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固原赴廣州推介農特產品 拓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
2025-12-01 23:37 6,783次浏览閱讀提示 入職時以為是做普通銷售，卻因公司涉嫌詐騙成為「從犯」；面試時宣稱「低門檻高回報」，實則暗藏違法陷阱……一些企業以高薪崗位誘騙求職者「入局」，導致勞動者在不知情或「半推半就」的情況下陷入「公司犯法，員工擔責」泥潭。專業人士建議，求職者增強法律意識，掌握「避坑」指南，識別「高危崗位」。 「公司被查，自己竟成了「從犯」。」不久前，小夏就職僅1個月的公司，因為涉嫌欺詐消費者，被有關部門「一鍋端」。作為前員工，她也因涉嫌詐騙罪被判緩刑，留下案底。 入職時以為只是做普通銷售，卻因公司涉嫌詐騙成為「從犯」；面試時宣稱「低門檻高回報」，實則暗藏違法陷阱……小夏的遭遇並非個例。一些企業以高薪崗位誘騙求職者參與非法業務，導致勞動者在不知情或「半推半就」的情況下陷入「公司犯法，員工擔責」泥潭。 「不知情」就能免責嗎？員工是否擔責的判罰關鍵是什麼？求職者該如何「避坑」？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 公司被查，員工成「從犯」 2024年7月，小夏線上接觸到了一家主營國學業務的公司，面試兩次後，被錄用。工作內容聽上去與違法犯罪毫不沾邊——線上給客戶答疑，根據對方膚質推薦護膚品。 記者採訪獲悉，打著國學幌子，利用人們對健康、外貌的重視心理，推銷保健品、化妝品，是這類公司的常見套路。 僅僅在公司工作了1個月，小夏就感覺到「不對勁」——每周開會時，組長會對業績墊底的員工大加批評，還要求大家集體喊口號。入職1個月，她就提出了離職。 然而，半年後，小夏卻收到了公安機關的電話，稱她涉嫌詐騙罪，需要立刻到案自首。第一次接到電話，小夏還以為是騙子，本打算置之不理。直到眾多前同事也表示收到了類似通知，她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 到案後，小夏得知，她此前向客戶推薦的「一對一配比」的高端護膚品，其實是偽劣產品。老闆甚至還成立了空頭公司，用來轉移資金。 作為新員工，小夏在第1個月拿到了約3500元工資，業績倒數。法院考慮其較低的「涉案金額」，屬於「從犯」，最終判決「緩刑」。 小夏的遭遇在社交媒體引發共鳴。從事保健品銷售、教育培訓等職業的勞動者，也現身說法，訴說自己身為普通員工，因不慎加入涉嫌犯罪的公司，結果面臨刑罰的遭遇。 記者採訪發現，這些「踩坑」的勞動者以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居多，有的甚至還是在校大學生，往往被低門檻、高薪資的虛假招聘廣告吸引，主動聯繫「入局」。 此前，在河南省滑縣人民法院審結的多起網絡詐騙案中，有多名剛畢業大學生及在校大學生因為「高薪兼職」，淪為詐騙團夥「幫兇」被判刑。 是否有直接責任是判罰關鍵 重慶市人大代表、合眾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魯磊表示，常能在法庭上聽到法官、檢察官這樣提問嫌疑人：你怎麼可能不知道公司的業務有問題？ 魯磊坦言，在一些新產業、新領域，企業的經營、盈利模式變化很快，一些經營手段確實具有迷惑性、隱蔽性，導致勞動者無法識別其中隱藏的違法犯罪風險。 不過，勞動者對公司的違法犯罪行為是否知情，在很多時候並不對案件判罰起決定性作用。 「由於一般員工都會或多或少地參與公司運營，因此區分是否有直接責任是認定是否有罪的關鍵。」