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運動員來上海，與上海一線運動隊同吃同住同訓練
2026-02-18 04:59 5,413次浏览這個暑假，「體育外賣」的授課方式正在一些城市興起：不少青少年上體育培訓班不用接送，家長們從手機上下單，教練帶著器材上門，最近的場地可能就在自己家樓下。 扛器材擠地鐵送「體育外賣」，對於在杭州工作的00後劉晨來說不算什麼，做上門教練以來，根據課程需要，他帶過跨欄、障礙桶、彈力帶、啞鈴等工具。這讓他常常惹人注目，在不同小區之間轉場總有人來問聯繫方式；小區上課現場，也有家長先是在遠處觀望，再來諮詢：「能不能拼團(課)？」 這種新型體育培訓模式吸引著一些年輕人投身其中。石家莊一家上門體育機構負責人孫文表示，目前不到30人的教練團隊跑不完全市的上門課程，所以公司還在持續招人，每天近百人通過招聘網站向他求職，但可能只篩出一兩個合適的教練。 他們帶著器械上門教體育 劉晨是一名前摔跤運動員，他所在的杭州市臨平區是2021年才成立的，離市中心較遠，不少雙職工父母自己都很難有空鍛鍊，更沒有時間陪著孩子去其他區的大機構進行體育培訓，但孩子的體育鍛鍊卻「拖不得」——肥胖、體能差、視力弱問題困擾著不少家長，「有的孩子下樓去買個東西，可能回來都會氣喘籲籲」。靈活、便利的「體育外賣」，於是應運而生。 孫文在石家莊從事體育培訓十餘年，有一家超過200平方米、面向青少年的運動場館，開始轉型時，「上門體育」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現在，他的禹創體育團隊已經把「上門體育」作為主要業務。他解釋：「家長沒有時間來回接送孩子(到場館)，就會導致孩子的訓練頻率降低，斷斷續續的，效果不理想。」教練上門為家長減少了時間成本，而脫離場館，在綠植多的公園、小區運動，「視野開闊，運動狀態和心理是不一樣的」。 不同學段的體育測試，是當下很多家長為孩子下單「體育外賣」的一大原因。近年來，多地出臺政策對中考體育增加過程性考核，比如，北京各中小學校，將四、六、八年級學生的體質健康測試結果計入中考；河北則將七年級下學期至九年級上學期共4個學期的成績之和，作為過程性考核成績。 孫文稱，很多家長轉變了思路，不像之前，在體育測試前「臨陣磨槍」，平時訓練、提升成績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了，也不再滿足於原有的體育培訓模式。 北京樂時運動聯合創始人陳學利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做「上門體育」的機構有些也是從體育場館轉型而來，開發「上門體育」線上平臺的僅兩三家。2024年年底「樂時運動」小程序上線，目前覆蓋了100多個城市，已有3000餘名專業教練入駐平臺。陳學利表示，做「上門體育」是一種輕資產創業，沒有場館這種重資產的投入，而且覆蓋範圍很大。「不像一個場館，只能覆蓋周邊10公裡左右範圍。教練直接對接家長，收入也比在場館高。」 這也是曲阜師範大學體育教育專業大二學生薛銳眼中，「上門體育」的吸引力所在，不拿「死工資」、工作自由，憑個人能力賺錢。他做過田徑、籃球、夏令營體育培訓兼職，從今年上半年開始做上門教練，組了一個4人團隊，正在考慮創辦公司。「發展得好，畢業就可以接著做下去。」他了解到，在山東濟寧曲阜這座縣級市，大型體育場館都離市中心較遠，但他們送課到客戶家樓下，家長「透過窗戶就能看到」。90分鐘的課程收費100多元，是當地家長能接受的價格。 陳學利介紹，「樂時運動」的上門體育課程定價與授課人數相關，但客單價比場館更低，一對一課程低40%左右，4-6人的班課則會低70%左右。「很多孩子願意一塊拼著去上課，這種團課在平臺上銷量非常好。」陳學利說，有家長發起拼團後，會把團課連結發到自己的小區群裡，為孩子尋找上課的「搭子」。 得益於輕資產投入，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的「上門體育」從業者均表示，他們採取小課包或一次一付的收費方式。孫文介紹，他接觸的家長對傳統機構的「大課包」式預付消費心存顧慮，非常看重「上門體育」課程機構的穩定性。就像陳學利所說，一次一付的模式下，家長交完錢幾個小時以後，教練就上門來授課了。 面對新的市場需求，創業者們也在摸索。自媒體就是一個宣傳渠道，薛銳的團隊裡由他負責出鏡，拍攝帶孩子訓練的視頻，「有教練出鏡、指導的視頻流量，就會高一些」。通過和家長們的私信互動，薛銳得知一些體能測試的培訓需求很大，於是開始研究推出相關課程。 「南方沿海城市和北京，家長(對上門體育)接受度比較高，其他城市不少家長還是比較傳統，我們也在慢慢推廣，這需要有一個過程。」