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藝術發展促進會等三機構落地西安鹿野苑共繪文旅新圖景
2025-11-25 12:49 3,416次浏览「小山整把濟南圍了個圈兒，只有北邊缺著點口兒。」老舍筆下的老城濟南，坐臥於重疊的群山間，宛若被放在搖籃裡。在「籃邊」連綿的山脈中，有一座山格外特殊，它透著一股英雄氣。 航拍濟南英雄山。濟南革命烈士陵園供圖 這座山距離濟南老城南門約四華裡，曾得名「四裡山」，如今，人們更習慣稱它為「英雄山」。這一轉變要從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首次視察濟南說起。 翻開1952年的歷史檔案，山東省委黨史研究院研究二處一級主任科員周春燕介紹道，這一年10月26日，毛澤東主席乘專列到濟南視察，同中共中央山東分局負責同志談話，聽取山東工農業生產和發展地方工業等情況的匯報。第二天(27日)，主席登臨濟南市南郊四裡山憑弔黃祖炎烈士。 1952年，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在英雄山上向毛澤東主席匯報工作。官方部門供圖 黃祖炎是江西省南康縣人，上世紀30年代曾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任文書科長，以秘書身份協助主席工作，與主席結下深厚情誼。之後他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徵，並在全民族抗戰爆發後，從延安南下參加新四軍。 1948年，黃祖炎被調到渤海軍區負責政治部工作。1951年，時任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黃祖炎，在出席軍區某會議時遭反革命分子槍擊，不幸犧牲，年僅43歲。 「祖炎是個好同志，對黨忠誠，辦事認真，能文能武。他跑完了艱苦的長徵路，經過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沒有倒下，卻遭反革命分子槍殺。我們必須嚴防反革命分子的報復，切不可疏忽大意，認為天下太平無事。」毛澤東在憑弔黃祖炎烈士時表示。 「毛主席對黃祖炎被刺殺事件非常重視，在一個月時間內，先後作過三次批示。」周春燕說，登山時，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也向主席介紹到山上還埋著解放濟南戰役中犧牲的部分烈士，並準備把其他地方烈士墓也遷移過來，建一個烈士陵園。 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烈士墓區。濟南市市中區融媒體中心供圖 毛澤東聽後感慨說：「好啊，真是青山處處埋忠骨，有這麼多的英烈長眠在這裡，四裡山就成英雄山了。」 一句飽含深情的話，讓這片埋葬著英魂忠骨的山脈，自此有了一個盪氣迴腸的名字——英雄山。 濟南英雄山。李鋒 攝 16年後，革命烈士紀念塔落成。毛澤東在1949年親筆題寫的「革命烈士紀念塔」七個金字，鐫刻在英雄山巔的紀念塔上。 革命烈士紀念塔。濟南革命烈士陵園供圖 現在，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烈士墓區安葬革命烈士1900餘名，大多數為濟南戰役犧牲烈士，抗日英烈有30餘名。中共一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山東黨組織的創建者和早期領導者王盡美、鄧恩銘，原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劉謙初等革命烈士均長眠於此。 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烈士墓區。濟南市市中區融媒體中心供圖 據濟南革命烈士陵園烈士褒揚和史料編纂部主任周光濤介紹，在陵園安葬的抗日英雄中，武跡滄、汪洋、韓明柱、黃驊等人的事跡為人們所熟知。其中，武跡滄是濟南人，與兩個弟弟武中奇、武思平，被後人傳頌為「武氏三傑」。 據史料記載，1937年，日軍侵佔濟南後，武跡滄奉命留濟搜集日軍情報，籌措抗日經費和物資，從事黨的聯絡工作。1938年初，武跡滄和兩個弟弟共同參加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成為地下黨組織工作的中堅力量。