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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19 16:22 1,419次浏览「朱先生的「陸遊三書」雖然完成於特別繁忙而喧鬧的時期，追求的學術品位和敘述深度卻沒有絲毫的減損，距今60多年常看常新，仍舊是了解陸遊人生經歷、文學成就和愛國情懷最好的著作之一。」朱東潤的弟子陳尚君感嘆。今年是南宋偉大詩人陸遊誕辰900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推出朱東潤所著「陸遊三書」的簡體版，即《陸遊選集》、《陸遊傳》和《陸遊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與朱剛昨天來到上海書展，與讀者分享他們眼中的朱東潤和「陸遊三書」。「最近一直在讀這本《陸遊傳》，放在今天讀也絕不過時。」朱剛說。朱東潤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史家、傳記文學家。作為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開拓者，他開創了歷史人物傳記的寫作範式，創作了數量可觀的古代作家傳記作品。「陸遊三書」寫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初版為繁體豎版，此次再版改為簡體橫排。其中，《陸遊傳》和《陸遊研究》合為一冊，由陳尚君教授予以修訂，對詩文作了逐字校核，並撰寫了《新版弁言》；《陸遊選集》則據舊版重排重校，以方便讀者閱讀。近代以來，陸遊詩歌的價值獲得全新認識。「與中國傳統傳記寫法有什麼不同，朱東潤《陸遊傳》通過通讀陸遊的作品，比照他的人生經歷，勾勒他的一生，交代其作品的變化。」陳尚君認為，陸遊一生勤奮，留下來的詩有九千多首，而且各階段分布不均，要通讀還要讀懂讀透，實在不容易。朱東潤把陸遊一生所作詩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從少時到乾道六年（1170）陸遊入蜀，從抵達夔州到淳熙十六年（1189）六十五歲時被劾罷官，從六十五歲到去世。其中第一階段存詩僅一卷半，原因是陸遊自己對早年詩作刪除太多，保存者僅佔實際所作詩之二百分之一，這就為勾查陸遊早年經歷、心境和交遊留下太多的困惑，要一條一條梳理他人和陸遊後來追憶的詩篇來恢復，需要做大量的考證。 作為陸遊900多年後的同鄉，小時候生活在紹興的朱剛指出，文學研究注重問題意識，比如，陸遊是主張戰還是和？他與理學的關係是怎樣的？南宋黨爭對他的仕途有何影響？朱東潤抓住了理解陸遊人生的三個關鍵，即隆興二年（1164）他在鎮江的工作，乾道八年（1172）他在南鄭的工作，以及開禧二年（1206）他對韓侂胄北伐所取的態度。《陸遊傳》對這三個時期皆著墨濃烈，分析深刻。「陸遊的祖父陸佃是王安石的弟子，因而山陰陸氏被視為新黨子弟。這一身份在南宋否定新黨的朝野共識下，深深影響了陸遊的人生選擇，他必須抓住任何機會，無法如元祐子弟那般超然與恬退。」朱剛認為，陸遊的愛國，不止是愛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還包括北宋以來的故土，或是更久遠的漢唐故地，其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今日的中國。朱東潤寫陸遊非常關注現實主義的層面。在陳尚君看來，《陸遊研究》也值得推崇，尤其是一些精彩的文獻考證。以陸遊卒年為例，一般多作「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但朱東潤分析陸遊歷年詩，加上陰陽曆的差別，作出最完滿的結論： 陸遊死於嘉定二年十二月，這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因此說陸遊享年八十六，是符合山陰風俗的。用公元表達，陸遊死在嘉定二年十二月五日以後，四日是1210年的元旦，因知陸遊的亡日在1月3日至26日之間。《陸遊研究》還表明，陸遊的散文為他的詩名所掩。朱東潤的評價是：「在其成就若與唐宋八大家比較，應該在蘇洵、蘇轍之上，說南宋第一可能過譽，但足與朱熹齊肩，代表南宋散文的成就，應可論定。」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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