瀾滄江上遊扎曲河網狀水系映現高原生態之美
2026-02-10 23:42 2,371次浏览杭州8月11日電(曹丹)一部二維動畫電影能走多遠？《浪浪山小妖怪》給出了答案。 據貓眼專業版數據顯示，截至11日19時，動畫電影《浪浪山小妖怪》累計票房已突破6億元，刷新中國影史國產二維動畫電影票房紀錄。 作為動畫短片《中國奇譚》之《小妖怪的夏天》衍生出的首部院線動畫電影，《浪浪山小妖怪》由原班主創團隊精心打造，於8月2日正式上映。影片講述了小豬妖、蛤蟆精、黃鼠狼精、猩猩怪組成「草根取經團」後，踏上西行冒險之旅的故事。 與電影同步亮相的，還有浙江省博物館推出的《浪浪山小妖怪》主題展。作為中國動畫電影與國家一級博物館合作的首個案例，該展覽打破了傳統的「展陳+售賣」模式，通過沉浸式體驗重構了國漫與公眾的對話方式。 8月9日，遊客在《浪浪山小妖怪》主題展內拍照留念。曹丹 攝 走進展廳，浪浪山小豬妖住所、雙狗洞等場景被真實還原，觀眾不僅能重溫小豬妖離開浪浪山、「拼好團」西天取經的故事，還能通過「擊鼓打小妖」「決戰黃眉怪」等互動遊戲，從故事「圍觀者」變為「參與者」。 展覽相關負責人李雲傑表示：「我們從科技裝置實體互動切入，引導觀眾『走進』浪浪山。」 展牆上的創作歷程揭示著主創們的心血，彩筆繪圖區吸引著親子家庭駐足流連，投影互動更是讓觀眾直呼「次元壁破了」。在李雲傑看來，這種「劇情+體驗」的模式，正是讓二維動畫電影「破圈」的關鍵。 8月9日，遊客在《浪浪山小妖怪》主題展內體驗「擊鼓打小妖」項目。曹丹 攝 與此同時，動畫電影火爆的背後，是一群國漫人的「抱團取暖」。 李雲傑團隊所在的浙江杭州西湖區藝創小鎮，聚集了大量動漫、遊戲從業者。「像是參與《哪吒2》《蘇東坡》等動漫製作的浙江花果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主創人員，或是園區內的各類動畫媒體及科技公司，我們之間會經常串門交流，碰撞創意。」他笑稱，從獨立動畫到工業化團隊集群，這種自發形成的「IP互助社群」，正成為動漫行業創新的土壤。 「技術共享、熱點共研已成為常態。」李雲傑透露，中國IP的發展需要多個領域的從業者交叉互助。 如今，《浪浪山小妖怪》系列玩偶深受消費者追捧、聯名咖啡飲品憑藉「秋天的第一杯聯名」概念火爆市場……目前，《浪浪山小妖怪》已官宣及落地的對外合作項目超過30個，涵蓋汽車出行、餐飲茶飲、卡牌潮玩等多個領域，形成了全方位「包圍」消費者的商業布局。 這種打破領域壁壘的協作，恰似電影中「拼好團」的隱喻——單打獨鬥難成氣候，眾行者方能致遠。 8月9日，遊客在《浪浪山小妖怪》主題展內體驗彩筆繪圖。曹丹 攝 在中國美術學院動畫與遊戲學院副院長宣學君看來，《浪浪山小妖怪》的成功絕非偶然，「從短片到電影、從線上到線下，這種全產業鏈的協同創新，正是中國動畫產業走向成熟的標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將《西遊記》的經典符號轉化為當代青年共鳴的成長敘事，而博物館展覽又讓虛擬IP具象化為可觸摸的文化體驗。」宣學君強調，這種「傳統現代化、虛擬實境化」的雙向轉化，為傳統文化創新傳播提供了範本。 此外，宣學君認為《浪浪山小妖怪》釋放了積極信號：「二維動畫未必遜色於三維，關鍵是用好當代美學的話語體系。只要堅持『內容為本、跨界賦能』，中國動畫完全能在全球視野中建立自己的坐標系。」 談及未來，李雲傑及其團隊的願景很樸實：「把中國IP打磨得更精細，比如在互動體驗中強化反饋的即時性與沉浸感；再將這種模式推廣到更多城市，讓更多孩子與藝術相擁。」(完)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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