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前沿洞察：田茂華公益實踐扛起「先行者」使命擔當
2026-02-08 07:19 4,982次浏览香港8月8日電 題：「英雄含笑臥沙場」：香港抗戰老兵後人追述父輩血戰往昔 記者 戴夢嵐 一篇題為《英雄含笑臥沙場》的作文，曾被作為範文貼在香港香島中學牆壁上。文章的作者是抗戰勝利後回港求學的東江縱隊戰士吳柏松，文內記錄了他親歷的一場突圍戰。 那次戰鬥中，吳柏松所在的中隊被日軍包圍，一顆子彈擊中他身旁的中隊指導員，鮮血和腦漿噴濺到吳柏松身上。面對壓上來的敵人，吳柏松振臂高呼：「為指導員報仇！」他發起衝鋒，帶領幾十名戰士脫險。這場戰鬥後，吳柏松被任命為新的指導員。 近日，吳柏松之子、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接受記者專訪，回憶起父輩的血戰往昔，他仍為東江縱隊戰士們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動容。吳軍捷表示，「我父親說『大家都是苦孩子，打仗時沒人把生死看得太重』。用他指導員的話講，『抗擊日寇，死了血都會發光！』」 7月24日，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接受記者專訪。 記者 李志華 攝 除了與日軍作戰，東江縱隊還承擔過營救盟軍的任務。日軍佔領香港期間，曾強佔啟德機場作為空軍基地。1944年2月11日，美國「飛虎隊」飛行員克爾中尉駕駛戰機轟炸此處時，不幸被日軍擊中，他跳傘後降落在香港沙田觀音山。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小通訊員李石第一時間發現了他，並把他藏在一個山洞裡。之後，戰鬥英雄「劉黑仔」(原名劉錦進)等人護送克爾轉移，最終把他安全送到東江縱隊司令部。克爾回到廣西桂林後，向陳納德將軍報告獲救經過，促成美軍與東江縱隊合作。 幾十年後，這段歷史的餘音仍在迴響。克爾的兒子大衛來到中國，尋找父親當年的救命恩人。通過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網站，大衛聯繫上吳軍捷，表達了希望重走營救路線的願望。 吳軍捷等東江縱隊戰士後代陪大衛前往，幾經周折終於找到那個山洞，大衛和家人在山洞裡駐足良久。他們還找到了李石，克爾口中那位「可愛的男孩」已年近九旬，住在老人院，病重不能說話。大衛和李石握手，兩人都流下了眼淚。 7月24日，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展示克爾中尉之子大衛贈送的克爾中尉在「飛虎隊」工作期間的軍裝。 記者 李志華 攝 為了填補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空白，吳軍捷2015年發起成立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研究會甫一成立，就在抗戰時期的戰場——啟德機場附近的觀塘海濱公園策劃了一場大型展覽，最受關注的展品是一架按1:1比例還原的「飛虎隊」P-40戰鬥機模型。通過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講述抗戰歷史，展覽吸引數萬人次市民參觀。 吳軍捷說，香港淪陷期間，人口從約160萬銳減至60萬左右，除了被殺害的民眾，還有大量逃難的市民。英軍投降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堅持敵後武裝作戰，與盟軍展開合作，沉重打擊日本侵略者。「香港抗戰史是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素材。」 2015年11月，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主辦的「飛虎歸來·維港記憶」香港抗戰歷史展在觀塘海濱公園舉行。圖為學生參觀按1:1比例仿製的「飛虎隊」P-40戰鬥機模型。 (受訪者供圖) 近年來，吳軍捷還不遺餘力推動香港抗戰遺址保護工作。他介紹，目前香港的東江縱隊抗戰遺址至少有二三十處，希望社會各界未來逐步推進保護與活化利用這些遺蹟，讓今天的年輕人在歷史現場感受80多年前那群熱血青年的戰鬥脈搏，更好理解香港抗戰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完)
