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中報密集披露 隱形重倉股揭曉
2025-11-24 01:01 9,738次浏览8月4日，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去世，享年95歲。許倬雲是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精通上古史、經濟史、文化史、考古學、社會學。 他的童年在重慶度過，目睹了日機對重慶慘無人道的大轟炸。作為一名中國歷史文化滋養出來的深厚學人，雖然身在海外，但他從無一刻放下過家國關懷：「中國事是我的事！」歷經滄桑，看民族渡劫，山河改顏，他寄語中國青年：「我勸你們振作！」 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 許倬雲，漢族，江蘇無錫人，1930年9月2日出生於福建廈門鼓浪嶼。1970年許倬雲赴美，任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校聘教授；1986年當選為美國人文學社榮譽會士。 許倬雲曾先後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夏威夷大學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講座教授、匹茲堡大學歷史系退休名譽教授等職。 許倬雲是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精通上古史、經濟史、文化史、考古學、社會學。其學術代表作有「古代中國三部曲」(《西周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另有「中國文化三部曲」(《萬古江河》《說中國》《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大眾史學著作數十種，其作品《萬古江河》獲得第三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2004年，許倬雲榮獲亞洲學會特別貢獻獎；2020年獲第四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終身成就獎；2023年獲頒「2022-2023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大獎」；2024年獲得唐獎第六屆漢學獎。 南山萬松叢中聽父親讀名臣奏議 許倬雲的童年和重慶關係甚密。他在2024年出版的《長江小史》一書中寫道：「長江於我，印象深刻。江行一路，兩岸風光，如同拉洋片，從南京一直到沙市。更往上行，進入三峽，過峽要耗時一日，豐都以上緩水平流，一直到重慶。重慶是兩江相夾的半島，一邊是嘉陵江，一邊是長江：北岸的嘉陵江水清，南岸的長江水濁；在唐家沱清濁合流，就像『涇渭分明』一樣。」 抗戰時，許倬雲一家住在重慶南山，有數年之久。許倬雲出生時手掌內屈，雙腳無踝，足背向地。身體有恙，加之戰亂，高中之前一直沒進過學堂。1946年，許倬雲從重慶回到江蘇無錫，到輔仁中學就讀。 在重慶南山萬松叢中，父親許鳳藻喜歡給少年時的許倬雲讀名臣奏議。家住重慶期間，不到10歲的許倬雲經歷了一次次轟炸，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殘酷景象。在萬縣(今重慶萬州區)大轟炸後，從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許倬雲看到了電線上半具屍首、樹幹下一條大腿……多年後，已成為歷史學家的許倬雲，依然無法忘懷少年時所看到的景象。 著作入選重慶「百本好書」 許倬雲心懷天下悲憫蒼生，不斷思考和著述，以獨樹一幟的大歷史觀聞名於世，畢生致力於為中國文化尋找出路、為世界文明提供解決方案。他的兩部作品也先後入選重慶市全民閱讀活動辦公室主辦的「百本好書送你讀」推薦書目，向全市讀者推廣。 2023年9月的書單推薦了《往裡走，安頓自己》，他在書中用他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只有往裡走，才能安頓自己。如果你總感覺活著很累，那就翻開本書，從今天開始安頓自己的心。 2023年12月的書單推薦了《經緯華夏》。「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圍繞著這一發端，許先生以九十高齡迎難而上，八易其稿，結撰出這部華夏文明從成長到成型的傳記《經緯華夏》。該書跳脫出中國文化內部演變的敘述，以大歷史觀的視角與思維方式，對華夏內外的歷史互動進行了全新的歸納排列，再現了中國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動融合的軌跡。 縱深 許倬云：中國事是我的事 在2022年世界讀書日來臨前，記者曾與他對話。 作為一名中國歷史文化滋養出來的深厚學人，雖然身在海外，但他從無一刻放下過家國關懷：「中國事是我的事！」歷經滄桑，看民族渡劫，山河改顏，他寄語中國青年：「我勸你們振作！」 這位歷經世間百態的老人，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中國，也把他的中國融入了他的生命。這個生命，這個中國，都將如他鍾情的江河，奔流萬世，生生不息。 1 家與國 他的童年時期，恰逢日本入侵，國家與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戰火、飢餓、恐懼等切身經驗，深入骨血。