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8月7日電 題:為什麼一位漢學家執著於「搶救」瀕危文字? ——專訪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白樂桑 記者 闞力 語言文字記錄了人類的歷史和生活。目前,全世界正在使用的語言約有七千種。隨著數字智能技術的到來,部分語言文字逐漸邊緣化,走向瀕危。同時,數智技術也為保護它們提供了新手段。近日,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白樂桑就如何運用數智技術保護瀕危文字等話題接受「東西問」專訪。 2025年4月21日,「甲骨溯源·國風雅韻」專題展在河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開幕。圖為甲骨文青銅組雕展品。 記者 闞力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不少文字已傳承千百年,為何會逐漸走向瀕危? 白樂桑:我們應該認識到,每一種語言文字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每一種語言文字都是人類財富。瀕危文字目前尚無統一標準,相比語言來說,文字更容易界定瀕危標準。 「聽說讀寫」是傳承語言文字的重要方式。語言文字走向瀕危的因素有很多,如其使用範圍、使用群體的「聽說讀寫」能力等,大多數語言文字走向瀕危就是因為沒有人使用了。 隨著電子產品興起,「聽說讀寫」慢慢發展成了「聽說讀打(字)」。學生用鍵盤替代手寫,雖減輕書包重量、提高效率,但也可能導致「提筆忘字」。 我認為,應該在文字手寫能力方面做個調查,掌握大家的文字手寫能力,在基礎教育階段要讓孩子們堅持文字聽寫訓練。因為相較於字母文字,漢字的結構比較複雜、特殊,當下中國年輕人大多使用漢語拼音輸入法,將拼音轉化成文字輸入到電子產品中,如此一來,就會出現「提筆忘字」的文字手寫能力弱化現象。字母文字便不存在這種情況,無論是手寫還是使用輸入法,都是同一種字母,所以你不會忘記它長什麼樣。 文字的使用範圍也影響著它的傳承。譬如,中國西南滇、川、藏交界地區的納西族所使用的文字——東巴文,被譽為「世界上最後一種活著的象形文字」,總共約有1400個單字。目前,能夠認識、使用這些東巴文的納西族人越來越少,他們會用東巴文簡易記事、記帳、寫信和寫對聯等,也會將東巴文作為學漢語的注音符號使用。 2024年6月30日,由瑞士、奧地利、西班牙3個國家組成的旅行商踩線考察團走進中國雲南省麗江市。圖為歐洲旅行商學寫東巴文。 記者 黃興鴻 攝 記者:您為何提出深度開發中國瀕危語言文字資源的構想? 白樂桑:我來自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曾在中國留學學習中文。2017年,我到中國交流時提出由北京語言大學、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瑞士日內瓦大學三方合作,共同對東巴文資源進行深度開發,以慕課形式向世界傳播東巴文。 了解東巴文的瀕危狀況後,我們團隊創造性地以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方式,讓來自全球的愛好者了解、學習東巴文字和納西文化,達到保護這一珍貴語言文化遺產的目的。 我們此前研究發現,若想科學有效地保護東巴文等世界瀕危語言文字資源,就需要系統性地開展資源記錄、保存、開發、利用、研究等工作,要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尤其是人工智慧技術,且要注意將以人為本與技術創新有機結合。 「東巴文啟蒙慕課」是通過漢語、英語、法語、德語四種語言教學和在線傳播的便捷性,快速覆蓋世界各地的學習者。2023年在法國正式上線後全面鋪開,首期便有80個國家和地區的超2000名學習者進行註冊學習。 我其實不懂納西語,這一構想完全是出於中文教育教學經歷和對漢字的濃厚興趣,而具有大眾性的慕課恰是傳播語言、文字最好的形式之一。我們之前做過中文慕課,取得不錯的傳播效果,但是相較於中文這一國際性語言、文字,東巴文還是太過於小眾。經過一段時間探索,我們發現慕課同樣可以有效緩解東巴文瀕危狀況,便先做了300個與納西文化相關的東巴文字。 2025年3月9日,雲南麗江正值納西族傳統節日三多節,非遺傳承人和鈞與旅居麗江的民眾開展東巴文化交流活動。 發 顧一航 攝 記者:慕課模式對人類語言文字和文化遺產保護有何意義? 白樂桑:慕課本身具有當代教育的特性和重要性。2016年,我們團隊研發上線了中文啟蒙慕課,第一年的七周課程全部免費,由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技術部門支持。上線後我發現,有來自104個國家和地區的學員註冊它,由此,我真正明白了,慕課(MOOC)第一個字母「M」的涵義就是「massive」(大眾性的、大規模的)。 近些年,我還在關注滿語。滿族在中國少數民族中的人口數量不少,我了解到如今會說滿語的人甚少。 研究數據表明,大約每兩周就會有一種語言消失,如果有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在學習、使用一種瀕危語言文字,或許將會緩解當下這種語言文字的瀕危狀況。譬如學習、註冊慕課的人數,有時會超過一種瀕危語言文字的原始使用人數,我確信慕課能在維護瀕危語言文字方面起到挽救作用。(完) 受訪者簡介: 白樂桑。受訪者供圖 白樂桑(Jo l Bellassen),法國知名漢學家、漢語教育專家,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大學教授、首任法國教育部漢語總督學、法國漢語教師協會創始人及首任會長,曾任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副會長、歐洲漢語教學協會會長。出版《法國漢語教育研究》《跨文化漢語教育學》《滾雪球學漢語》《中國語言文字啟蒙》等40多部著作及教材,發表學術文章100餘篇。2003年,榮獲中國政府頒發的「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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