陳學利說。 上門體育「因地制宜」 暑假裡，清晨和傍晚是上課黃金時段，應家長要求，劉晨團隊的教練有的在早上6點上課，有的晚上10點半才下課，通常一天上4節課，下雨、颱風天就在小區地下層教。找到合適的場地不算困難。「新小區裡面配套都蠻好的」，跑道和體育廣場適合訓練。如果碰上老小區，劉晨會帶上孩子去附近的體育公園，通常走800米左右就能抵達。薛銳則習慣在每次課前「踩點」找好訓練場地，通常20分鐘以內能找到。 「在場館裡上課與上門去戶外上課，具體的實施、注意事項是有所區別的。」孫文說，教練首先會對場地的安全作一個判斷。場館內有運動地膠、周邊牆體有軟包，細微處都有保護設計，但「上門體育」需要靠教練選擇場地。「檢查周邊是否有高空墜物風險、稜角、過往車輛，這些都得注意到。」同時，戶外教學對教練的專業性要求更高，沒有地膠的情況下，跳躍的動作不規範，教練更要及時糾正，防止對孩子的膝蓋造成損傷。 在業內人士看來，場地需求與體育培訓項目密切相關。孫文以體測的立定跳遠項目舉例，教練會帶跳遠墊上門，對膝蓋起到緩衝作用，防止孩子受傷。而長跑訓練，由於未必能就近找到開放的標準跑道，則需要將訓練拆分：日常通過體能訓練提升心肺耐力、糾正跑姿，測試則必須去專業跑道。他希望更多運動設施向公眾開放，「無論對於上門體育，還是家長自己帶著孩子去運動鍛鍊，都是一種便利」。 在做夏令營教練時，薛銳第一次意識到，體育教育不是嚴肅的，而是有趣的，他在那次兼職裡學會如何融入孩子群體。「上門體育」往往是家長主導了課程報名，但孩子會慢慢喜歡訓練，也會在休息時和他分享喜歡的動漫角色和校園裡發生的事。 同一個項目也要根據目的來選擇上課方式。孫文談到：「比如籃球，如果要學專業的，我會建議去專業的室內場館，如果說把籃球當作興趣愛好，培養孩子的基礎能力，再穿插著體能訓練，我們可以說(上門)沒問題。」 劉晨覺得，體育不僅影響一個人的身體，更重要的是心理。他遇到過一個五年級體重已經有70多公斤的男孩，拍攝時男孩很抗拒鏡頭，也不願意訓練。於是，劉晨就和他約定不再用手機記錄，「就好好訓練，這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就屬於我們倆」。現在，男孩在訓練後瘦了5公斤，慢慢喜歡上了運動。 除了喜歡給孩子上課之外，劉晨還希望「通過創業的方式，讓教練走進千家萬戶，讓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推廣體育」。 「體育外賣」也需品控 武漢體育學院教授、中國青少年體育與體教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柳鳴毅向記者指出，隨著大眾體育健身意識的不斷提高，包括「體育外賣」在內的各種體育教學、體育鍛鍊形態隨之多元化發展。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等部門提供了基本的公共體育服務，但個體的需求存在差異，因此市場提供了個體化、定製化的課程。家長和孩子在選擇課程時，也需要注意防範孩子在體育運動中的運動損傷風險。 對於劉晨來說，選擇註冊公司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買保險。做個體教練時，劉晨只能在上課前一天請孩子父母買好保險、截圖發給他，「我們有言在先，如果沒有給孩子購買保險，第二天的課我們就不上」。現在，他可以以公司的名義，批量為孩子購買保險。 劉晨還發現，被訓練場景吸引來的家長除了關注課程內容和價格，也對專業資質非常看重。他告訴家長，浙江省內從業教練員通過在該省體育培訓監督管理數位化平臺「浙體培」獲得「電子認證」，可以通過小程序查看教練的資質證書。 為進一步完善課外體育培訓監管，國家體育總局於2021年12月印發了《課外體育培訓行為規範》，規定執教人員應持有體育教練員職稱證書、社會體育指導員職業資格證書等6種證書的至少一種。 陳學利介紹，各地的教練需通過「身份證+資質證書+教學案例+人臉識別」四重嚴格審核，才可以入駐「樂時運動」平臺接單。其中，教學案例指的是教練此前訓練的孩子的視頻，「能看出他的教學水平，還有對待孩子的態度」。 「我們現在是放慢了推廣速度，在控制教練的數量和質量。」陳學利透露，在作為大本營的北京，「樂時運動」設計標準化的課程流程，如果得到家長歡迎，孩子又比較適應的話，就會慢慢往外去複製。 「品控」也是孫文正在考慮的事情，他為團隊的每個教練都配置了一整套器材。因為「體育外賣」業務鋪得廣，他的確遇到沒辦法實時掌握教練上課情況的問題，他想到的方法是隨機巡課、與家長教練建立三方溝通、定期培訓，「也在思考有沒有更加系統性的管理方式來提高課程品質」。 