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高橋——花江峽谷大橋完成荷載試驗
2026-02-16 14:48 2,537次浏览貴陽8月12日電 (張偉 曾晉琪)以「走進多彩貴州共創中馬新篇章」為主題的第十五屆馬中企業家大會12日在貴州貴陽啟幕。150餘位境外嘉賓、250餘家貴州省內外企業代表共聚一堂續寫友誼、共謀發展。 圖為大會現場。記者張偉攝 馬中企業家大會旨在深化中國與馬來西亞兩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間的合作領域，推動傳統企業轉型升級，實現互利共贏。馬中企業家大會現採取中國、馬來西亞兩地輪流主辦的模式，成為中馬經貿互動的重要橋梁之一。 「2026年至2027年將是全球經商環境最不穩定、最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之一。國際地緣、資本市場、供應鏈重組，都讓企業經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馬來西亞—中國總商會總會長、馬來西亞旅遊局董事盧國祥開幕式上說，「抱團出海、協同發展」將成為關鍵。中馬企業必須要從傳統的項目合作，走向系統性的長期合作，從資源共享、人才交流，到市場聯動與資本協作，建立一套完整的合作機制與行動方案，才能共同抵禦風險，把握機遇，真正實現「做大、做好、做遠」。 貴州省副省長蔡朝林表示，貴州願以此為契機，與馬來西亞各界朋友，攜手開拓更為廣闊的合作空間。雙方可深化經貿合作、擴大雙向投資、拓展文旅交流，貴州將加快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來黔發展的馬來西亞企業提供高效服務和有力保障。 「貴州不僅生態環境優美、人文資源豐富，而且在大數據產業、綠色能源、雲計算、智能製造等新興領域的迅猛發展，而受到全球矚目。」馬來西亞通訊部副部長張念群說，這與馬來西亞所追求的高科技、綠色、包容的未來經濟藍圖不謀而合。誠邀貴州各方多多關注並投資馬來西亞，可在智慧城市建設、跨境電商與物流數位化平臺、 AI與雲服務平臺在東協的部署與本地化應用等領域深入合作。 開幕式後，中國與馬來西亞企業代表等進行主旨演講。馬來西亞旅遊局副局長李泰康作「馬來西亞旅遊年」推介。在與會嘉賓的共同見證下，馬來西亞旅遊年正式啟動。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雪蘭莪投資促進機構及貴州省文旅廳、貴陽市貴安新區、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分別圍繞文旅、經濟等領域的資源與特色進行專題推介。 第十五屆大會中國主辦方，貴州省貿促會(博覽局)會長(局長)、貴州國際商會會長苗宏，向下一屆馬來西亞主辦方馬來西亞—中國總商會秘書長謝中正移交會旗。 緊扣時代脈搏與區域需求，大會還設置三大高峰論壇，圍繞「貿易融通與企業出海」「文旅融合發展」「大數據與科技」三大核心領域展開深入探討，有望推動中國與馬來西亞產業鏈深度融合，創造更多合作機遇。 近年來，中馬經貿往來愈發緊密，貿易增長顯著。以貴州為例，數據顯示，貴州與馬來西亞2024年貨物貿易同比增長72.2%、服務貿易同比增長169.5%，馬來西亞來黔旅遊人次同比增長454.3%，馬來西亞已成為貴州在東協的重要貿易夥伴和入境客源市場。(完)
理論與實踐 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及其完善途徑 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聯合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每年每孩3600元的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民生領域首次採取大規模、普惠式、直接性的資金發放形式來實施惠民舉措，展現出國家高度關注生育問題並有力紓解家庭在育兒領域急難愁盼的堅定決心。 現代化國家在既往的工業化過程中都會普遍面臨生育率走低問題，各國通常會在生育率下行時期採取各類政策手段以降低其下降的幅度與速度。其中，最有力、最常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該政策體系一般包括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一是以生育補貼、稅收減免、信託基金為代表的現金轉移支付制度，它側重於以資金形式對育兒家庭進行直接的經濟補償；二是以產假、育兒假為代表的育兒休假制度，它側重於為育兒者提供充裕的照料機會；三是以公共託育、學前教育、嬰幼兒免疫、早期發展探視、家庭教育指導、殘障兒童康復照料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側重於為有兒童家庭提供專項服務支持——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即屬於這個類別。 各發達國家普遍形成了資金、假期、基本公共服務相銜接的一攬子組合型生育支持政策。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逐步完善以及國家財政投入的增長，一些現代化國家的生育狀況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國家近20年的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9-2.1左右的水平，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甚至在近20年裡從1.6-1.7增長至1.8-2.0。 就我國而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已成為解決現階段少子化問題的關鍵舉措。實踐中，有關生育支持政策的建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下有序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但堅持了原有的針對特殊困難家庭的臨時/長期監護服務、收養寄養服務、康復服務、關愛保護服務等，還陸續針對普通家庭形成了個人所得稅抵扣、生育假、公共託育、嬰幼兒免疫、普惠性學前教育等制度支持，並在資金保障、信息協同、檔案管理、協調機制、基層服務隊伍建設方面給予了諸多配套。此次育兒補貼，不但是國家堅定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生動體現，也是在民生保障領域中切實展現「投資於人」理念以及提升惠民體感溫度的標誌性事件。 具體而言，我國建立實施育兒補貼制度的時代意義主要有四點：首先，這開創了兒童福利制度乃至民生保障領域普惠型政策的先河，反映出國家充分利用惠民政策來打贏應對少子化風險關鍵戰役的堅定決心。其次，顯示出我國正在對普通家庭過重的育兒經濟負擔及家庭照顧赤字進行主動有為的幹預。第三，標誌著我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形式結構上補齊了短板，資金、假期與基本公共服務三種形態的政策工具箱已經初步齊備。最後，它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以困境兒童及其家庭為主的兒童福利制度出現了明顯拓展，由補缺型向補缺與普惠相結合的組合普惠型邁進的趨勢有所體現。 當然，也必須正視我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尚處於摸索階段，仍然需要在未來重視三大問題：一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持續、穩步增長。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與兒童規模，此次育兒補貼在年齡範疇上確定為嬰幼兒、在補貼額度上相對較低，與已有現代化國家普遍全周期、高標準的兒童津貼尚有一定差距，未來仍然需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穩步增長。二是要注重育兒補貼的地方差異。此次育兒補貼為部分地方政府提高標準留有一定餘地，但在政策監管過程中也要注意防止少量經濟發達地區的標準過高或標準增長過快，防止人為造成社會保障水平的參差不齊並進而影響我國區域人口增減的大局。三是要注重育兒補貼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同使用。從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制度的建立實施並不意味著生育率會在短期內快速提高，它不但具有一定的政策滯後性，也與其他政策工具以及多重工具組合的配套協調有關，因此，育兒補貼制度仍然需要納入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中去綜合考量，以設計出生育支持的最佳方案。 (萬國威，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臨床社會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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