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中,有一場重大的行動被譽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便是「宜昌大撤退」。而領導這場行動的重要人物,是著名愛國實業家、民生公司創始人——盧作孚。 圖為位於重慶北碚公園的作孚園。梁欽卿 攝 1938年10月,此時的武漢遭受日軍侵略已淪陷,宜昌擁塞著3萬以上待運的人員和9萬噸以上待運的軍工設備等器材。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精華,都擁堵在這座小城,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中展示的民生公司輪船運送川軍出川抗戰資料圖。梁欽卿 攝 圖為抗戰時期的朝天門碼頭。民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供圖 日機不斷從武漢飛臨宜昌轟炸掃射,所有滯留在宜昌的人員和物資都必須迅速搶運到大後方重慶。宜昌到重慶的24艘輪船當中,有22艘輪船來自民生公司,按當時運力至少要1年時間。而且,宜昌上遊的江面不僅灘險流急,還有約40天就將進入枯水期,屆時大型輪船將不能航行。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中展示的「三段航行法」。梁欽卿 攝 彼時,盧作孚親赴宜昌指揮搶運,綜合考量長江的水文特性,充分運用民生公司在三段航行中積累的寶貴經驗,迅速確立一套高效的運輸方案:對最重要、最不易裝卸的核心機器設備,由宜昌直接搶運至重慶,並從重慶滿載出川抗日的將士;相對次要、不易裝卸的輕型設備則運抵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等地;更輕便的物資只運到奉節、巫山或巴東一帶即卸下,留待以後再轉運。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中展示的相關史料。梁欽卿 攝 盧作孚指揮民生公司船隊以及大量木船,冒著日機轟炸投入搶運,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僅用40天時間,將擁塞在宜昌的3萬多人員全部運走,9萬多噸設備、器材運走了三分之二。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展示的「宜昌大撤退」相關圖片。梁欽卿 攝 「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後來,盧作孚在《一樁慘澹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中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景。 盧作孚在事後回憶,宜昌的這一段撤退不但是民生公司的一段最艱巨的工作,也是整個抗戰運輸當中的一段最艱巨的工作。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展示的民生公司在抗戰時期付出的犧牲。梁欽卿 攝 整個抗戰期間,民生公司共運送出川部隊270多萬人,其他各類人員150餘萬人,各種物資約100萬噸;民生公司被炸沉炸毀輪船16艘,117名船員犧牲、76名船員傷殘。 這次撤退,被盧作孚的好友晏陽初比喻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其緊張或與「敦刻爾克」無多差異。 圖為盧作孚紀念館展示的「宜昌大撤退」與「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比較。梁欽卿 攝 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紀在《我的父親盧作孚》一書中記載:2005年3月,中央電視臺播放的百年人物電視片《盧作孚1938》中說,西方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是靠英國一個國家的力量,一個軍事機構的指揮,850艘戰艦完成的,而中國的宜昌大撤退,只是由一個實業家指揮完成的,在中外戰爭史上,只此一例。 圖為遊客在盧作孚紀念館參觀。梁欽卿 攝 如今,長江黃金水道往來繁忙。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盧作孚和他所領導的「宜昌大撤退」,依然提醒著人們,應當銘記歷史,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作者:梁欽卿 景詩雁 來源:微信公眾號
