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醫生「捉蟲」影視作品知識誤區 打造科普視頻新「診室」
2026-02-04 18:35 4,928次浏览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電力市場計量結算基本規則》，標誌著以《電力市場運行基本規則》為基礎，電力中長期、現貨、輔助服務規則為主幹，信息披露、準入註冊、計量結算規則為支撐，涵蓋電力市場各品種各環節的「1+6」基礎規則體系初步構建完成。這是電力市場化改革的裡程碑事件。 建立統一的電力市場基礎規則制度，既是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決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設高效規範、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大實踐。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實施以來，我國電力市場建設經歷了大用戶直購電試點、東北調峰輔助服務市場試點、電力現貨市場試點等「先試點、再總結、後推廣」的過程，電力中長期、輔助服務、現貨等各種市場、各類品種逐漸走向全國。但也存在市場規則體系不完整不統一、不當幹預行為時有發生、市場交易品種功能重複、省間省內市場銜接不暢、市場經營主體切身利益難以有效保障等問題，制約著電力資源在更大範圍內共享互濟和優化配置。 國家能源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這要求我們在整合各地實踐經驗基礎上，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基礎規則制度，破除市場分割和省間壁壘，為電力商品自由流動統一「度量衡」，充分發揮市場配置電力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我國先後於2016年、2020年制定修訂《電力中長期交易基本規則》，奠定了電力中長期市場健康發展、規範運行的良好基礎。2023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印發《電力現貨市場基本規則(試行)》，推動電力現貨市場穩妥有序實現全覆蓋。2024年，我國修訂印發《電力市場運行基本規則》，形成了全國統一電力市場「1+N」基礎規則體系中的「1」，也為制修訂的一系列電力市場基本規則提供上位法依據。同時，編制出臺《電力市場信息披露基本規則》《電力中長期交易基本規則—綠色電力交易專章》《電力市場註冊基本規則》3項配套規則，逐步健全完善「N」項配套基本規則。 今年是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實施10周年的關鍵節點，也是全國統一電力市場計劃初步建成之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於4月份出臺《電力輔助服務市場基本規則》，規範輔助服務交易品種設立流程，健全輔助服務費用傳導機制。近期又印發了《電力市場計量結算基本規則》，規範電力市場計量結算行為，統一電費收付要求，切實維護各類經營主體合法權益，這也填補了全國統一電力市場「1+6」基礎規則體系的最後一塊空白。 全國統一電力市場「1+6」基礎規則體系絕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度耦合、協同運行的系統性規則，從根本上解決過去市場規則碎片化、差異化問題，為電力市場規範有序運行掃清了制度障礙。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規劃發展部副主任韓放表示，這6個規則文件，覆蓋了電力市場最核心的3個交易品種——中長期、現貨、輔助服務，以及市場運行的3個關鍵環節——註冊、信息披露、計量結算。它們和前面的「1」緊密配合，環環相扣，確保統一電力市場這個大機器能夠協同、順暢、高效地運轉起來。 具體來看，《電力市場運行基本規則》確定了市場裡誰可以參與、各自有什麼責任權利、電怎麼買賣、價格怎麼形成、怎麼防範風險。中長期交易、現貨交易、輔助服務交易，是市場運行的「核心引擎」，有助於維護市場的基本穩定，反映實時供需關係，保障電網安全運行。註冊管理、信息披露、計量結算，相當於電力市場的「身份證」「帳本」和「計算器」，是保障市場公平、透明、高效的「後勤系統」。 隨著新型電力系統和電力市場建設持續深化，中長期交易連續運營，現貨市場建設全面推進，綠電交易規模快速增長，新型儲能、虛擬電廠等新型主體加速入市，國家能源局還將不斷健全完善全國統一電力市場「1+N」基礎規則體系，進一步打破市場分割和省間壁壘，實現中長期、現貨、輔助服務、綠電綠證等各品類市場的高效協同和有機銜接，為全國統一電力市場規範有序運行提供堅強的制度支撐。(經濟日報記者 王軼辰)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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