同時空中的異鄉人能在這些故事中指認彼此，否則我們的世界該多麼的蒼白。」
記者 王育民 鄭雪靚 郭寶強 層巒疊嶂的「九溝十八峪」，如同大地的褶皺，將唐山遵化魯家峪村深藏其中。1939年，時任冀東軍分區司令員李運昌帶領部隊來到魯家峪開展抗日工作，這個深藏在群山中的小村落便成為當時冀東抗日根據地的核心，被譽為冀東「小延安」。八路軍冀東軍分區司令部、政治部、兵工廠、被服廠等相繼在此設立，無數刻骨銘心的軍民魚水情故事深深烙印在這片土地上—— 「哐哐哐！哐哐哐！」 1942年3月的一個深夜，清脆而急促的敲盆聲在寂靜的夜空中炸裂，沉睡的村莊從夢中驚醒。 「『馬猴子』來了！『馬猴子』來了！」 山間小路上，一個瘦削的女人盡全力大聲呼喊，她抄起路邊一塊石頭，重重敲擊著手中的銅盆。隨後，一個個身影從村子裡跑出，有的抱著孩子，有的攙扶老人，魯家峪、龍寶峪等附近村落的鄉親們以最快的速度抬起受傷的八路軍戰士，消失在夜色下的群山中。 敲盆報警的農婦 報警的人是遵化龍寶峪村的劉秀英，魯家峪、龍寶峪等附近村的村民都習慣叫她「二嫂」，她在給八路軍傷員送飯回來的路上發現了敵情。「馬猴子」是當地老百姓對日偽軍的稱呼，一聽到有人喊「馬猴子」來了，鄉親們就知道是日偽軍又來「掃蕩」了，大家都會藏好糧食，轉移八路軍戰士。 一個山村農婦，怎麼會有這般勇氣？ 劉秀英並非生來無畏。抗日戰爭爆發後，遵化魯家峪一帶來了五位八路軍女戰士，她們分別是高田、於橋、範維存、藍天、胡英。其中胡英被安排到龍寶峪村開展抗日工作，住進了劉秀英家。胡英與劉秀英兩人年齡相仿，以姐妹相稱。劉秀英為胡英打掩護，胡英教劉秀英識文斷字，唱抗戰歌曲。 在胡英的影響下，劉秀英心中燃起了抗日的火種。劉秀英和村裡的婦女組織婦救會，為八路軍做軍鞋、軍襪，傳遞情報。1937年8月，經胡英介紹，劉秀英加入了黨組織，成為當時龍寶峪村第一名秘密共產黨員。 「一定要把耿營長接回來」 1941年，冀東軍分區司令部從魯家峪轉移至龍寶峪。因劉秀英是共產黨員，可靠堅定，司令部便設在了她家。劉秀英家是個「品」字形的院子，三間正房和東西廂房各兩間。劉秀英一家騰出三間正房，自己則擠在廂房裡。八路軍傷員多時，為了讓戰士們更好地休息，一家人就湊合到一間屋子裡。 劉秀英在世時，常給兒子李自亞講起那段接送八路軍戰士回根據地養傷的故事。有一天，李運昌找到劉秀英，希望她能夠將身負重傷的耿玉輝營長接回養傷。劉秀英二話不說，用寬布帶把熟睡的兩歲兒子捆在背上，摸了摸褡褳最底層——那裡除了乾糧，還藏著一枚手榴彈。她與村骨幹黨員張永善喬裝打扮後，趁著夜色，牽著毛驢，快速朝著山外奔去。 路途兇險，遭遇日偽軍盤查時，劉秀英抱著孩子，鎮定地以「帶孩子走親戚」為由騙過敵人。「當時沒覺得害怕。」劉秀英生前常對家人說，「心裡就一個念頭，一定要把耿營長接回來」！歷盡艱辛，耿玉輝營長終於被安全接回。為確保萬無一失，劉秀英將他秘密安置在村北一處隱秘的山洞裡。 為了安全起見，劉秀英都是後半夜秘密提著馬燈去山洞給耿營長送水、送飯，這一送就是一個多月。那天夜裡，她在送飯回來的路上，發現日偽軍突襲「掃蕩」。情況緊急，劉秀英為了給鄉親們報信兒，她抄起路邊一塊石頭敲響送飯用的銅盆，邊敲邊喊：「『馬猴子』來了！『馬猴子』來了！」村子裡的八路軍戰士和鄉親們聽到暗號後，互相掩護轉移。 因為劉秀英及時報信兒，日偽軍「掃蕩」撲了空。氣急敗壞的敵人將她殘忍地吊在村口的大樹上，用鐵條瘋狂抽打她，逼問八路軍下落。劉秀英緊咬牙關，始終未吐露半字。後來在村民的幫助下，劉秀英僥倖生還，卻落下一身的病。不久，更深的痛楚接踵而至——她的丈夫在一次反「掃蕩」中壯烈犧牲。酷刑摧殘了她的身體，卻未能碾碎她那一身硬骨頭！「我母親這個人啊，就是個普通的農村婦女，可心裡頭敞亮得很，骨頭那叫一個硬！」李自亞說。 未竟的遺願與永恆的守護 李運昌曾送給劉秀英一盞馬燈、一個銅盆、一個鐵鞍子，胡英也送給劉秀英一枚印章。1989年3月7日，李運昌身邊工作人員周樹華代筆寫給劉秀英一封感謝信。這幾件浸染著硝煙與深情的珍貴信物成了李自亞的傳家寶，至今還妥善保存。 「那時候母親負責傳遞組織信件和情報。」拿起那枚小巧卻沉甸甸的印章，李自亞解釋道，「為了保密和驗證身份，經她手的信件，都會蓋上這枚印章。印章上刻有『樹榮』二字，『樹榮』是母親的化名，這在當時叫『印信驗證』。」這枚小小的印章，是魯家峪抗日根據地秘密信件的通行證。 「我母親去世前，心裡頭還揣著個事兒放不下。她總想著找到當年藏耿營長的那個山洞，想立個記號，讓後人知道，咱老一輩兒人當年是怎麼豁出命去護著八路軍的……」母親這個臨終囑託，成了李自亞心中最深的牽掛。 2011年，李自亞退休後，總想為家鄉做點事。他跟老伴兒商量後，老伴兒非常支持。老兩口回到龍寶峪村老家，李自亞自願到魯家峪陳列館成為了一名志願者。他和另一名志願者劉超致力於魯家峪抗日戰爭史料的收集與宣傳。 如今，在魯家峪陳列館裡，他們一遍遍講述著那段崢嶸歲月的感人故事…… 【今日魯家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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