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做好自由貿易試驗區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試點措施複製推廣工作的通知,複製推廣上海自貿試驗區77條試點措施,更大範圍釋放制度創新紅利。 上海自貿試驗區試製度、探新路,持續探索「從0到1」的制度突破,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提供了「自貿經驗」。 創新監管模式,建設航運樞紐 上海南港碼頭,一艘滾裝船穩穩停靠在岸邊,一批即將出口的電動汽車採用「徑予放行」模式有序駛入船艙。 「在此模式下,企業不用報關,通過填制徑予放行自主聲明,貨物即可直接進出洋山特殊綜合保稅區,大大提升了通關效率。」上海海關所屬洋山海關相關負責人介紹。 監管創新推動產地和市場「兩頭在外」的汽車保稅中轉業務快速發展。錨定全球航運樞紐建設,上海自貿試驗區優化國際中轉集拼運作模式,對境外啟運、洋山中轉、運往第三國的貨物免於檢驗,整體作業時間減少50%,帶動洋山港國際中轉集拼貨物比例從12.6%提升到18.6%,在全球貨櫃港口績效排名躍升首位。 上海海通國際汽車碼頭有限公司臨港碼頭運營部計劃調度科經理龔亮介紹:「今年上半年,約5.2萬輛保稅中轉汽車採用拼船出海,降低了物流成本。」 「上海港國際中轉集拼作業效率在全球港口行業保持領先,其中跨港區流程縮短至5天內。」上港物流拼箱服務(上海)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朱榮說,「憑藉模式創新、物流優化和成本控制,吸引了眾多國內外航運企業參與,未來將繼續推進國際中轉集拼業務數位化轉型。」 完善交易平臺,促進數據流動 促進和規範數據跨境流動、推進數位技術應用、擴大數據開放共享……上海率先探索實施高標準數字貿易規則。 走進位於浦東新區的上海數據交易所,「看不見又摸不著」的數據產品是企業討論的熱點。如何滿足企業更高精度的數據交易需求? 上海數據交易所副總經理李登高介紹,上海數據交易所通過建設跨境數據交易制度體系、搭建數據交易內生可信交付框架、發布數據交易所規則體系,逐步搭建起數據交易的「四梁八柱」。今年上半年,上海數據交易所交易金額超30億元,同比增長超50%。 數據跨境安全高效流動,關乎企業國際化的步伐。 在臨港新片區數據跨境服務中心的電子大屏幕上,不同領域具體場景的操作指引實時顯示。其中,智能網聯汽車領域操作指引細分為跨國生產製造、全球研發測試、全球售後服務、二手車全球貿易等場景。 「原來數據跨境流動是從行業角度切入,對企業來說針對性不足。」臨港新片區管委會數據處處長陸森介紹,「我們將需要跨境流動的數據相關欄位梳理出來,再與相關部門合作編制清單,更好解決企業面臨的實際問題。」 今年2月,臨港新片區管委會、上海市網信辦等部門聯合發布了上海自貿試驗區數據出境負面清單;5月,臨港新片區又發布了數據出境操作指引。 對接國際標準,擴大金融開放 成立全國首家外資控股的合資理財公司、首家外商獨資公募基金;建設國際油氣交易中心,落地首單國際原油跨境數字人民幣結算交易;探索開展放寬非居民併購貸款限制試點……上海自貿試驗區在金融開放領域有很多「第一」。 「第一」之後,是一次次更廣、更深、更優的創新探索——優化跨國公司跨境資金池、推進支付服務國際化、持續提升自由貿易帳戶系統功能…… 「中國遊」「中國購」持續火熱,如何不斷優化提升入境支付便利性?依託上海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試驗田」,螞蟻國際推出支付寶「外卡內綁」和「外包內用」兩項便利服務方案。從下載APP綁定多種國際銀行卡,到用境外電子錢包來中國就能直接掃碼付,入境遊客消費便捷程度進一步提高。 再保險作為「保險的保險」,是典型的公司間市場,呈現彼此關聯的國內國際網狀交易結構。為減少保險機構間信息不對稱和數據「尾差」,上海國際再保險登記交易中心推出憑證、數據和交易流程的標準化和數位化,顯著提升了再保險交易中後臺的生產效率。 商務部自貿區港建設協調司司長孟華婷表示,商務部將會同有關部門積極支持各地立足戰略定位、結合產業優勢和基礎條件,因地制宜推進複製推廣工作,重點推進企業和群眾急需的試點措施儘快落地見效。(羅珊珊 丁茜茜)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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