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份證上有了父親的名字」
2025-11-25 04:52 9,725次浏览一尊創作於1937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的雕塑泥稿，緣何直到1946年才得以展出？這尊保留著煤灰等痕跡的雕塑，為何在巴黎一經面世就震驚了世界？ 今年七八月間，在南京、北京等地，「凱歌穿越八十年」尋訪團成員與雕塑作品《轟炸》數次「相遇」，被作品中這位為躲避日軍轟炸，懷抱嬰兒、手牽幼子、奮力前衝的母親深深觸動。作為中國雕塑史上直接表達戰爭主題的傑作之一，江蘇籍著名雕塑家滑田友創作的《轟炸》凝聚著中國人民的血淚控訴，成為人類「銘記歷史、珍愛和平」的青銅備忘錄。 誕生於巴黎地下室的民族悲歌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大屠殺史實展」第一部分，《轟炸》雕塑在此靜靜佇立：年輕的母親仰頭回望天空中的敵機，右手緊摟著懷中的嬰兒，左手拉著幾歲的幼子，在驚惶中奔走。雕塑中，母子三人的身體以45度前傾，形成極不穩定的三角形，母親繃直的脊梁與孩童蜷縮的身體，構成了強烈對比，大大強化了作品的視覺張力。 「2007年，我們將《轟炸》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為的是讓更多人銘記這座城市曾經的血淚，這也是父親生前的願望。」 滑田友之女滑夏為我們講述了《轟炸》曲折的創作過程——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由此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當年12月，當聽到南京淪陷、同胞被屠戮蹂躪的消息後，遠在巴黎留學的滑田友憤然寫道：「田友深痛祖國今日，視倭寇如至仇。即在巴黎，見彼闊唇弓腿，每不願同日而立……」 滑田友將滿腔悲憤融入手中的刻刀，記錄下同胞遭受的深重苦難。5年前，他曾在上海「一·二八事變」中目睹了難民奔逃的一幕：一位母親用身體遮住啼哭的嬰兒，棉襖在寒風中翻卷如殘旗。於是，滑田友抓起陶土反覆揉捏，還在泥坯上塑出了母親驚恐的眼神——那是他在南京大屠殺報導中讀到的千萬雙絕望眼睛的縮影，雕塑《轟炸》的第一組泥稿由此誕生。 然而，1939年歐洲風雲突變：9月納粹德國軍隊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因官費斷絕，滑田友陷入極度困頓之中。在德軍逼近巴黎前，滑田友將《轟炸》泥稿等一批反戰作品埋藏於地下室的煤堆之下。經過戰火中的蟄伏與藝術淬鍊，1946年雕塑《轟炸》問世後，其高度的藝術成就以及對戰爭罪行的無聲控訴，引起同樣經歷戰爭創傷的法國觀眾強烈共鳴。這件作品被法國教育部收購，巴黎國立現代藝術博物館打破僅收藏本土藝術作品的慣例將其永久珍藏，滑田友也成為第一位被編入法文版《世界美術百科全書》的中國人。 每道塑痕都是戰爭傷痕的見證 在滑田友故居工作室中，陳列著許多滑田友生前的作品，這座1.2米高的《轟炸》被擺放在最顯眼的位置。滑夏常會輕撫雕塑，回憶起獨屬於父親的傳奇。 滑田友生於江蘇淮陰，1933年在「伯樂」徐悲鴻的幫助下赴法留學，其間他學習西洋雕塑技法，並致力於與中國雕塑傳統相結合，後來成長為中國現代雕塑藝術的先驅。 對於《轟炸》，曾任中國國家畫院雕塑院院長的錢紹武如此評價：作品通過母子三人躲避飛機轟炸的情節，通過三個不同年齡人物的不同動勢與表情，自然地表現出他們在敵機轟炸下的不同心理狀態，表現了中華民族母性的博大、慈愛，為了兒女和家園敢於和敵人抗衡，維護人類的尊嚴和正義。 今年4月，中國美術館展覽部主任邵曉峰在《光明日報》上發文講述《轟炸》的文化意義時，描述了1946年作品重見天日即將鑄銅時的往事：滑田友堅持保留泥稿上煤灰的痕跡，甚至與法國的鑄造工匠發生激烈爭執：「這些裂紋是母親摔倒時膝蓋擦過碎石的痕跡，磨平它們就是在抹殺歷史。」 邵曉峰認為，恰是這些常人眼中的「瑕疵」，讓冰冷的金屬有了「體溫」，每道塑痕都成為戰爭傷痕的見證，讓歷史呼吸、使記憶鮮活。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看來，《轟炸》不僅是一尊藝術珍品，更是歷史的見證。 在紀念館悼念廣場上有一條銅板路，上面鑄有200多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和重要證人的腳印，其中一塊銅板上只有一隻右腳印。周峰告訴記者，這隻腳印是已故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吳秀蘭的。1937年冬，日軍轟炸南京，當時24歲的吳秀蘭帶著3個女兒躲到了秦淮河邊，一顆炸彈落在她們身邊，8歲的大女兒當場遇難，吳秀蘭和二女兒腿被炸傷，小女兒幾天後不幸夭折。此後，吳秀蘭左腿被鋸，留下了終身殘疾和難以彌合的傷痛。「這就是這尊雕塑的現實版啊！《轟炸》通過母親的眼神凝固了人類文明史上這至暗時刻，傳遞出對戰爭永恆的警示。」 人類期盼和平的藝術證言 在中國美術館，除了館內收藏的《轟炸》原件外，還在廣場上用3D技術放大製作了一尊《轟炸》雕塑，供觀眾品味、鑑賞。 在滑夏看來，父親不只是藝術家，更是一位愛國者。除《轟炸》外，抗戰期間，滑田友還創作《轟炸後》《南京大屠殺》《日人暴行》等圓雕、浮雕稿。在法國，他積極聯絡，組織義賣展覽，將所得資金悉數寄回祖國。