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姐姐帶娃，一首《強軍戰歌》搞定「暴哭」弟弟
2025-11-30 07:31 3,173次浏览馬尼拉8月14日電(記者 張興龍)「為『慰安婦』伸張正義！」「不要戰爭！」「為和平奮起！」……14日10時30分許，在菲律賓馬尼拉灣畔的羅哈斯大道，悶熱的空氣中迴蕩著此起彼伏的呼喊。 當天是世界「慰安婦」紀念日。菲律賓「慰安婦」權益保護組織「菲律賓祖母聯盟」和「為祖母獻花」的成員，以及部分受害者家屬在此舉行遊行示威，紀念逝去的「祖母」，並敦促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作出賠償。 在菲律賓，人們將二戰期間被強徵為「慰安婦」的受害者稱為「祖母」。 當地時間8月14日上午，菲律賓「慰安婦」權益保護組織的成員，以及部分受害者家屬在馬尼拉舉行遊行示威，敦促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並作出賠償。記者 張興龍 攝 「菲律賓祖母聯盟」協調人莎倫·席爾瓦介紹說，1942年至1945年日軍侵佔菲律賓期間，強徵約1000名當地婦女充當「慰安婦」，給她們造成了深重的身心創傷。「雖然戰爭早已結束，但對她們而言，傷痛卻從未真正停止。」 參加示威活動的伊莉莎白，是已故受害者埃斯特莉塔的女兒。1944年，年僅14歲的埃斯特莉塔被日軍強行綁走充當「慰安婦」，並飽受凌辱，她將這一秘密埋藏近半個世紀，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公開控訴自己的遭遇，並終其餘生奔走於尋求正義之路。去年11月，埃斯特莉塔辭世。伊莉莎白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一度哽咽，表示將接過母親的維權之棒，「繼續她未完成的遺願」。 莎倫說，根據她所在組織的統計，如今在世的菲律賓「慰安婦」受害者已屈指可數，她們可能直到去世也等不來道歉與賠償。更令人憤慨的是，日本政府不僅持續迴避這一問題，還百般阻撓她們及家屬的維權行動。 2017年12月，菲律賓政府曾在此次示威地點設立一座「慰安婦」紀念雕像。然而，因日本方面持續向菲方施壓，僅四個月後雕像即被拆除。儘管如此，人們依然會在原址旁獻花，以寄託哀思。 除了追尋正義，莎倫還呼籲菲律賓國會立法，將「慰安婦」歷史納入各級學校課程，讓後代了解並銘記這段歷史。青年示威者弗蘭·雷耶斯直言，無論在菲律賓還是其他亞洲國家，正義都遲遲未至。「作為年輕人，我們有責任動員並組織青年力量，讓受害者和她們的家屬獲得應有的公正。」 當地時間8月14日，菲律賓「慰安婦」權益保護組織的成員，以及部分受害者家屬在馬尼拉舉行遊行示威。圖為示威者們將已逝「慰安婦」的照片鋪陳在地面，每張照片旁都擺著鮮花。記者 張興龍 攝 面對近期菲日軍事合作加深，示威者們表達了嚴重擔憂。今年9月11日，菲日《互惠準入協定》將正式生效。莎倫認為，這「諷刺至極」，「菲律賓曾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如今卻要幫助日本軍隊更便利地進入我們的國家」。 活動尾聲，示威者們將已逝「祖母」的照片整齊鋪陳在地面，每張照片旁都擺著鮮花。莎倫說，講述「祖母」的故事，不只是為了紀念，更是為了提醒年輕人警惕戰爭的威脅，「讓歷史不再重演」。(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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