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 書寫美麗西藏新篇章」——習近平總書記率中央代表團出席西藏自治區成立六十周年慶祝活動紀實
2026-02-10 04:00 4,624次浏览杭州8月8日電(林波)「街頭小販頭頂著成堆的商品穿梭在車流中，Tecno的商店、China Mall的燈火……中非合作早已滲透進這片土地的毛細血管。」浙江大學在讀博士生李璐欣在「西非實踐筆記」中寫道——這些畫面讓她明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改變了無數普通人的生活。 李璐欣的這段感悟，是中國高校學子暑期走出國門、觸摸真實世界的深刻縮影。 近日，一支來自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的實踐團跨越一萬兩千多公裡，深入西非加納與奈及利亞，走進大學課堂、參訪中資企業、體驗當地文化，用腳步丈量這片充滿活力的土地，也用專業視角觀察中非合作的脈搏。 近日，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實踐團與非洲師生合影。 (浙江大學供圖) 超越「原始想像」：青年視野在碰撞中「校準」 出發前，「原始而神秘」是不少學子對非洲的模糊想像。 浙江大學碩士生洪啟航坦言心中曾充滿忐忑，但降落在加納首都阿克拉後，顧慮迅速被熱情擊碎。 獨立廣場偶遇當地電視臺記者，受邀觀看加納小姐選美；加納大學孔子學院裡座無虛席的漢語課堂、剪窗花時非洲同學眼中的光亮……這些細節在重塑著洪啟航的認知——「膚色不同，笑容相似」。 臨別時，他將印著中文「飯搭子」的可樂送給當地記者，收穫了跨越大陸的情誼。他說：「面紗褪去，非洲未失神秘，反而賦予了『和而不同』的文明互鑑更多『血肉』。」 浙江大學碩士生何城楷則敏銳捕捉到阿克拉的複雜肌理：擁堵的「Tro-Tro」小巴與網約車並行，頭頂貨物穿梭車流的小販與別墅區共存。 最讓何城楷印象深刻的是當地人對足球的熱情：「足球運動無處不在。」而打動他的是當地人的樂觀與堅韌，「從街頭小販到自習室裡的學子，都讓我深刻體會到這裡的堅韌、包容和希望。走出去本身，就是破除刻板印象、建立立體認知的必修課。」 近日，實踐團成員用鏡頭記錄隨處可見的足球少年。 (浙江大學供圖) 穿透「知識時差」：學術合作在對話中重構 對於浙江大學在讀博士生夏藝文而言，此行是一次深刻的「被看見」之旅。她敏銳地察覺了「知識的時間差」帶來的張力：西方文獻中的概念未必適用於非洲土壤，而非洲學者關切的「經濟自主性」等議題，又促使中國學子反觀自身學術訓練的盲區。 「這種差異不是隔閡，而是合作真正的起點。」她認為，中非高校合作不應止於項目堆砌，而應置於「全球南方知識建構」語境下，展開「互為主體、共建共生」的知識協商。 夏藝文的思考，也是加納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王吉民近年來在呼籲的。 王吉民表示，近年來非洲青年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中國文化表現出高度興趣，但仍缺乏平等、有效、真實交流的載體與渠道，「面對非洲青年對中國的興趣，我們需要提供的不是一種『標準答案』。現在的問題不是缺乏信息，而是缺乏面對面對話、缺乏走出屏幕與資料的真實交流。」 他呼籲更多中國青年學者走出熟悉的理論體系和「文字」課堂，深入非洲社會一線，在實地調研與真實互動中重構跨文化理解的邏輯與方式，「對於國內的青年學者們來說，走出來，永遠比遠程想像中的學術研究更有力。」 近日，實踐團成員走進當地電視臺。 (浙江大學供圖) 超越「單邊輸出」：高校教育在互鑑中升華 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動跨文化交流與實踐學習成為中國高校在「育人」路上的重點之一。 在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袁松看來，通過「走出去」感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治理邏輯、市場結構和社會互動，師生可以發現教學內容與現實需求之間的差距，進而推動課程改革與實踐教學創新，提高人才培養的實用性和前瞻性。 