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輕紡城新開通駛往中亞跨境班列
2026-02-10 19:59 5,497次浏览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上海就是我的偶像。年輕時，她是一位戀人；父母離世後，上海就像我的父母。」8月13日下午，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孫甘露在上海書展東方閱讀盛典上說。伴著書香，他與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圍繞「寫作與上海」展開對談，剖析這座城市與文學創作的深厚聯結。談及上海在自己生命中的特殊分量，孫甘露坦言自己從未長時間離開過上海，「最多也就出差旅遊，沒有超過15天。」在他看來，上海的邊界仿佛就是世界的邊界，這座城市的多元與包容，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談及個人品質與上海的關聯，孫甘露認為自己身上較強的忍耐力，恰是上海人迷人的特質之一。「以前，有些影視作品會調侃一下上海人的一些性格特徵，但是上海人總是看完之後一笑而過，這就是一種忍耐力。」孫甘露說。這種在城市生活中磨礪出的韌性，不僅體現在日常處世中，更滲透到他的文字創作裡，讓其作品在細膩中透著堅韌。創作歷程中，孫甘露曾有過放棄寫作的念頭。他坦言，寫作對自己這類自認「沒才華」的人而言並非易事，需要特殊的堅持與天賦。上海這座城市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素材，早年隨軍人父親在上海郊區生活的經歷，以及後來做郵遞員時接觸到的各行各業人群和多樣生活場景，都成為他筆下故事的源頭。他認為，小說創作並非對現實的精準復刻，而是通過文字激發讀者的想像，需在真實基礎上進行藝術虛構，而當下影視和文學中出現的群像式表達，值得深入研究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動因。孫甘露分享了自己的生活細節，稱做郵遞員的經歷塑造了他對城市的認知，即便後來身份轉變，內心本質仍未改變。他偏愛藍色和綠色，日常穿搭常是內穿T恤、外搭襯衫，這些看似瑣碎的個人偏好，也折射出他與上海這座城市低調而多元的氣質相契合。在他看來，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刻是父母健在之時，最痛心的則是父母離世，這些私人化的情感體驗，也融入了他對上海這座城市的複雜情感書寫中。毛尖從文學研究與創作的角度補充了對上海的觀察。她認為，上海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既能承載宏大敘事，又充滿市井煙火氣，這種雙重特質為寫作者提供了廣闊的表達空間。許多作家在書寫上海時，都會不自覺地將個人記憶與城市肌理交織，讓作品呈現出獨特的時代印記。對談中，兩人還談及文化現象與創作環境。孫甘露認為，文化發展如鐘擺般在不同風格間擺動，無須過度憂慮其走向；他不擔心短視頻對長內容的衝擊，自己也會看短視頻，認為其中不乏有趣的表達。他還提出，優秀的作家和演員往往具有雌雄同體的特質，這種特質能讓他們更敏銳地捕捉人性的複雜面。半個小時的對談中，孫甘露與毛尖以各自的視角解讀著上海與寫作的關係，他們的分享讓現場觀眾感受到，上海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城市，更是文學創作中鮮活的精神符號，始終滋養著與它共生的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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