孫文在期待相關行業標準的出臺，他坦言，對於教練的執教能力，僅靠證書無法直觀展現。在面試教練時，他要求上門教練性格外向、有耐心，且擁有一到兩年的實際授課經驗。「我們得對家長負責、對孩子負責，也對教練的未來負責，不能讓教練拿孩子練手，這裡邊的風險性、不可控性太大了。」 柳鳴毅認為：「僅依靠體育行政部門對『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項目進行管理、監督、扶持，力度是不夠的。我們要呼籲多部門圍繞『體育外賣』等體育健身服務的標準設置、場地、師資、營業資質等，提出合理且有助於市場發展的監管體系。」他也提醒，公眾應增強安全防範意識，選擇有資質和經驗、靠得住的機構。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陳宇龍 記者 王聰聰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08月14日 07版
「附近的公立託育機構早就招滿了，家裡老人年紀也大了，實在沒辦法，我只能辭職在家帶娃。」全職媽媽胡女士無奈地說。 家住上海的張女士，則正為託育費用犯愁：「問了幾家民辦託育機構，費用太高，我們負擔不起，也不太放心。」 家長們的這些困擾並非個例。《國務院關於推進託育服務工作情況的報告》顯示，超過三成的3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有送託需求，但受行業發展階段、服務價格等多重因素影響，目前全國實際入託率僅為7.86%。 如何進一步補短板、優服務，讓有需求的家庭既能「託得起」，也能「託得好」「放心託」，已成為繞不過的民生課題。 政策發力，多管齊下降低託育成本 當前，多數城市的託育服務仍以民辦機構為主。據統計，2023年全國民辦託育機構佔比達89.5%，但其居高不下的收費讓不少家庭望而卻步。記者通過平臺查詢發現，一線城市如北京，託育機構月均收費多在4000-8000元，個別機構可達12000元；省會城市如安徽合肥，收費為3000-6000元；即便是非省會地級市如湖南株洲，費用也達2000-4000元。這對許多家庭而言，都是不小的負擔。 高收費背後，是民辦託育機構的運營困境：房租、人工等成本需自主承擔，普遍面臨前期投入大、投資回收周期長、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 化解「託不起」難題，離不開政策引導。2024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明確各地要統籌中央預算內投資、地方政府專項債等渠道資金，開展託育綜合服務中心和公辦託育服務網絡建設；積極推行公建民營模式，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提供普惠、多元、優質託育服務等。 據國家衛健委統計，目前全國超半數省份已將發展託育服務作為本地民生實事項目，1315個縣(市、區)出臺了託育機構建設補貼、運營補貼、發放消費券等措施，旨在降低託育服務價格。 而生育支持政策的協同效應也正逐步顯現，在為託育機構減負的同時，也為家庭育兒降壓。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明確，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直至其年滿3周歲每孩每年可得3600元補貼。此外，國家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2023年已將扣除標準從每個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 從育兒補貼的發放到生育津貼的標準提升，從託育服務的政策傾斜到稅收減免的實際落地，多層次的支持政策正織密家庭育兒的保障網絡。目前，多地已通過動態調整補貼額度、擴大政策覆蓋範圍等方式，讓經濟支持更貼合家庭實際需求。 專業賦能，人才培育提升託育質量 發展託育服務，要讓孩子「託得好」，人才是核心支撐。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我國託育服務全職從業人員約112.4萬人，其中保育人員約56.6萬人，佔比達50.4%。當前，從業人員的數量缺口與質量仍是制約託育服務行業發展的短板。 「我們的工作工資低、責任重，一天從早忙到晚，付出專業努力卻被簡單歸為『看孩子』。」保育員小邱的無奈，折射出託育從業人員普遍面臨的多重困境：薪資待遇偏低、職業發展路徑模糊、社會認同感不足。 