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非法狩獵 氣槍走火誤傷自己
2025-10-22 20:30 2,823次浏览6月24日下午，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賀蘭縣金貴鎮保南村，36歲的「公益紅娘」馬英與村婦聯執委、入黨積極分子、青年志願者一行7人，照例開展每月兩次的入戶走訪。他們來到保南村七隊的村民家中，宣講移風易俗理念。 馬英是賀蘭縣金貴鎮去年招募的首批13名「持證上崗」公益紅娘之一。賀蘭縣婦聯主席徐曉慶介紹，為進一步推動移風易俗、倡導婚育新風、解決未婚青年婚戀難題，賀蘭縣分兩批次為全縣65個行政村和15個社區招募近100名「公益紅娘」。他們主要是村(社區)裡的基層青年幹部、網格員、信息員、返鄉就業青年，以及熱心村集體事務的村民。賀蘭縣婦聯為他們頒發了「公益紅娘」聘書。 這些「公益紅娘」活躍在各村(社區)，發揮各自熟悉村情動態的優勢，向村民開展「倡導移風易俗抵制高價彩禮」宣傳，為適婚單身青年牽線搭橋，拓寬交友渠道，搭建溝通交流平臺；引導適婚青年樹立文明、科學、理性的婚戀觀、家庭觀，倡導「低彩禮」或「零彩禮」結婚；廣泛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規，引導村民爭做婚育新風的踐行者、優良家風家教的傳承者、文明鄉風的參與者。 馬英自2020年起在村裡擔任信息員，對村民情況比較了解。響應金貴鎮號召，她成為村裡首位「公益紅娘」，投身移風易俗工作，並於去年年底當選村婦聯主任。「很高興能擔任『公益紅娘』，引導村民們樹立文明務實的婚戀觀和家庭觀，為適婚青年『牽線搭橋』。」馬英說。 保南村現有1107戶居民，常住人口1100多人。馬英介紹，截至今年3月，全村有40多名未婚青年。長期以來村裡活躍著一男一女兩名「職業媒婆」，提供有償婚介服務，每促成一樁婚事，會從彩禮中抽取一定金額作為「謝媒禮」。他們雖然熟悉本地單身青年情況，但出於盈利目的，牽線時側重彩禮高低，而非雙方感情基礎。當地青年婚嫁彩禮曾一度接近20萬元，給不少家庭帶來沉重負擔。 擔任「公益紅娘」一年多，馬英感到，改變陳舊落後婚俗觀念的關鍵在於做通家長的思想工作。 起初，部分家長認為女兒婚事是家事，彩禮高低關乎「面子」。馬英和同事們耐心勸導：「如果男方因彩禮負債，女兒婚後日子也難過。不如降低彩禮，讓小兩口輕鬆過日子，還有能力孝敬雙方父母。」這一理念漸漸被村民們接受。經過持續努力，抵制高額彩禮、倡導移風易俗的理念已在保南村生根。 馬英介紹，目前保南村婚嫁彩禮普遍降至6.6萬元。許多女方家庭還會主動陪嫁汽車，幫助年輕人開啟新生活；越來越多男青年選擇就近在金貴鎮就業安家、購置婚房。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總價10萬多元，年輕人的結婚成本降低了，有了安居樂業的基礎。2024年5月以來，村「兩委」為8戶「零彩禮」「低彩禮」結婚的青年家庭，頒發「農村婚俗新風光榮證」。 保南村的婚俗之變，離不開產業發展帶來的底氣。近年來，當地通過發展露地蔬菜、設施溫棚蔬菜產業，建成涵蓋西北特色餐飲、牛羊肉銷售的便民集市，村民收入穩步提升。馬英說，隨著物質生活的改善，村民們逐漸認識到，幸福生活和彩禮多少沒有關係，勤儉務實的良好家風才是家庭長久和睦的根基。 馬英介紹，保南村婦聯今年持續加強對適婚青年的公益性婚戀服務，同時積極引導「職業媒婆」轉變觀念、共同參與移風易俗工作。保南村創新接地氣的工作方式，用村民易接受、聽得進、記得住的形式，讓移風易俗理念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不斷鞏固移風易俗成果。 64歲的譚雪琴是賀蘭縣洪廣鎮廣榮村婦聯執委。因家庭變故，她獨自將兩兒兩女撫養成人。她深知普通家庭養育孩子的艱辛，主動以低於5萬元的「低彩禮」送女兒出嫁。在她看來，「彩禮應該是兩個家庭幫扶一個新家庭，而不該是一個家庭『扶貧』另一個家庭」。 譚雪琴於去年5月申請成為全縣首批「公益紅娘」，不定期走進村裡的巾幗手工車間，通過「板凳故事分享會」，向婦女宣傳移風易俗、抵制高額彩禮的理念；她和其他「公益紅娘」共同解讀移風易俗政策，用當地方言創作表演小品《彩禮風波》、拍攝短視頻《彩禮》，引導村民多渠道了解並接受婚育新觀念。 今年2月底，得知鄰居魏宗禮之子魏剛剛和曹旭東之女曹婉瑜準備談婚論嫁，譚雪琴主動到曹旭東家，促成兩家以8萬元彩禮結親。隨後，曹旭東夫婦又將這筆彩禮以現金和添置生活用品的方式，贈予女兒。 曹旭東說：「我從未想過通過嫁女兒獲得錢財，把彩禮陪嫁給女兒，是希望孩子們成家後把日子過好。村裡有了『公益紅娘』是好事，能推動移風易俗，有助於形成文明婚嫁的好風氣。」 據團賀蘭縣委統計，今年1-3月，賀蘭縣青年婚嫁彩禮平均數額為7.02萬元，較往年大幅下降。今年以來，當地有17對新婚青年「零彩禮」結婚，65對新婚青年以低於8.5萬元的「低彩禮」結婚。 為嘉獎踐行文明新風的青年家庭，6月初，賀蘭縣婦聯聯合當地13家「愛心企業」，為全縣200戶「零彩禮」「低彩禮」結婚的青年家庭發放「禮遇卡」，可在當地餐飲、化妝品、家居、婚慶服務等門店，享受不同程度的消費優惠和專屬服務。 團賀蘭縣委書記邢冰表示，在積極培育「公益紅娘」團隊的同時，賀蘭縣團組織今年著力培育「鄉村勸導員」，組織他們通過開展主題團日、發放倡議書等形式，在青年中宣傳落實婚俗新風，鼓勵倡導「零彩禮」「低彩禮」；同時開展「彩禮新聲·青年有話說」訪談，放大青年榜樣的影響力、引領力。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敏龍來源：中國青年報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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