北京德恆重慶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建分析說，公司犯法，員工是否會被牽連，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員工在違法行為中的角色、知情程度、參與程度以及是否履行了相應的義務。一般而言，職位越高、入職時間越久，對犯罪活動提供的幫助越大，量刑就會相對更重。 多位受訪者都提到，建議加強對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與整治。 記者注意到，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面向社會公開徵集人力資源服務領域涉嫌違法違規行為線索。其中就包括發布虛假招聘信息侵害求職者權益，誘騙求職者從事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違法犯罪活動等內容。 「一些勞務中介的「遊擊戰」策略極具迷惑性，他們往往短期租賃辦公室，收取費用後立即註銷營業執照。」重慶市渝中區市場監管局紀委副書記張載榮坦言，「等我們接到投訴上門，往往只剩空殼公司。」 司法實踐中，勞動者一旦被追究刑責，也就意味著留下了案底。 魯磊表示，為了讓輕罪人員經過社會矯正後，以「乾淨的檔案」重新回到社會，重新走上崗位，今年以來，全國多地開始試點成人輕罪封存制度——部分犯罪人在符合條件後，法院依職權或經申請，將其犯罪記錄封存。被封存後，本人可順利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或沒有犯罪記錄記載的「信用代證」。這一制度或將幫助輕罪人員及親屬獲得人生「重啟」機會。 求職「避坑」指南，請收好 採訪中，重慶工商大學新聞文學院教授朱東給出了一份畢業生求職「避坑」指南。 他建議，畢業生在求職前對公司背景進行充分調查，查明企業涉訴記錄、股東資質等關鍵信息，特別要警惕資金盤推廣、跨境結算等「高危崗位」。同時，注意留存勞動合同、工作記錄、工資流水等證據，一旦發現公司業務異常，立即提出書面質疑，並保留證據。 此前，河南省安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曾發表文章《求職警示錄》，對不法公司的常見手段進行總結。 文中指出，這類企業首先會拋出「低門檻高薪」誘惑，以「無經驗要求」「輕鬆賺錢」「抓住時代紅利」等為噱頭。同時，偽裝正規公司，偽造營業執照，甚至籤訂「勞動合同」迷惑員工。接著，企業會誘導員工實施「溫水煮青蛙式」犯罪。比如，初期安排簡單工作，如客服、答疑崗位，隨後逐步誘導其參與詐騙環節，並運用提成激勵誘使勞動者深陷其中。 該中級人民法院同時提醒求職者，明知他人實施偽造身份、虛構效果等詐騙行為，仍提供幫助，即構成共同犯罪，「法律不會因「不懂法」或「被蒙蔽」而免除責任」。 李建進一步建議，求職者應增強法律意識，明確自身責任和義務，無論是求職前還是入職後，都要判斷公司業務是否合法合規，即使是單純提供技術支持的公司，也要留意其業務是否涉嫌違法。一旦發現公司涉嫌犯罪，應儘早辭職並向當地派出所反映情況，員工主動報案可以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寒拾 如今聊起脫口秀，可能必須先要釐清概念，即我們在聊的究竟是哪種脫口秀？ 在今天的文化環境之下，至少有三種形態的脫口秀呈現在我們面前：其一是傳統的線下脫口秀，以現場演出的形式呈現，既有演員專場也有拼盤表演的形式；其二是充斥於社交媒體中的短視頻脫口秀，通常為線下脫口秀的演出段落切片，以觀演即興互動環節為主要內容；其三則是視頻網站平臺播出的脫口秀綜藝節目。 