針對託育服務行業「招人難」「育人難」的痛點，各地正積極施策，著力培養專業託育人才，推動行業規範發展。 以上海為例，當地依託職業院校和開放大學，強化對育嬰員、保育師等從業人員的職前職後培訓，符合條件者取得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後，可按規定申請補貼；北京則鼓勵院校學生及從業人員考取託育服務相關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將符合條件的專業技術人才納入職稱評審範圍，既幫助從業人員提升就業能力、拓寬發展渠道，也為行業規範化發展注入動力。 託育人才隊伍建設的強化，離不開多部門的協同發力。據國家衛健委有關負責人透露，教育部已在中職、高職專科、職業本科等三個職業教育階段增設嬰幼兒託育相關專業；人社部發布了保育師、育嬰員、嬰幼兒發展引導員等國家職業技能標準，並積極落實職業培訓補貼等政策；全國總工會、國家衛健委、全國婦聯組織開展全國託育職業技能競賽，推動託育服務隊伍綜合素質與業務能力的提升。 從地方探索到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一系列舉措正在為託育人才隊伍建設築牢根基。隨著政策紅利的持續釋放、職業發展通道的不斷暢通，託育行業有望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逐步破解「人難招、才難留」的困局。未來，當專業化、規範化的託育人才成為行業主力，不僅能讓每個孩子獲得有質量的照護，更能為千萬家庭解除後顧之憂。 法治護航，立法+落實織密託育安全網 家長對託育服務的期望，不僅是「託得起」「託得好」，更要「託得放心」。這一訴求的背後，是對嬰幼兒健康成長的關切。而當前，託育機構的規範和監管仍待加強——全國託育機構備案率僅42%，部分機構因缺乏約束未按規定備案，潛藏衛生、安全等風險。 浙江溫州某託育機構因未備案擅自開展服務被處罰；江西撫州一家託育機構雖辦理了營業執照，但並未在衛生健康主管部門備案，也未取得合格衛生評估報告，被當地有關部門責令整改；廣東惠州某託育中心未向衛生健康部門備案擅自營業，被執法人員現場責令改正，同時被處以行政處罰……這些案例暴露出的漏洞，與家長對託育服務的信任期待形成鮮明對比。 為構建讓家長放心的託育服務體系，相關政策法規正加快完善。國家衛健委、國家發改委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加快推進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明確將託育服務機構納入地方公共安全重點保障範圍，加強對託育服務機構監管，落實消防、食品等安全管理規範要求。在立法層面，制定託育服務法已列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並確定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牽頭起草，通過多地調研、座談等形式，廣泛吸納民意，確保法律制定充分回應現實需求。 在法治框架逐步完善的同時，各地也在探索創新監管方式。浙江杭州全市範圍內的普惠性託育機構均啟用人臉識別智能設備，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山東濟南打造「泉心託」託育惠民工程，規定所有「泉心託」家庭託育點在開辦前必須嚴格履行備案流程，用對公資金監管帳戶收款，監控錄像必須存儲90天可查，推進家庭託育點標準化、規範化建設。 從政策法規的逐步完善到地方實踐的多元創新，我國託育服務工作已初見成效。面向未來，託育服務的優化仍需凝聚多方合力。《關於加快推進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提出明確目標：2025年，實現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託位數4.5個，新增普惠性託位66萬個；2030年，普惠託育服務體系基本建立，支持保障政策基本健全，公建託位數量明顯增加，託育服務能力和質量顯著提升，家庭託育成本有效降低，基本滿足群眾普惠託育服務需求。隨著這些目標的實現，將有望讓更多家庭告別託育之憂。(薄晨棣、實習生 姜佳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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