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天津峰會）在海河之濱遇見「上合」
2026-02-16 16:25 5,153次浏览勞動經濟學會勞動力市場專委會2025年學術年會暨鄭州大學第三屆全國應用經濟學博士後論壇近日在鄭州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圍繞勞動組合形態的嬗變與管理體系的重構、高校專業布局與就業、我國企業數位化轉型的新測度、數據要素與勞動力市場變革等主題展開深入交流探討，深刻理解勞動力市場的關鍵變化，把脈我國勞動力市場變革與發展新趨勢。 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是新時代新徵程就業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就業質量的衡量既涉及宏觀維度，也涉及微觀維度，既有主觀評價，也有客觀評價。目前來看，通常從收入水平、職業安全、技能發展及工作生活平衡等多維度進行衡量。要提升就業質量，首要路徑是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是創造大量高質量就業崗位、豐富崗位多樣性並激發創業活力的根本。其次，要著力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平衡性，通過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對農民工、靈活就業及新業態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障體系，並加強對下崗人員等群體的人力資本投資，以彌合不同市場間的差距。此外，工會的作用不可或缺，能夠在勞動者權益維護、促進和諧勞動關係中發揮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勞動經濟學會副會長 賴德勝 要實現招生就業聯動，結合就業趨勢主動對接人才需求，合理分配招生計劃。其核心在於推動教育結構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精準適配，建立持續優化的動態調控機制。然而，優化過程並非簡單的規模增減，要對專業進行精細化管理。例如，對於部分在校生規模增長但就業趨勢下行的傳統專業，需深入分析原因，合理調控招生。同時，對於新興產業專業，避免盲目擴張，要緊密結合本地區的產業發展實際來科學規劃人才培養規模，防止造成新的就業壓力。為實現這一目標，強化省級統籌至關重要，建議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加大對社會急需緊缺專業的政策與資源傾斜力度，確保人才培養供給側與產業需求側的同頻共振。 ——山東女子學院黨委副書記、校長，中國工業經濟學會副會長 李光紅 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並非簡單的「溢出」或「虹吸」，而是通過降低省際貿易成本重塑區域經濟格局，催生了因地而異的複雜空間效應與差異化發展路徑。這種差異化影響源於多重機制的共同作用。從效應分解看，本地生產率提升的溢出效應在東部更顯著；勞動力再配置則呈現東部「核心—分散」與西部「中心—虹吸」的不同模式；貿易條件的改善不僅提升了本地貿易地位，還有力促進了西部地區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這些機制共同催生了東部「質量提升型」、中部「規模擴張型」和西部「效率提升型」的差異化發展路徑。值得注意的是，數字經濟的促進作用存在門檻效應，且生產網絡在傳導增長效應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北京師範大學財經處處長，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蔡宏波 經濟發展通過緩解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資源約束，對促進新生兒期投資和改善長期性別平等方面起著關鍵作用。在傳統農業社會，家庭資源隨農時季節性波動，這種波動與「重男輕女」偏好相結合，導致了對女嬰的投資不足，尤其是在資源稀缺的季節。隨著經濟發展，家庭對農業的依賴性降低，資源約束得到緩解，降低了農業季節性對新生兒投資的負面影響。研究證實，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市場化改革均能顯著減輕這種由季節性因素驅動的性別不平等現象。因此，即使傳統觀念短期內難以改變，通過經濟發展和增加公共資源投入，如教育和醫療，也能有效促進性別平等。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經濟學系主任 秦雪徵 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深化發展的核心引擎，發揮數據要素乘數效應將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現階段我國數據要素呈現增速強勁，區域發展不均衡，以及數據資本存量、總量和質量差異化顯著，應用潛力釋放不夠等特徵，而高質量充分就業呈現總體快速增長，區域和行業結構性矛盾突出等特徵。豐富數據要素價值釋放路徑，實現數據要素創新性配置，將為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提供新契機。數據要素主要通過配置效率機制、技術創新機制和產業升級機制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未來，數據要素將對優化就業結構、彌合區域鴻溝及提升就業質量起到關鍵驅動作用。 ——鄭州大學商學院教授 李飈 (張菁整理)
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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