自2017年8月《脫口秀大會》開播以來，脫口秀綜藝的節目樣態始終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到了今年夏天，先後開播的《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第二季》(簡稱「脫友2」)與《喜劇之王單口季第二季》(簡稱「喜單2」)的觀眾卻會察覺到，儘管這兩檔節目的形式與往年並無差別，但其內核似乎變味了。 越發嚴肅的脫口秀 還是喜劇嗎 儘管「脫友2」和「喜單2」都是去年才開播的節目，但這兩檔節目都與《脫口秀大會》有著微妙的傳承關係，因此二者節目模式高度雷同，都採取競賽模式，由演員們輪流上臺表演一較高下。他們表演的題材大多源於自身經歷，而節目組和觀眾會根據其講述內容和節目特色，為不同的演員貼上不同的標籤。 這些年來，無論是脫口秀演員群體還是節目本身，都有著明顯固化的趨勢。像吐槽職場話題的「牛馬賽道」和訴說生活艱辛的「窮門賽道」，今年的參賽者都已明顯過於擁擠，「低學歷賽道」的門檻則從大專學歷降到中專學歷，就連「殘障賽道」的競爭態勢都明顯比往年激烈，但演員之間的特色差異卻逐漸模糊。 而節目中的稿子，也被總結出了一套八股文般的路數。演員小塊就在節目中調侃，這些稿子「主要的架構是鋪墊和梗，有時候也會加一些犀利的觀點，但最終都會以強行升華收尾」。至於稿子中的內容，近年來撞車事件也偶有發生，像今年的節目中，就有老演員借用了其他同行三年前線下演出時的梗，被觀眾扒出來。 在這樣的情勢下，節目組似乎把帶來新鮮感的重任寄托在新人演員身上。 今年不少初登綜藝舞臺的新人都是帶著各自的獨家故事而來。像50歲的房主任，通過講述一段悲喜交加的農村版《出走的決心》衝上熱搜；為昔日同行發聲的演員嘻哈，則讓空乘著裝問題一時成了新聞話題；新疆女孩小帕則因為吐槽自己的「六婚」父親，讓「原生家庭」這個陳年話題又有了討論度。 另外，「脫友2」和「喜單2」不約而同增設了紀錄片環節，試圖將那些看似荒誕的段子在現實深度上進行開掘。於是，對雲南演員真勇口中的邊陲小鎮，觀眾的認知不再止步於搞笑的口音；安徽演員小四爺怒懟劉禹錫的當代版《陋室銘》，有了更為具象的呈現；而東北演員小奇的故鄉阜新，甚至平添了幾分文藝腔調。 即使沒有節目組的助力，演員們也會主動將表演中的話題藉助社交媒體在現實中進行延展。比如侯智元，在分享了他考研上岸的勵志故事後，表演中提到的複習期間睡覺用的浴缸，就在他的小紅書帳號中被置頂；而徐指導調侃了爺爺的草書作品之後，他和爺爺的社交媒體帳號均湧入了大批前來一睹作品真跡的觀眾。 如今，幾乎所有的脫口秀演員都在經營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脫口秀綜藝節目中呈現的公共敘事，與演員們臺下各自的私人敘事之間，已經形成了遠超出節目本體的互動意義。演員們會藉助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表演進行預熱宣傳，或者回應觀眾的評價，觀演雙方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沉浸於一場跨媒介敘事的體驗之中。 但是，當演員身上的人設標籤被替換成了社交媒體上的話題標籤，當節目熱度和演員人氣被指望靠粉絲點讚來託舉，當觀眾一次次從歡騰的節目現場被拖拽到紀錄片鏡頭中的清冷現實，脫口秀綜藝的內在氣質已經隱隱發生了改變。一個特別顯著的問題是，搞笑似乎已經不再是演員們贏得觀眾掌聲的唯一手段。 「脫友2」的嘉賓陳魯豫在進行點評時便指出，今年節目中的一些演員，比起「出梗」更在意的是表達。知名綜藝人馬東則在做客「喜單2」時感慨，如今的脫口秀觀點表達之重，讓他想起了自己當年策劃的《奇葩說》。