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區滅蚊噴有毒農藥？廣州疾控：消殺使用的殺蟲劑對人體安全
2025-12-03 07:13 7,698次浏览晉城8月13日電 題：太行山小鎮的「村晚」盛宴：從「一村一晚」到「全鎮共歡」 作者 楊佩佩 袁泉 35場演出、2000餘名民眾登臺、15萬餘人次線上圍觀、8萬餘人次線下捧場……一個多月以來，山西晉城高平市米山鎮舉辦的「禮讚山河鄉約盛夏」消夏「村晚」，如同一簇熱烈的火苗，在全鎮25個行政村次第點燃，用歌聲、舞姿與故事，繪就出一幅鄉村盛景。 「為什麼今年要辦『村晚』？」米山鎮黨委書記袁俊峰表示，「不能為了搞活動而搞活動，要讓文化真正走進村裡，走到老百姓身邊。」於是，一場「不設限」的文化狂歡，在米山鎮的鄉野間鋪展開來。 「禮讚山河 鄉約盛夏」消夏「村晚」，如同一簇熱烈的火苗，在米山鎮25個行政村次第點燃。 袁泉 攝 郭村村的古建戲臺前擠滿了踮腳張望的村民。市級文保單位相如宮對面的老戲臺，此刻成了最「潮」的舞臺。村裡人紛紛扮相，撐起一臺由傳統文藝節目組成的「村晚」。「這戲臺子多少年沒這麼熱鬧過了。」村民們的掌聲與喝彩聲此起彼伏。 侯家莊村的果園裡，村裡的副書記田希雅站在舞臺上直播：「家人們看過來。這是咱侯家莊的油桃，咬一口能甜到心裡。」舞臺旁，果農們捧著自家的果子，對著鏡頭笑得一臉自豪。「今年有了這『村晚』搭臺，咱也能當回『網紅』。」 米東村的街頭，小商販們早早支起了攤子。恰逢村裡趕廟會，村幹部索性把演出安排在大戲開唱前一天，吆喝著「歡迎來米東村趕大會」。村民們敲起鑼鼓，跳起舞，孩子們歡樂地穿梭在攤位間。「『村晚』結束後，村裡還連著唱了三天大戲，這日子過得比蜜甜。」 雲南村的村口，新建的足球場燈火通明。這個曾因「人少節目少」犯愁沒法辦「村晚」的小村莊，上演了一場特別的「運動村晚」。高平市足球協會的球隊在綠茵場上奔跑。中場休息時，村裡準備的文藝節目上場為比賽鼓勁兒，球員們還帶來體育用品送給村裡的孩子。 雲南村上演了一場特別的「運動村晚」。 袁泉 攝 從古建築到果園，從廟會街頭到足球場，米山鎮每個村都捧著自己的「寶貝」，在鄉野舞臺上綻放「各美其美」的光彩。「一村一晚」只是序幕。在米山鎮的規劃裡，這場文化盛宴要像漣漪一樣，從各村的「小舞臺」擴散到全鎮的「大狂歡」。 米山鎮宣傳委員趙麗華和米山鎮分管文化的副鎮長張嘉琦共同策劃的《米山鎮消夏「村晚」煥新創演季》方案：先讓每個村「動起來」，再讓片區「聯起來」，最後讓全鎮「熱起來」。 連日來，「片區村晚」接棒登場。米山鎮劃分為五個片區，各村挑出最精彩的節目，在特色場地聯辦演出。 在吳村村，村民們聽說要辦片區村晚，主動報名幫忙。「我們村本身就有濃厚的文化氛圍，自辦好幾臺晚會節目也不在話下。」吳村村黨支部書記鄭樹理說，「村晚」像一把鑰匙，打開了藏在鄉村街巷裡的文藝寶庫，那些平日裡埋頭過日子的村民，站上舞臺便成了發光的明星。 特邀嘉賓講述著非遺的傳承故事、立足崗位的堅守故事、紮根基層的奮鬥故事。 袁泉 攝 同時，在「片區村晚」中，鐵佛寺守護人王改英講述鐵佛寺的過往；高平秧歌傳承人牛秋枝一亮嗓子，那帶著泥土香的調子便漫開來；米山派出所的民輔警陳鵬輝、許晨鳴說起暴雨中救人時的心境……15名特邀嘉賓，講述著非遺的傳承故事、立足崗位的堅守故事、紮根基層的奮鬥故事。 為了讓村民喜歡，鎮裡成立專項工作組，協調資金、對接資源，但從不幹涉各村的創意；為了讓村民方便，晚會都安排在傍晚，不耽誤農忙；為了讓村民願意來，舞臺旁邊總會留出空位。袁俊峰的話，道出了這場文化盛宴的初心：「辦老百姓自己的晚會」。 「就像拉家常一樣，把米山的故事說出去。」袁俊峰說，節目可能不完美，但每一個都帶著米山的煙火氣。米山鎮的「村晚」不要複雜的串詞，就想通過村民的演繹，讓更多人看到米山鎮的歷史、風貌、活力和米山人的精氣神。(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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