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形古墓造型為何如此別致？
2025-12-03 04:00 8,794次浏览杭州8月10日電(張煜歡)幾個月前的一天，68歲的李大伯(化名)突發急性心梗跌入水溝，被送至雲南省普洱市景東彝族自治縣人民醫院(下稱景東縣人民醫院)時已血壓驟降、心率微弱。急診科啟動應急預案，多學科團隊接力搶救：7次電除顫、持續心肺復甦穩住生命體徵，緊接著導管室裡介入手術精準開通閉塞血管，最終將老人從死神手中拉回。 這場驚心動魄的生死搶救，不僅是景東縣人民醫院整體學科救治能力的體現，更藏著一段跨越千裡的幫扶故事。 圖為浙江專家在景東縣開展義診活動。浙大二院供圖 時光回溯至2013年，在教育部和浙江大學統籌部署下，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下稱浙大二院)與景東縣人民醫院締結定點幫扶關係。彼時的景東縣人民醫院，設備陳舊、學科薄弱，區域患者外轉率居高不下。 「景東的山路陡，但我們的幫扶腳步穩；縣域醫療基礎薄，但我們的培育耐心足。12年探索，我們要的不是『輸血』一時，而是『造血』長久，讓景東自己的醫生能頂起大梁，讓這裡的醫院能真正守護一方。」中國科學院院士、浙大二院院長王建安說。 「這是一名有長期飲酒史的患者，反覆重度貧血，但他黑便及嘔血量與貧血程度不符，我們考慮患者除了消化道出血是否還合併其他疾病，您看看我們這樣的診療方案是否合適？」8月7日上午，景東縣人民醫院消化內科門診醫生通過浙二網際網路醫院「雲診室」，向浙大二院消化內科主任宋宇虎請教診斷方向。經過線上會診，宋主任建議患者戒酒，改善貧血狀態，後續完善內鏡檢查。 這樣的數智醫療場景，如今在景東已是常態，但回溯至2015年3月，第一套遠程會診系統的啟用，曾是打破山海阻隔的「破冰之舉」。 「記得第一例遠程會診，是位肺功能障礙的患者。」景東縣人民醫院院長馮周亮至今記憶猶新，「浙大二院的專家通過屏幕一步步指導我們看片子、問病史，對我們的初步診斷給予了相應指導和建議，使該患者的治療方案得到進一步的優化，避免了患者輾轉求醫的奔波。那一刻我就知道，這根網線有大用處。」 浙大二院為景東當地援建的高壓氧艙，為當地急危重症患者康復帶去新希望。浙大二院供圖 如今，這根網線已進化成「數智動脈」。浙大二院依託5G網絡、VR眼鏡、AI能力等新一代數位技術，同質化平移數智建設樣板：成立「浙二網際網路醫院雲南景東分院」和「區域影像平臺景東分中心」，為縣域內19家緊密型醫共體成員提供強有力技術支撐。 景東縣人民醫院的辦公室裡，有一柜子的錦旗和感謝信，其中一名肺癌患者在信中如此寫道：「我患癌咳痰已經一年多了，而且越來越重，這次竟然在縣醫院治好了，董醫生救了我的命啊！」 信中提到的董福秋醫生，2022年從浙大二院學成歸來後，在當地牽頭開展了氣管鏡相關診療技術及肺癌的規範化診療，讓部分肺癌患者得以在縣級醫院明確診斷、及時治療。如今，董福秋已成長為景東縣人民醫院副院長，帶領更多年輕醫務人員走向成才之路。 這樣的成長故事，在景東比比皆是。2015年到浙大二院進修的骨科醫生蔡喬良，回院後帶領團隊開展了包括腰椎畸形矯形術等在內的10多項新技術新業務，助力景東骨科躋身省級臨床重點專科。 8月的景東常常風雨交加，各個醫療單位裡的氛圍卻是熱火朝天。浙大二院臨床和管理專家帶來的乾貨課程，以及義診帶教、床旁查房、手術教學等，吸引了數百名景東縣緊密型醫共體醫務人員前來學習。 這樣的「實地教學」，是浙江專家奔赴山海的工作常態。12年來，醫院持續派出巡回醫療專家隊，並於2023年落地3個名醫團隊工作站……「傳幫帶」從「短期派駐」已變成「長效深耕」。 民生連著民心，健康關乎幸福。12年山海相望，兩地的醫療幫扶故事早已成為一段共生長、同進步的情誼。從第一臺遠程會診到5G數智醫療的普及，從第一批進修醫生到本土化人才梯隊的形成，從簡陋的診室到功能完善的區域醫療中心，變化的是醫院的模樣，不變的是「守護百姓健康」的初心。(完)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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