「當袁松教授介紹浙江大學經濟學院MPCE項目時，奈及利亞青年Petra眼中閃爍的不僅是留學意向，更有對發展知識體系重構的渴望。」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團委副書記沈豔表示，在看到當地青年把去中國學習深造作為一個理想時，她的內心很受觸動，「在非洲青年認知中，中國經驗提供了一種『去依附性現代化』的參照，他們正通過中國視角，拓展『發展即自由』的內涵。」 如今，沈豔也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非洲青年選擇來到中國學習、工作和生活。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王義中將這趟「走出去」的課程視為一堂鮮活的「大課」。他認為，培養具有「大問題意識」和「世界眼光」的新時代經濟學人，絕非紙上談兵，「當青年真正踏入異國土地，與西非同齡人『真誠對話未來』，才能讓『經世濟民』的情懷和『中國特色經濟學家精神』從理念沉澱為血脈中的『方向感』。」 浙江大學並非中國高校走向廣闊世界的個案。在全球化時代，如何有效連結全球、培養具有國際勝任力的人才，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共同課題。(完)
黃昱寧 一 今年電影院的最新現狀似乎是一年只能保證熱鬧兩季——春節檔加暑期檔，堪稱冬蟲夏草。這兩季都是舉家娛樂團建的黃金時間，所以研究有效的以「合家歡」為導向的內容製作策略，大約是電影主創們如今最關心的問題。 沒有想到的是，我居然在一部貌不驚人的動畫片的放映現場，依稀看到了最符合「合家歡」定義的畫面——自始至終，我都能清晰地聽到身邊來自各年齡段的笑聲；而我自己，也不像十年前陪著我那正值學齡的女兒看電影那樣三心二意。記憶中，上一部「合家歡」我沒捨得看手機的電影，還得追溯到《瘋狂動物城》。 這部動畫片是《浪浪山小妖怪》。 說《浪浪山小妖怪》「貌不驚人」，是因為如今在大銀幕上放映類似的二維動畫片並不多見——它顯然並不是那種視覺屬性特別銳利的作品。景物是水墨的，人物是國漫的，整體畫風在兩者的交融與彌合上下了不少功夫，走的是一條在古與今、中與西、風格化與大眾化之間的平衡之道。 展現在觀眾眼前的，是復古的筆觸(不妨看看勾勒小豬妖臉上那幾根毛的國畫手勢)，是乾淨的色調。它不炫不酷不新潮，更不是那種每一個特效都能讓你看出花了多少錢的作品。大多數時候，當我那早就習慣於三維的眼睛，看到這些輕的，柔的，緩的，鈍的——因而別具格調的線條時，會暗暗驚訝於編導的自信：在這樣一個時代裡，他們仍然相信視覺的返璞歸真，並且相信一個故事的魅力，首先來自故事本身。 小妖怪並非從天而降。 兩年前，八集動畫短片「中國奇譚」上線的時候，我曾經看過，但留下最深記憶的是其中脫胎於《陽羨鵝籠》的《鵝鵝鵝》，對當時成為小爆款的《小妖怪的夏天》，只有個大概的印象。如今回過頭重看，20分鐘的《小妖怪的夏天》，給大電影的情節框架和人物塑形提供了一個借勢而上的緩坡，但上坡之後的成品是一個嶄新的、更適合大銀幕呈現的故事。這個過程不可能沒有擴大市場容量、覆蓋全年齡段的考量——但好在，看到最後，我還是可以確定，大銀幕上的小妖怪，還保留著「那個夏天」的精神內核。 二 《小妖怪的夏天》最有意思的一點，是從小豬妖的視角，將《西遊記》的攔截取經/吃唐僧肉，變形成了一個職場菜鳥連一口湯都很難分到的S+大項目。小豬妖是好不容易擠進「浪浪山大王洞」體制內的打工人，但同時又總是抱有疏離而清醒的旁觀者心態，對浪浪山心猿意馬，總是問自己「是不是該出去闖一闖」，同時又對那個「大項目」的終極意義懷著淡淡的疑慮。 短片結尾處，自始至終沒露過正臉的取經隊伍的影子從「躺平」的小豬妖身邊掃蕩而過，孫悟空的火眼金睛明察秋毫，給小妖留了一條性命，也給這個故事留下了寬闊的空間。 大電影該怎麼把這個故事續下去？編導選擇從兩個方向發力。首先，讓現實的部分更現實。小豬妖的出走不是為了「詩和遠方」，而是在遭到職場甩鍋之後的絕地反彈，如此逼真的現實感，是讓「合家歡」的買單者——在職場上嘗盡酸甜苦辣的爸爸媽媽——產生共情的第一步。 究竟如何「絕地反彈」？小豬妖用的是逆向思維。既然吃不到唐僧肉，那就自己招募人馬搭一個草臺班子，自組取經隊伍上西天。到了這一步，就牽涉編導選擇的第二個方向：讓《西遊》的部分更「西遊」。