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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30 12:15 9,816次浏览北京8月13日電 題：兩岸演員談話劇《寶島一村》：兩岸在一村 記者 應妮 一座舞臺上「活著的博物館」，一段不說就會被遺忘的故事。8月13日，導演賴聲川攜臺灣演員屈中恆、那維勳，以及上劇團的新生代演員司雯共同亮相北京，分享《寶島一村》這部話劇17年來的感人點滴。 《寶島一村》資料劇照。 (上劇場供圖) 《寶島一村》的誕生，離不開兩個人——賴聲川與王偉忠。王偉忠是眷村長大的孩子，因擔憂眷村記憶隨拆遷消散，於是找到賴聲川，希望能夠做一個關於眷村的舞臺劇，把兒時記憶搬到戲劇舞臺上，讓更多人了解眷村及那段歷史。他用一句「電視都是速食，只有話劇才是永恆的」打動了賴聲川。賴聲川把從王偉忠那兒聽說和親歷的25個家庭、上百個故事，濃縮成了三代住民、四個家庭的生活片段。2008年，《寶島一村》終於和觀眾見面。 2010年，《寶島一村》開啟大陸巡演。2020年，在上劇場成立五周年之際，賴聲川推出由上劇團演員們傳承出演的專屬版《寶島一村》。 在劇中飾演「老趙」的屈中恆17年來場場不落，他將自己的父親作為觀察、參照的對象。「我爸爸的很多性格其實和『老趙』一樣，熱心、願意幫助鄰居，比如他掃地的時候，把自家院子掃完，還要幫鄰居門前也掃一掃。『老趙』身上的許多東西我都會去觀察我爸，跟他聊天。」 因出演《寶島一村》的契機，屈中恆有機會重新認識自己的父親。而如今，屈中恆已是四個女兒的父親，這一次更是帶著自己的女兒開啟《寶島一村》的巡演，一遍又一遍地看這個對她來說有些遙遠卻那麼近的故事。「演到今天，我已經有一種責任感在身上，有責任讓更多的兩岸中國人知道這段故事、了解這段歷史。」 17年來，那維勳從眷村二代的「大牛」演到了一代的「李子康」，代際的變換也是成長。他在劇中演繹的情節與父輩經歷相似。那維勳的父親七歲時與奶奶和叔伯們一起輾轉來到臺灣，但奶奶在遷徙中途過世，父親四兄弟也走散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卻也有意想不到的巧合，四兄弟在因緣際會之下慢慢重逢。然而父親自七歲去到臺灣，直到2007年前後才回到大陸老家。 那維勳說：「2016年我爸爸去世，在此之後的每一場《寶島一村》，我都覺得是演給天上的爸爸看的。」每每飾演「李子康」，他都覺得仿佛鑽進父親的身體裡，去感受、思念和致敬父親。 8月13日，《寶島一村》分享會在北京舉行。 記者 應妮 攝 來自上劇團的大陸演員司雯與屈中恆搭檔演出「趙嫂」，她坦言這個人物的種子已經在自己身上發芽，「我是哈爾濱人，小學畢業之後在北京，後來又在上海落地工作成家，演出中代入自己這種遷徙的情緒來體味劇中趙嫂的心情。」賴聲川透露，兩岸演員第一次聯排時，司雯的表現一下子就把老演員們「鎮」住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動，上劇場在大陸招募的年輕演員，和臺北這些18歲起就在籃球場上和我建立起友誼的老演員，在這部劇中融合得如此順暢」。 雙版本的《寶島一村》巡演之旅將啟航。上演17年的經典版本將在8月22日至23日的北京站迎來第350場演出，王偉忠將特別出演劇中的「說書人」，娓娓道來這個故事。已經上演了116場的專屬版巡演則是不斷解鎖新的版圖。 同一個故事，不同的版本。賴聲川說：「真實、誠懇是藝術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東西，我們選擇將《寶島一村》的故事繼續說下去，希望可以讓所有中國人都看到它。」(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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