北京8月13日電 (記者 應妮)如何看待醫學的理性與非理性？為何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卻容易引發健康焦慮？「當醫學遇見『非理性』」——「醫學文化史」系列新書分享會暨跨學科對話日前在京舉行，來自醫學界和文化界的知名專家、作家進行了深入探討。 對話會現場。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孔令燕介紹，「醫學文化史」系列源自英國著名醫學史家、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中心榮譽教授羅傑·庫特的宏大構想，由全球五十五位頂尖學者耗時八年撰寫，是首次系統梳理醫學文化史的開創性著作。202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該系列，歷經五年翻譯與編輯，現已出版《醫學文化史：古代卷》《醫學文化史：中世紀卷》《醫學文化史：文藝復興卷》《醫學文化史：啟蒙時代卷》四冊，後兩冊《醫學文化史：帝國時代卷》《醫學文化史：現代卷》將於近期面世。 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醫學文化史」系列譯叢主編張大慶指出，20世紀60年代「病人權力運動」催生了醫學史研究的重大轉向：從醫生主導的「自上而下」專業史研究，發展為融合患者視角的「自下而上」文化史研究。這一轉變使得普通人的醫療體驗和健康觀念進入學術視野，醫學史研究不再僅是醫學專業人士的領域，更多人文學者開始參與其中。面對醫學與文化的雙重複雜性，該叢書突破傳統通史體例，創造性採用環境、食物、疾病、經驗等八個主題貫穿各卷，全面涵蓋醫療健康領域的核心議題。該書價值在於揭示了醫學發展始終與文化演進緊密交織，通過呈現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疾病的理解和治療實踐，幫助讀者認識到現代醫學觀念的歷史相對性，從而更理性地看待當代醫學的成就與局限。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從文學視角解讀醫學的文化屬性，認為醫學從來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涉及人對身體和生命的自我想像，「即使今天，我們的身體也並非完全交給理性和醫學」。面對現代醫學的局限性，他提出自己的理解：醫學始終面臨「可怕的絕對」，即某些疾病無法治癒、生命必然終結的終極命題。這使得醫學註定無法完全理性化，必須保留對非理性維度的包容。他認為「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的價值正在於呈現這種張力：既包含有趣的「無用知識」，展示古人「奇怪」的治療方法，更以此為認知鏡鑑，幫助我們理解醫學發展的文化語境。他倡導寬容的醫學觀，即現代人應當接納理性治療與傳統經驗的共存，這種開放態度，恰恰體現了對醫學文化本質的深刻把握——它永遠是人類認識自我、應對生死這一永恆命題的文化實踐。 「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書影。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石川引用特魯多醫生墓志銘「醫學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強調醫生需破除「萬能幻覺」，既要保持悲憫之心又要接受醫學的局限性。「例如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精神疾病而言，醫學更多是在尋求最佳管理方案而非徹底治癒。」他還從臨床實踐出發，分享了精神醫學發展中的文化啟示，重點剖析了精神醫學的特殊性——從希波克拉底的"黑膽汁"理論到中世紀的"驅魔"實踐，精神疾病認知始終與文化觀念緊密交織。 在對話中，張大慶還指出，當代醫學面臨一個顯著悖論：隨著檢測技術日益精密，人們發現的「異常指標」越來越多，但真正的健康感受卻可能不升反降。他以甲狀腺結節為例，現代儀器的高敏感性使得幾乎人人都有結節，但這種過度診斷反而可能引發健康焦慮，形成「健康主義悖論」——越是追求絕對健康，越容易陷入對健康的持續擔憂中。 這一現象背後是深刻的文化變遷。李敬澤指出，現代社會塑造了一種「絕對健康」的幻象，將健康異化為對各項指標的機械追求。「當人們用這種完美主義標準審視自身時，反而會陷入持續的不健康感。」他認為這種現象在臨床上表現為「疑病症」的增多，以及患者症狀描述的日益複雜化——文化水平越高、表達能力越強的患者，其症狀主訴往往越豐富多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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