甚至有演員在舞臺上自嘲寫的稿子笑點匱乏，更適合另一檔闊別已久的節目《我是演說家》。 毫不意外，這個自嘲的笑點也並沒能博得多少觀眾的笑聲。 娛樂節目 「出梗」和搞笑才是本分 今年脫口秀綜藝中表達最為集中的主題，莫過於女性。 如果說往年節目中能夠出圈的女性脫口秀演員還只是鳳毛麟角，那麼今年這一群體至少在數量上已經實現了躍升。綜合統計「脫友2」和「喜單2」兩個節目的參賽演員情況，今年登臺的女性演員多達41人，她們在各自節目中所佔比例均已接近40%。 事實上，無論是「脫友2」還是「喜單2」，都在明確強化節目的女性色彩。如果我們留意節目中投向觀眾席的全景鏡頭就會發現，現場參與節目評判投票的觀眾大部分都是女性。「喜單2」在今年節目錄製中甚至頻頻放大來自觀眾席的聲音，熱衷於與臺上演員即興互動的觀眾大都也是女性。 而在正片節目之外，「脫友2」的嘉賓陳魯豫和參賽女演員們還錄製了一檔談話類節目《豫見她們》。儘管這檔衍生節目所討論的議題全部是正片中表演內容的延伸，但是當交流的場域從表演舞臺的喧鬧空間切換到一個嚴肅的對話圓桌之上，剝離掉段子的喜劇外殼，其素材原型無一例外都呈現出傷痛感強烈的悲劇內核。 藉由眾多女性演員的表達，女性話題也已從數年前浮於表面的性別差異和口號式的女性意識，深化和細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像選擇單身生活的45歲女演員王小利，以一句堅定的「我沒有煩惱」抵抗著外界的成見；而王大刀則藉由獵豹般誇張的肢體表演，訴說女性心理的同時，消解著傳統觀念對女性的束縛。 可以這樣說，女性脫口秀演員們的表達，已經從當年控訴式的「我不要」，進化到了宣告式的「我想要」。於是，單純依靠製造性別對立來彰顯所謂女性立場的段子，儘管勉強依靠拋出挑釁式的金句，贏得現場一時喝彩，卻不可避免地因為缺乏思考價值而淪為噱頭，難以獲得真正的關注度，也最終必然會被淘汰。 並且，當同一類話題被反覆講述，固然可以令板結固化的某些社會觀念得以鬆動，至少使得一些真正關涉女性利益的具體問題不再令女性羞於啟齒而男性過度敏感，因而可以獲得討論甚至解決的機會，但同時過度密集地輸出，又是否可能讓大眾因為陷入另一種習以為常的狀態，反而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 耐人尋味的是，當女演員們將表達的重要性置於「出梗」之前，並且因此贏得評委們帶有強烈精英色彩的讚美辭藻時，節目現場觀眾席中的大眾女性群體則用手中的投票器給出了一個可能截然相反的態度。從比賽的結果來看，女性脫口秀演員的淘汰率是明顯高於男性演員的。「脫友2」進行到第三賽段結束，22名女演員中有17人遭到淘汰，在晉級的27組選手中，女性演員只剩5人，所佔比例不到19%，且在節目中實現跳段的5名高票演員無一例外都是男性。至於「喜單2」方面，節目賽程才剛過半，男女演員的淘汰率分別為28%和53%，相差之懸殊已是顯而易見。 女性話題似乎只是女性脫口秀演員綜藝徵途中的敲門磚，卻未必是墊腳石。 反觀在節目中可以順利晉級或者贏得高票的女演員，無一例外都擁有更為豐富的搞笑經驗，喜劇技巧明顯更加純熟，有趣的段子和精彩的表演才是她們贏得更多票數的前提。這樣的現實情況似乎可以說明，至少對於大眾而言，作為娛樂節目而非思想節目的脫口秀綜藝，「出梗」和搞笑才是起碼的本分。 「抽象賽道」 脫口秀世界的荒誕派文學 無論是「脫友2」還是「喜單2」，當觀眾耳熟能詳的老演員們依舊在作品的文本性和現實性層面進行深耕時，越來越多今年登上綜藝舞臺的新人脫口秀演員卻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了「抽象賽道」。這種「抽象」，也可以用「脫友2」嘉賓大張偉常用的點評關鍵詞「神經病」來形容，是一種很難簡單概括的節目風格。 