天津8月10日電(記者 劉越)「我為抗日而亡,絕不能讓你從我的背後開槍。你要從我的面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來啊,開槍吧!」 在天津市和平區花園路5號的吉鴻昌舊居,「何以中國·和合共生」媒體採訪團成員看到了一場特殊的表演。演員霍正斐身著軍裝,眼神堅毅地重現了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這正是「紅樓」沉浸式展演《國魂》中最動人的一幕。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的壯烈場景。 劉越 攝 場景重現 讓紅色記憶在「紅樓」中生長 盛夏的和平區中心花園,綠樹成蔭中一座紅磚小樓格外顯眼——這座被稱為「紅樓」的建築,曾是抗日英雄、愛國將領吉鴻昌生前最後的居所,也是他在天津開展抗日活動的地下聯絡站、秘密印刷所。 如今,通過精心設計的場景還原與真人演繹,讓當年的革命印記愈發清晰。二樓第七展室設置七扇門,每一扇門都對應著警戒撤離的逃生路線,演員推門、閃身的動作利落乾脆,瞬間將觀眾拉回那個危機四伏的年代。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演員沉浸式重現抗日英雄吉鴻昌生前場景。 劉越 攝 「我們從一開始就認定,要讓遊客站在吉鴻昌真實生活過的空間裡,觸摸到歷史的溫度。」吉鴻昌舊居館館長胡鵬宇道出沉浸式創意的由來。作為擅長沉浸式話劇製作的團隊,他們在展館修繕籌建時就明確:「傳統講課式講解已難以吸引觀眾,尤其是年輕人。而沉浸式能讓人身臨其境,這種代入感是傳播紅色精神的最佳載體。」 從今年3月創排至今,團隊用數月時間打磨細節。演員需先了解吉鴻昌生平事跡,再通過情緒訓練貼近角色在入黨宣誓時的堅定、秘密印刷時的警惕、臨刑時的凜然。「吉將軍一米九六的身高很難完全復刻,但我們堅持選正氣足、中氣盛的演員,外形要貼合『闊面壯漢』的形象,這是對歷史的尊重。」胡鵬宇說。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外,抗日英雄吉鴻昌雕像。 劉越 攝 演員霍正斐已扮演吉鴻昌四個月,每場演出都讓他心潮澎湃。「最觸動我的是就義那場戲的臺詞:『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每次說這句,我都能感受到吉鴻昌將軍對信仰的執著和對敵人的蔑視。」 他記得,一次有位大學生觀眾看完演出後哭了,這讓他更加確信演繹的意義,「文字可能抽象,但演戲能讓歷史『活』起來,觀眾能直觀感受到將軍為國家、為百姓做事的赤誠。」 作為吉鴻昌的外孫女,鄭吉安見證了紅樓的「重生」。讓她動容的是,不僅有老年人帶著敬意來緬懷先烈,青少年更在沉浸式演繹中與英雄「對話」。甚至有小朋友參觀後能完整背誦「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絕筆詩。 從變賣家產支援抗戰的家國抉擇,到獄中遺書裡「為時代而犧牲」的豪情與柔情,吉鴻昌的精神通過演員的演繹、場景的還原,跨越近百年時空,在年輕一代心中紮根。 跨界融合 讓歷史建築在「城市劇場」中煥彩 從「建築標本」到「城市劇場」,天津的歷史建築活化正走向更廣闊的跨界融合。在曹禺創作《日出》的靈感之地——惠中飯店,一場別開生面的街頭沉浸式話劇正持續上演。 伴隨著「玫瑰玫瑰我愛你」的旋律,「陳白露」執扇從歷史深處走來,黃包車夫、油頭小生、可憐孤女等角色次第登場,觀眾時而為劇情揪心,時而因互動發笑,不經意間就成了「百年前天津往事」的參與者。 天津市和平區大銅錢廣場,《日出》正在「沉浸式」演出中。 劉越 攝 「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當「陳白露」站在惠中飯店二樓露臺念出這句經典臺詞時,不少觀眾紅了眼眶。這種打破「第四堵牆」的演繹,讓文學經典與歷史建築產生了奇妙共鳴。 從李叔同故居「叔同之夜」的劇情解謎,到曹禺故居《尋找戲劇家》的感官體驗,天津正將一座座名人故居轉化為「城市劇場」。在這裡,靜態的展櫃被生動的場景替代,單向的講解變成雙向的互動,遊客不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走進故事裡的「體驗者」。 曹禺故居內,觀眾參與《尋找戲劇家》沉浸式演出。 劉越 攝 歷史建築的「重生」,離不開城市文旅戰略的精準布局。天津市推動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提升沉浸式、融入式體驗,創新旅遊產品和服務,打造旅遊休閒新熱點」。如今,在「五新二十策」實施方案等政策加持下,天津的名人故居活化形成了「保護—活化—傳承」的良性閉環。吉鴻昌舊居、北洋法政學堂等修繕開放後,迅速成為文旅新地標。 數據見證成效。2024年,天津舉辦特色文旅活動和惠民演出1.3萬場次,接待遊客2.6億人次。這些數字背後,是「讓歷史說話、讓文化發聲」的理念落地。 天津市吉鴻昌舊居,又稱「紅樓」。 劉越 攝 正如胡鵬宇所說:「形式是次要的,核心是把紅色故事、文化精神說好。」如今,漫步天津街頭,吉鴻昌舊居的「紅樓」訴說著家國情懷,惠中飯店的《日出》演繹著時代悲歡,李叔同故居的琴聲傳遞著藝術哲思。這些歷史建築不再是孤立的「標本」,而是串聯成線、融合成面的文化景觀,既守護著城市的歷史根脈,也為文旅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歷史的長河奔湧向前,文化的傳承生生不息。天津以歷史建築為支點,撬動文旅融合新發展的實踐證明,當歷史場景被精心還原,文化精神被創新表達,老建築就能煥發新生機,成為滋養城市文化自信、連接過去與未來的「密碼」。這不僅是天津的探索,更為全國歷史建築資源的活化提供了生動範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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