1948年，滑田友回國擔任北平藝專雕塑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後作為人民英雄紀念碑美工組副組長，創作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五四運動》等大型浮雕。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入口處，著名雕塑家吳為山為紀念館擴建工程而創作的《冤魂的吶喊》等4組雕塑令人震撼。其中一座10餘米高的大型雕塑《家破人亡》，表現了一位衣衫襤褸的母親抱著死去的孩子，仰天呼號、悲痛萬分。時隔數十年，兩代雕塑家不約而同選擇 「母子」體現同一主題，傳遞了怎樣的情感表達？ 吳為山認為，《轟炸》與《家破人亡》中的女性，充分體現了偉大的母愛，也是祖國母親的象徵。面對深重的災難和巨大的悲痛，她們依然選擇堅定地站立，這是我們民族堅強不屈精神的象徵。 2007年12月13日，《轟炸》正式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與象徵大屠殺期間生命消逝的「12秒流星裝置」並置。周峰說，許多倖存者在雕塑前長久駐足，有倖存者看到雕塑時潸然淚下；有日本民間團體在雕塑前默哀，並留下反對戰爭祈求和平的寄語。他說：「展示這樣的作品，旨在讓觀眾從情感與理性雙重維度回望歷史，既緬懷遇難同胞，更思考如何守護今日來之不易的和平。」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作為世界語言的雕塑藝術，總是以立體的造型全方位展示它的精神價值。當藝術成為歷史的青銅備忘錄，它既提醒我們和平的珍貴，更昭示每個生命都有責任捍衛人類的尊嚴與文明的火種。」吳為山堅定地說。 徐寧 來源：交匯點新聞
閱讀提示 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是，開展背景調查應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 「因為背調結果顯示『黃燈』，我們無法進行下一步了。」 不久前，應聘某食品公司的羅女士，突然接到該公司HR發來的這則不予錄用通知。經過反覆溝通，羅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調公司標為「黃燈」的原因——「有過訴訟記錄」「曾經是被告」，羅女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近年來，背調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招聘流程中，在有的背調中出現了訴訟記錄、婚戀情況、職場「緋聞」等信息。多位受訪專家呼籲，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同時明確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保護求職者個人隱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因有訴訟記錄，背調「亮黃燈」 「接到背調結果時人是懵的，想了很久都沒想到我什麼時候成過被告。」羅女士告訴記者，她後來推斷出唯一可能的訴訟記錄，「2018年，我們小區的業主跟物業有過糾紛。當時物業公司起訴了很多業主，估計我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羅女士查閱案件公開信息發現，該案中，自己的確被列入了被告名單。最後，羅女士放棄了入職該食品公司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一些背調公司受用人單位委託對求職者開展背調，並在背調報告中標註「綠燈、藍燈、黃燈、紅燈」，以此代表求職者的「風險」由小至大。在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近日審結的一起勞動糾紛案中，求職者張先生也因有訴訟記錄被用人單位拒絕錄用。 2024年4月，張先生接到一家軟體開發公司的錄用函。在與原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後，張先生在軟體開發公司旁租房、租車位，積極為入職做準備。 讓張先生未曾料到的是，當月，該軟體開發公司突然聯繫他，表明公司需要背調結果為「綠燈」或「藍燈」的候選人，而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是「黃燈」，不符合其錄用標準。 後來，張先生從背調公司處得知，自己拿到「黃燈」評價的原因是其存在訴訟記錄。對此，張先生提出異議稱，訴訟記錄是其曾因被騙取錢財而發起的維權訴訟，且自己是原告。此後，背調公司將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改為「藍燈」，但該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絕錄用。 「誠信是勞資關係的基石，訴訟記錄本身並非拒絕錄用的正當理由。」對於該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楊鋒分析認為，訴訟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更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 「勞動者若因行使訴訟權利而被拒絕錄用，等於變相剝奪了勞動者維護權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使得勞動者在就業與維權之間進退兩難。」