不同於邏輯嚴謹的文本型脫口秀，「抽象賽道」的演員們時常思維跳脫，甚至以無邏輯或反邏輯來製造笑點。比如孫書恆講述大城市年輕人的心理疲憊：「家裡催婚，工作催命，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一句毫無關聯的預期違背，卻精準地將人們的精神困境從庸人自擾的煩惱中解脫了出來。 「抽象賽道」的脫口秀作品又不同於觀察型脫口秀，既不追求生活細節的真實感，又不強調所謂批判性，反而時常故意背離現實，將觀眾強行拖拽到演員們虛構的假定情境之中。比如徐浩倫和譚湘文的漫才組合，他們的作品如同高概念電影，每次都能將想像的邊界拓展至極限再令其瞬間坍塌，以此來製造戲劇性的收場。 一些演員的抽象感來自於他們過度誇張的表演風格。比如王大刀在講述一場商務應酬中的遭遇時，通過原地奔跑的動作將內心澎湃的心理活動完全外化出來，從而製造出遠超文本本身的喜劇效果。而小奇講述自己的中專生經歷時，在不同的角色之間閃轉騰挪，依靠單人的表演撐起了一臺人物豐富的小型舞臺劇。 在處理自我與現實的關係時，笑點抽象的脫口秀演員似乎並不像側重觀點表達的演員那樣有野心，他們往往更願意固守自己的內心一隅，表現得與現實更加疏離。用「脫友2」總編劇之一鳥鳥的話說，他們更像是「世界的旁觀者」，畢竟「沒有什麼問題是一段脫口秀解決得了的」。 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是極少數曾經認真探討喜劇的思想者之一。他在其作品《喜劇的本質》中論述說：「冷淡疏離的情感狀態是喜劇的自然環境。以一個冷眼旁觀者的心態看待生活，生活中很多的正劇就會變成喜劇。」脫口秀演員們的工作和人生態度，看起來很像是對這番論述的踐行。 或許我們可以將這些抽象的段子理解為脫口秀界的荒誕派文學。比如林簡七講述他和朋友種種不著邊際的奇思妙想，雖然充滿笑點卻又毫無意義，但在結尾處，當他的朋友用一句荒誕的疑問去回懟炫富者的羞辱時，這一切無意義的抽象忽然便生成出了意義——這是他們抵禦現實傷害最好的精神庇護所。 馬東在聽了林簡七的作品後點評說：「很多人會因為這個作品和這幾句話，去重新觀察我們身邊的概念，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東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們已經習慣接受的那個名相，到底和它的本質有什麼樣的關係。」延續這個方向思考下去，我們或許就會意識到，抽象的有時不僅是喜劇。 又或者如出身東北農村的高寒，在訴說他第一次來到高樓林立的上海時，聯想到了他少年時代作文課上青春傷痛文學的女主角——一個正在過馬路的老太太，時代和貧富的巨大落差在那個瞬間撲面而來，這樣的文本所蘊含的豐厚文學性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那一刻所有人都意識到，他口中的傷痛是真實可感的。 事實上，即使再抽象的脫口秀演員，也並未真正置身事外。抽象，就像一切其他的喜劇風格，都只是他們面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依然借用柏格森的論述，他認為喜劇的力量在於「保留人類生活事件的逼真外表的同時，向我們清晰地呈現其中顯而易見的機械性」。在他的觀念中，喜劇的意義就在於抵抗這種現實的僵硬的機械性，他稱其為「愚蠢固執的褶皺」。但他同時提醒我們，「唯獨在人類的範疇內才有喜劇」。 脫口秀也是如此，笑在人間。(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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