從《西遊記》的文本富礦裡，挖掘出撐起整部《浪浪山小妖怪》的高潮戲碼：原著第六十五回「妖邪假設小雷音，四眾皆遭大厄難」。 於是，假取經人趕在真取經人之前，走進了假雷音寺，揭開一場攻防轉換的遊戲——老實說，看到這一幕時，我終於對這個故事的完成度，放下心來。在西遊宇宙裡，這是原著重頭戲的巧妙延伸；在職場上，這是力量懸殊的、「低仿」與「高仿」項目的遭遇戰；在電影院裡，這是最可能引發「合家歡」觀眾們小聲討論的辯證法： 「哪個真，哪個假？為何真，為何假？何為真，何為假？」 三 這就是合家歡電影最要緊的特質：讓全家人在一個好故事裡各取所需。同一片山，同一片水，不同的年齡看到不同的景深。小朋友看得見熱鬧，大朋友看得出門道。看完電影，我在網上刷到一句大朋友的話：又在電影院泣不成聲，被小朋友看到好丟人。 我可以猜想大朋友會在哪裡泣不成聲。 是小豬妖用身體上的鬃毛狠命擦鍋，卻被大王一句話追殺的瞬間嗎？是被草臺班子甲方逼出無數廢稿，又不得不為一袋米折腰的乙方公雞畫師嗎？是話癆黃鼠狼被剝奪了話癆的權力，只能窩窩囊囊地扮演僅有兩句臺詞的沙僧嗎？是一路上都捨不得體制內身份，執念於功利主義的蛤蟆精，在最後一刻做出了相反的選擇嗎？還是那頭又抑鬱又社恐，直到懸崖邊上才把「齊天大聖」說對的大猩猩？又或者，是小妖怪回家探親，看望一心惦記著他喝不喝水的母親，以及躺在病床上也要傳授成功秘笈的父親？ 故事與受眾建立的情感聯結，往往就是在這些不經意的「破防」瞬間——你以為是陪孩子娛樂，實際上是孩子陪伴你重溫人生中那些辛酸的、艱難的甚或尷尬的時刻。你臉上掛著一抹笑，在黑暗的影院裡拭去心裡的一滴淚。 四 還有不少經得起反芻的細節，都表達得簡潔而巧妙。比方說，儘管與小雷音寺的高仿大廠相比只能算低仿項目，可是與他們自身的起點相比，小豬妖搭建的草臺班子還是取得了跨越式的、充滿喜劇感的進步。 饒有意味的是，這個團隊「仿製水平」的進階，首先是通過「說書人」對「取經人」故事的傳播來促成的。也就是說，那一支欽定神授的精英隊伍的形象，通過「故事」的媒介，經過層層轉述，為這個「草臺班子」提供了虛構的模板。 最終是什麼，給這些「無名之輩」放下名利、捨生忘死的勇氣？是什麼給了他們不惜「打回原形」也要「立地成佛」的責任感？並不是真實呈現在眼前的榜樣，也不是現實本身，而是一個好故事的感召力，是所到之處其他小妖的膜拜，是父老鄉親的信任與希望，是「童男童女」渴望得到拯救的眼睛。 你本不是英雄，如果大家都認定你是，你就可以是，也必須是。 因此，在《哪吒》裡被重點渲染的主題「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實也潛伏在《浪浪山小妖怪》的血液中。但無論是逆天改命的信心構建，還是逐漸代入英雄形象的過程，都被表達得更柔軟，更羞澀，更卑微，也更溫暖——對於所謂「英雄」與「成功」的定義，也處理得更寬厚更深邃。這一點與這部片子的總體畫風，與那些氤氳在浪浪山的水墨氣韻，閃爍在小雷音寺的絢爛光環，都是高度一致的。 五 故事行將結尾之際，我一直在猜想，正牌取經隊伍的形象，究竟會不會出現在鏡頭中？抑或是會像《中國奇譚·小妖怪的夏天》那樣，只給他們一個曖昧不明的輪廓？出現與不出現，在故事基調上會有微妙的差異：前者明亮，後者多少會籠上一層或淺灰或暗黑的色調。它關乎一個隱匿在文本中的問題：無名之輩們的殊死搏鬥，是不是僅僅為了成全如來佛私人訂製的精英表演？ 我無意在本文揭開這個懸念，它適合在你走進影院以後自己來體會。我只想說，《浪浪山小妖怪》最終選擇了一個聰明的方式，既保留了「正牌軍」的神秘感與兩重性，也給高視角的孫悟空賦予了悲憫之心與共情之力。這一點不僅與《小妖怪的夏天》一脈相承，而且戳中了從五歲到50歲的中國人的精神共同體。 真正的得道成佛，是用無名而凡俗的身軀，成就非凡的英雄壯舉——哪怕只存乎想像——這是兩個小時的觀影過程中，編導力圖傳遞給觀眾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找到了合家歡電影的最大公約數：好電影是鏡子，每個人都可以在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作者為作家、翻譯家，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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