楊鋒說。 最終，法院經審理認為，軟體開發公司的上述行為違背誠信原則。綜合考慮張先生支出的房租等費用，並結合後續張先生入職的工資報酬酌定的失業賠償，判處該公司向張先生賠償1.32萬元。 背調信息應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 用人單位開展背調有何依據和意義？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表示，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用工風險，保障用人單位利益」。 在背調程序方面，北京澤盈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屾提出，開展背調的相關主體應遵循6大程序，分別為籤署授權、確定範圍、多源驗證、結果反饋、加密存檔、到期銷毀，以此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 記者梳理公開案例發現，司法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背調提供的個人信息範圍、真實性、客觀性等產生爭議。 因前同事的一句「生活作風存在問題」評價被寫入背調報告，求職者王先生入職新單位後每月工資減少約5000元。該案訴至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後，法院認為，案涉背調公司在未確認王先生前同事所述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直接給其標註「黃燈」，並將該信息寫進背調報告，導致其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最終，法院判決背調公司停止侵權，向王先生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背調不能侵犯個人隱私權，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原則。」胡勝國指出，相關主體應通過個人授權和法律規制兩個程序保障權利侵入最小化，即沒有勞動者授權不得調查，即使獲得授權也應遵守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規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範圍看來，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還須遵循必要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基於招聘必要進行背調，搜集、調查的信息也是基於招聘崗位的需要，且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此外，用人單位不得利用搜集的信息對勞動者作出歧視性的僱傭決策。」他說。 明確背調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對於用人單位開展背調的邊界，林屾提出，應考量兩個標準下的邊界定義，即「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林屾進一步分析稱，在「法律邊界」方面，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導向原則。一方面，「最小」指的是信息範圍，即法律僅允許開放最小限度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可能與他人和服務對象有必要關聯的個人信息，「所有的商業調查行為，均須在這個範圍內開展」。另一方面，「必要」是指信息相對必要，對調查者的權限做出限制。 對於「公德邊界」，在林屾看來，用人單位和背調機構在開展背調時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被調查者的社會性利益。 範圍建議，勞動行政部門應明確背調具體規範，包括調查前提、調查獲取信息的範圍、調查獲取信息的引用等。此外，對於濫用背調等違法行為，應該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對於用人單位濫用背調、侵害求職者勞動就業權的，應該對求職者的權益予以保障，如認定用人單位違法拒絕錄用的締約過失責任等。」他說。 「可以利用區塊鏈存證、算法歧視治理等方式強化監管技術的應用。」林屾舉例稱，比如應強制授權書、調查過程上鏈固化，供勞動監管部門實時查驗，同時要求用人單位公開AI背調模型邏輯，防止關於年齡、性別等的隱性歧視。 此外，林屾提出，對於不同用途的背調行為可採取的手段、可提供給需方的信息，可以實施精細化的分類、分級管理。與此同時，確保勞動者擁有信息刪除權。通過立法明確勞動者離職後可要求相關主體刪除背調數據，用人單位亦需設立自動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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