他回憶戰亂之中的離亂歲月：逃亡途中，看見日本人掃射難民；有些人逃難路上，體力衰竭就倒斃途中，旁人走過都沒餘力埋葬；傷兵每天一半一半地死掉，沒有藥，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痛得「鬼哭狼嚎」；「火光血影，流離失所，生離死別，人不像人」。 「在那種經驗裡長大的孩子，快樂不起來。」八十歲以後，他時常回顧逃亡的經歷，一講就忍不住哭。 對於他，「民族」和「國家」都是活的，後人生在太平日子，生計和安全都不復成為問題，民族和國家在日常意識裡便自然隱遁了。對兒子，他自知「不能把自己所沉溺而他不了解的家國之思強加在他身上，每次面對他時，以他的處境為前提」。 但他的家國思考，沒有停留在同理心式的豁達理解，走得很深。 2 人與群 關於人與群的關係，他曾講過這樣一個比喻：「人類是動物，是跟猴子一樣的動物。很少有孤獨的猴子，猴子是成群的。雖然猴群裡面有被欺負的小猴子，但群猴在一起了，它的生存要靠猴群。聰明的猴子會利用小猴子，人基本就是動物，我們要理解這一點。」 進入人生後半程的許倬雲，對於群體，仍保有深摯感情，但思考更為冷峻。 這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 許倬雲的求學、教學、治學生涯，有相當一段時間在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和匹茲堡大學度過，在那裡，他廣泛接觸中外學人，交了不少各國朋友。其中，有二戰期間被日本政府迫害的日本教授，有從德國跑出來的猶太人，他們雖生在法西斯國家，但反對給世界招致災難的國家主義。與他們的交往，促成了許倬雲思想的轉變。50歲之後，他已反思到，要「關懷全世界的人類跟個別人的尊嚴。」他依然反戰，傷痛刻骨銘心，但他理解普通人的難。 時代會強人所難，群體也會迫人窒息，但人要始終記得：「一個群體的歸屬，應是自己的選擇。」 3 普通人與大歷史 許多老一輩讀書人心中有天下。他們身上普遍匯集了三種特質：濃厚的家國情懷，大問題意識，以及啟蒙濟世的使命感。 許倬雲的學術生命，當然也流淌在同一條河流裡。他著眼大問題，從具體處著手；他寫中國，視野在全球，不自外於他者；他寫當下，背景是長周期的歷史變化。 他說自己關心的「就是21世紀大轉變的問題」，我們「關心自身，心系周圍的事情，永遠不能離開今天的世界」。 在採訪中，他提醒知識分子，要努力認識真實的中西雙方，「認識中國傳統的意義，認識西歐從過去到現在的轉變過程，玄想未來的世界該是如何，會是如何」，這也是他自己的終身志業。 當他以歷史學的進路書寫時，要處理的問題有兩個：記錄誰的歷史？以什麼方式記錄歷史？ 因為有深入中國民間和農村的經歷，他能理解普通人的真實和不易；在中國文化中浸染，他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氣度；他身為知識精英，但保有對精英階層的質疑和反思。 從兵荒馬亂年代走出來的許倬雲，對書寫帝王將相本能地拒斥。他在《西周史》三聯版的序言中寫道：「我治史的著重點為社會史與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與時勢之間，我偏向於觀察時勢的演變與推移——也許，因我生的時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無數痛苦。」 為了讓普通讀者可以明白他想表達的內容，他將《萬古江河》寫得「很淺」，力爭打破學術著作一貫的知識壁壘，在他心中，「為生民立命，就是為世界幫忙，這是儒家的本分」。 在新書《許倬雲十日談》裡，他同樣流露了誠摯的理想主義關懷：「理想境界永遠到不了，但我們自己永遠要有更進一步的可能性，永遠要有糾正錯誤的可能性。任何制度都會演變，好的制度要留下可以改變的空間。」 「知識分子，是為用自己的理想去幫助社會的其他成員一起走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工作。」這是他的立場自覺，也是道義責任。 4 抵抗與重建 太太孫曼麗眼中的許倬雲，很穩，但情緒起伏大，「他腦子裡的事情太多，總也停不下來。」 最近幾年，許倬雲關心的是全人類的當下困境：疫情恐慌下的社會民情、美國的衰落、中美的競爭、人類的科技化未來，等等。 其中，尤為我們關注的是：在塑造人類社會的種種因素中，科學技術是否正從一項重要因素變成決定性力量，是否會顛覆從前解釋人類行為與組織方式的理論範式？ 他幾乎是沒等問題提完，就語氣肯定地連答了幾個「會」。 在他看來，知識通向兩途：一途是像他這樣，為知識而知識，通過知識反觀自我與社會；另一類是尋找生產事業所需的工具，為效率邏輯所統領。如今，生產領域的自動化已經勢不可擋，技術工具逐漸替代了人，他擔心人被工具奴役。這兩類人所代表的力量，每天都在進行激烈的搏鬥，在新聞裡、在校園裡、在彼此的談話間。 他關心：當技術統攝一切，文化逐漸凋零，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在哪裡？ 我們問他，當下的意義困境、價值困境如此突出，讀書也正在退化為一種工具化的、非道德的行為，不再關乎人的心靈秩序，這種時候，讀書是否還可以通向良好生活？ 他沒有從學理的層面進行回答，而是直截了當：「我勸你們振作一點。」 在這種普遍迷茫的時期，他主張回歸生活本身。打開自己的感受力，向生活世界的四周張望，是生命力迸發的表現。他解釋道：「境由心轉，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不轉的話，什麼都不會發生。即便你的生活朝九晚五、在工廠的流水線討生活，也要注意到每一天是不一樣的。」 在許倬雲看來，價值虛無是全世界的共同危機，這不唯獨是西方社會的問題，「中國在經濟上已經走出一條路來了，後半段將來怎麼走，怎麼實現社會公義，怎麼創造共同價值，中國怎麼在安身立命之外為世界文明貢獻一把力，現在是重要時期。」 當世界行至此時，民眾的敵人只多不少，有的看得見，有的看不見。他說，知識分子要成為民眾的眼睛，幫助他們看清這個世界的真實。 據南風窗、新重慶-重慶日報