同年，武跡滄被派往膠東區黨委統戰部工作；1939年3月，他在與日軍戰鬥中英勇犧牲。 武跡滄烈士之墓。濟南革命烈士陵園供圖 英雄山上，聳起一座座豐碑，無聲訴說著那些浴血奮戰、浩氣長存的革命故事。 令人痛心的是，許多烈士為革命英勇獻身後，因戰事吃緊，被就地掩埋，捧土為墓，削木為碑，沒能留下姓名。他們的墓碑長期安放在陵園，但沒有標識身份。 「陵園內還有無名烈士600多名。從2021年起，我們不斷在幫他們尋找『回家的路』。」周光濤說，他們專門成立濟南革命烈士尋親中心，組建尋親工作專班，運用DNA鑑定比對技術為無名烈士尋親。截至目前，中心共開展20次實地尋訪，行程近10萬公裡，已為250名在濟南戰役中犧牲的無名烈士成功找到親人，讓無名烈士變成有名英雄。 在接受記者採訪的當天，周光濤和同事們仍在為無名烈士尋親奔走。 今年6月，濟南市退役軍人事務局第二十次為濟南戰役無名烈士實地尋親。濟南革命烈士陵園供圖 盛夏時節，英雄山更顯巍峨蒼翠，層層疊疊的綠浪環繞著英雄的豐碑，民眾絡繹不絕地拾級而上，緬懷先烈。這座山承載的紅色記憶，已深深嵌入城市肌理。 立於山頂，俯瞰山下，入目皆是孩童奔跑歡笑、老人休閒健身的身影。這平安盛世，如革命先輩們所願。 作者：趙曉 編輯：梁靜 審校：魏園 責編：宋方燦 (微信公眾號)
默達 最近，在深圳華強北的電子市場裡，出現了一群代送外賣的「小孩哥」「小孩姐」。趕時間、不熟路的外賣員掃碼支付2元錢，就可以請他們幫自己送上樓。 初次看到這則新聞，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還不錯」。配送的最後100米一直是個難題，高樓大廈複雜的環境、等電梯、過門禁帶來的重重阻隔，讓消費者和外賣員都挺心累。通過代送外賣，孩子們賺到了一筆零花錢，體驗了勞動的艱辛，鍛鍊了與人打交道的能力；父母本來還發愁孩子假期沒事幹、宅在家裡玩手機，正好帶著孩子體驗生活；外賣員也避免了超時被扣錢。 也有人關注到背後的責任歸屬問題。孩子們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食品轉手後會不會被開封？還有人想得更遠——擔心有人將孩子們的「職業體驗」變成僱傭童工牟利。「出了事情，誰來負責任？」 支持和反對的聲音都有道理，法律層面的科普和提醒更是十分及時。但在這件事上，倒不必急著潑冷水。 首先，孩子代送外賣目前仍是個例。比如，多數「小孩哥」「小孩姐」的父母就在附近乃至樓上做生意，在這繁忙的街區「上躥下跳」或許就是生活日常。又比如，這門「生意」並非一兩天就能做起來的，一定程度上贏得了用戶和外賣員雙方的信任，其中也有父母陪同、熟人環境的支撐。忽略實際情況一味談追責，反而可能落空。 其次，完全規避風險並不現實。誰小時候沒有過幫父母下樓買醬油的經歷呢？為了「動之以利」，家長常常多給五角一元，讓孩子挑選喜歡的零食。從這個角度出發，代送外賣不過是將僱主變為了陌生人，將偶然行為變成了孩子自主搶單。風險確實增大了，但還沒到要動用法律和輿論去解決的程度。如今的外賣行業，對比幾年前，有食品安全封籤，有售後評價機制，消費者、騎手、商家、平臺之間形成了相對的平衡，這是市場調節的作用。若是孩子確實難以勝任，或是消費者和騎手都不放心，自然會從兩頭壓縮其運營空間，也就變相達到了控制風險的目的。 暑期如何帶娃，確實是當下困擾許多父母的難題——鎖在家裡，擔心孩子沉迷電子產品，遠離社會長不大；走出門去，又抱怨社會實踐太單調，照顧不及出危險；更令人發愁的是，部分孩子缺乏能動性，「幹啥都提不起興趣，只是聽安排」。如此看來，最近頻上熱搜的「能娃」們，無論是開闢跑腿新業務，還是在沙灘賣鏟子小桶賺到千元，又或是親自上陣擺攤炒飯、幫路人製作小雪人等，雖不提倡盲目模仿，但值得更多善意與肯定。 我們中的許多人，是讀著「外國小孩幫街區送牛奶」「成功家長獎勵孩子做家務」「企業家兒時賣報擦鞋」等教育雞湯長大的，如今，孩子們通過主動觀察生活，找到了新的商機，難道不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嗎？父母以及外賣員等相關人士，不妨為興奮奔跑的孩子們留出些安全空間，更好為他們的成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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