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華章丨暑期「博物館熱」，跟著總書記探尋中華文明
2025-11-22 12:49 3,541次浏览北京8月9日電 (記者 劉育英)0元(人民幣，下同)奶茶、1元漢堡、百億補貼……隨著7月18日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約談美團、餓了麼、京東，以及上述三家平臺企業8月1日發表聯合聲明，承諾杜絕非理性促銷，外賣平臺補貼大戰已開始降溫。但其反映的「內卷式」競爭問題，仍值得關注。 近日在清華大學社科學院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辦的一場研討會上，與會人士就上述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在談及外賣補貼大戰影響時，騎手與商家代表表示面臨壓力。騎手代表表示，雖然短期內訂單量激增，收入增加，但高強度跑單導致神經緊繃和體力透支。同時，隨著補貼退出，大量湧入的新騎手將承受壓力。 一家國內中等檔次的快餐企業管理人員介紹說，外賣補貼導致該企業堂食顧客流量下降12%-15%，部分門店外賣佔比從15%攀升至22%。平臺要求商家再讓利10%，導致部分外賣訂單每單虧損約8元。雖然消費者得到一定實惠，但生產流程被激增的訂單打亂，產品和服務質量也出現一定下降。長期來看，中小餐飲企業資金鍊存在斷裂風險。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戚聿東認為，過度競爭和「內卷式」競爭會損害市場效率和公平。補貼難以真正培育用戶習慣或擴大整體市場規模，更多是線上業務對線下業務的替代效應。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副所長孫震表示，補貼大戰可能加速強者恆強的「馬太效應」，資金實力雄厚的平臺通過長時間、大規模補貼擠壓其他競爭者，最終導致市場集中度提升。 談及平臺經濟「內卷式」競爭的成因，清華大學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表示，這主要源於流量增長見頂、用戶注意力稀缺和算法驅動下動態定價機制帶來的「囚徒困境」。 此外，與其他行業相比，平臺經濟呈現「雙重內卷」：一方面是平臺企業之間通過大額補貼爭奪用戶流量，另一方面是平臺內商戶為獲取平臺內私域流量被迫參與補貼。 今年以來，中國官方多次強調防止「內卷式」競爭。在如何破除「內卷式」競爭這個問題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數字經濟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孟雁北強調，需要關注平臺是否會通過算法技術等構建競爭壁壘，形成「數字保護主義」，應避免對數字經濟時代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構成挑戰。 孟雁北表示，政府監管方面，建議採取柔性執法方式，如通過約談提醒平臺規範競爭行為，同時要善用反壟斷法、電子商務法等現有法律工具，加強對掠奪性定價等行為的規制。 在企業層面，戚聿東建議，由於網絡效應和規模經濟的特點，競爭的影響會被放大，平臺應當避免短視的補貼競爭，轉向差異化發展路徑，通過提升服務質量和技術創新來獲取競爭優勢。(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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