在美國關稅政策再成焦點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播客節目邀請，與《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展開對話，製作推出六期特別節目《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討論了美國在川普政府政策下面臨的信任危機和治理崩潰的風險，特別對川普政府的貿易與關稅政策進行了罕見的系統性批評。 △克魯格曼在《金融時報》播客節目中，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進行了尖銳批評 克魯格曼在訪談中說，川普政府正將關稅從一個經濟調節工具變為赤裸裸的「政治威脅手段」，不僅破壞了全球對美國制度的信任，也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治理基礎。 「談則減稅，拒則懲罰」的新秩序 克魯格曼認為，川普在任期間對中國、歐盟及其他經濟體不斷揮舞關稅大棒，意在逼迫對方就範，這種「威脅即政策」的做法已成為一種新型經濟外交常態。克魯格曼直言，該策略正在顛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所主導的「規則型貿易秩序」，將其引向一個以「力量至上」為導向的非制度化時代。 △在《沃爾夫-克魯格曼對話》第一期節目中，克魯格曼批評川普常以「一條推文決定政策」的方式來調整關稅，其無序性與不可預測性導致全球市場對美國失去信心 「這不僅是對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否定，更是對合作機制的根本破壞。」克魯格曼強調。他舉例稱，川普政府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等主要貿易夥伴頻繁更改關稅威脅言辭，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預期穩定性。「當經濟行為者不再相信規則本身具有連續性，而是擔心哪天總統發一條推文，稅率就變了，這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政策投機。」 從制度經濟體滑向「尋租國家」？ 這次訪談中，克魯格曼提出一個判斷：如果關稅政策工具繼續被武器化，美國將愈發像一個「尋租型國家」(rent-seeking state)，即決策權不再由制度和法治約束，而成為政治集團或個人謀取短期利益的手段。 「在某種意義上，川普的關稅政策展示了他眼中『總統權力』的極限邊界——不是去調和利益，而是用威脅製造服從。」克魯格曼表示，這種做法讓他想起一些治理脆弱國家的「強人統治」模式。 克魯格曼進一步表示，正是這種任意性極強的行政權使用方式，正在導致「制度信任的崩塌」，不僅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正當性，也動搖了其作為「安全資產提供者」的地位。克魯格曼說：「你不能一方面要求全球資金繼續信任美元、美國國債，一方面又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策上大搞不確定性。」 關稅邏輯背後的「美國優先」困境 克魯格曼強調，川普對關稅的使用並非源自嚴謹的產業保護主義邏輯，而是一種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工具，是其「美國優先」政策的直接延伸。 他分析稱，這種情緒政治化的關稅政策雖然短期內可帶來選舉紅利，但長期來看，其實際經濟收益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脫鉤和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 克魯格曼警告說：「關稅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引發連鎖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本國消費者與小企業。」 經濟學家的「悲觀旋律」 在訪談節目結尾，當主持人請嘉賓選擇一首代表當前情緒或觀點的歌曲時，克魯格曼選擇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羅爾·金(Carole King) 的名曲《為時已晚》(It's Too Late)。克魯格曼表示，雖然這首歌並非關於政治，但它的憂鬱旋律和「為時已晚」的主題，卻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自己對美國制度滑坡的無奈與悲觀。 《金融時報》評論認為，克魯格曼的言論，在當下的美國政壇語境中頗具警世意味。美國是否會徹底從「制度主義」滑向「工具主義」，將是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央視記者 武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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