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協力，破解製造業用人難題
2025-11-25 21:13 4,527次浏览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朱先生的「陸遊三書」雖然完成於特別繁忙而喧鬧的時期，追求的學術品位和敘述深度卻沒有絲毫的減損，距今60多年常看常新，仍舊是了解陸遊人生經歷、文學成就和愛國情懷最好的著作之一。」朱東潤的弟子陳尚君感嘆。今年是南宋偉大詩人陸遊誕辰900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推出朱東潤所著「陸遊三書」的簡體版，即《陸遊選集》、《陸遊傳》和《陸遊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與朱剛昨天來到上海書展，與讀者分享他們眼中的朱東潤和「陸遊三書」。「最近一直在讀這本《陸遊傳》，放在今天讀也絕不過時。」朱剛說。朱東潤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史家、傳記文學家。作為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拓者，他開創了歷史人物傳記的寫作範式，創作了數量可觀的古代作家傳記作品。「陸遊三書」寫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初版為繁體豎版，此次再版改為簡體橫排。其中，《陸遊傳》和《陸遊研究》合為一冊，由陳尚君教授予以修訂，對詩文作了逐字校核，並撰寫了《新版弁言》；《陸遊選集》則據舊版重排重校，以方便讀者閱讀。近代以來，陸遊詩歌的價值獲得全新認識。「與中國傳統傳記寫法有什麼不同，朱東潤《陸遊傳》通過通讀陸遊的作品，比照他的人生經歷，勾勒他的一生，交代其作品的變化。」陳尚君認為，陸遊一生勤奮，留下來的詩有九千多首，而且各階段分布不均，要通讀還要讀懂讀透，實在不容易。朱東潤把陸遊一生所作詩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從少時到乾道六年（1170）陸遊入蜀，從抵達夔州到淳熙十六年（1189）六十五歲時被劾罷官，從六十五歲到去世。其中第一階段存詩僅一卷半，原因是陸遊自己對早年詩作刪除太多，保存者僅佔實際所作詩之二百分之一，這就為勾查陸遊早年經歷、心境和交遊留下太多的困惑，要一條一條梳理他人和陸遊後來追憶的詩篇來恢復，需要做大量的考證。 作為陸遊900多年後的同鄉，小時候生活在紹興的朱剛指出，文學研究注重問題意識，比如，陸遊是主張戰還是和？他與理學的關係是怎樣的？南宋黨爭對他的仕途有何影響？朱東潤抓住了理解陸遊人生的三個關鍵，即隆興二年（1164）他在鎮江的工作，乾道八年（1172）他在南鄭的工作，以及開禧二年（1206）他對韓侂胄北伐所取的態度。《陸遊傳》對這三個時期皆著墨濃烈，分析深刻。「陸遊的祖父陸佃是王安石的弟子，因而山陰陸氏被視為新黨子弟。這一身份在南宋否定新黨的朝野共識下，深深影響了陸遊的人生選擇，他必須抓住任何機會，無法如元祐子弟那般超然與恬退。」朱剛認為，陸遊的愛國，不止是愛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還包括北宋以來的故土，或是更久遠的漢唐故地，其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今日的中國。朱東潤寫陸遊非常關注現實主義的層面。在陳尚君看來，《陸遊研究》也值得推崇，尤其是一些精彩的文獻考證。以陸遊卒年為例，一般多作「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但朱東潤分析陸遊歷年詩，加上陰陽曆的差別，作出最完滿的結論： 陸遊死於嘉定二年十二月，這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因此說陸遊享年八十六，是符合山陰風俗的。用公元表達，陸遊死在嘉定二年十二月五日以後，四日是1210年的元旦，因知陸遊的亡日在1月3日至26日之間。《陸遊研究》還表明，陸遊的散文為他的詩名所掩。朱東潤的評價是：「在其成就若與唐宋八大家比較，應該在蘇洵、蘇轍之上，說南宋第一可能過譽，但足與朱熹齊肩，代表南宋散文的成就，應可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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