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首個地質生態產品交易儀式在安吉餘村舉行
2026-02-08 01:17 5,317次浏览福建永安8月12日電 題：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的振興圖景 作者 雷朝良 初秋時節，福建省永安市小陶鎮松山村的柑橘果園綠浪翻滾，圓滾滾的特早蜜桔壓彎了枝頭。「再有十幾天就能採摘了，今年蜜桔長勢喜人，肯定是個豐收年。」正忙著給果園除草的村民江以權笑著說，家中10畝蜜桔早已被採購商預訂一空。 在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公園陳列展廳內，「紅軍北上抗日從這裡出發」的標語首先映入眼帘。雷朝良攝 小陶鎮境內氣候溫和溼潤，雨量充沛，為特早蜜桔的糖分積累提供了理想環境。目前，全鎮柑橘總面積達3.85萬畝，總產量10萬噸，總產值5.64億元。小陶鎮政府分管農業的負責人羅曉娟8月11日接受採訪時說：「柑橘已成為小陶鎮最大的農業支柱產業。」 這片綠意盎然的土地，同樣浸潤著紅色的革命記憶。當地傳唱的一首抗日歌謠：「紅軍抗日鐵拳反帝先鋒隊，中國我們誓死要反侵略，我們全部對日作戰去，自由蘇維埃的新中國。」將人們的思緒帶回90多年前的烽火歲月。 圖為北上抗日先遣隊指揮部、紅軍醫院舊址。雷朝良攝 在位於小陶鎮上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公園陳列展廳，泛黃的歷史照片、珍貴的革命文物，配合講解員深情的講述，生動再現了那段鐵血徵程。 小陶鎮文化站站長黃光棉介紹，1934年7月6日，由紅七軍團改編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瑞金出發，歷經艱險於7月15日抵達小陶鎮，與紅九軍團先頭部隊勝利會師。 7月15日這一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小陶鎮發布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等重要文告，使這裡成為北上抗日宣言的發布地、先遣隊的集結出發地，也拉開了長徵的序曲。 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小陶鎮石峰村。陳祖隆攝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在紅九軍團的護送下，途經永安多個鄉鎮揮師北上，沿途通過發傳單、寫標語等方式宣傳抗日、發動群眾。至今，永安多個村莊的老屋牆上仍保留著當年的抗日標語。 「先遣隊轉戰閩浙贛皖四省，行程五千餘裡，牽制敵軍主力，有力配合了中央主力紅軍順利實施戰略大轉移。」永安市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鄭毅指出，「這支隊伍沿途傳播黨的抗日主張，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奠定了群眾基礎。」 如今，小陶鎮的紅色資源得到系統保護開發。巖連寧邊區革命歷史紀念館、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石峰紀念館莊嚴矗立；樹荊堂、慎修堂等革命舊址修葺一新；矮嶺戰鬥遺址、紅軍墓等遺蹟重現風貌，形成了以「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為核心的紅色文化集群。 「我們正積極推進紅色文化與特色產業的融合發展。」羅曉娟表示，通過「跨村聯建」和村企合作等模式，小陶鎮實現了集體經濟、農民收入和企業效益的同步提升，2024年全鎮農民人均年收入達34662元，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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