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科技大學教授研發新型熱電材料 研究成果在《Nature》發布
2025-12-03 01:50 4,315次浏览北京8月13日電(記者 上官雲)前段時間，著名導演鄭曉龍出現在了第30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綻放」頒獎典禮上，清晰闡述自己的創作理念：要做老百姓愛看的戲。 此次行程之前，鄭曉龍接受了一撥密集的採訪：由他擔任總導演、曹譯文擔任導演的《藏海傳》播出，口碑收視都非常不錯。 在影視圈，鄭曉龍的名字堪稱「金字招牌」。從《渴望》《北京人在紐約》到《金婚》《紅高粱》《甄嬛傳》《功勳》《幸福到萬家》《偵察英雄》等，再到如今的《藏海傳》，三十多年來，由他策劃、監製、執導的許多電視劇，都堪稱經典。 這些作品有時代的印記，亦有對當下的反映。即便是古裝題材，他也秉承著現實主義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態度去拍攝。一部《甄嬛傳》，十餘年來各種熱梗和解讀層出不窮、常說常新，成為風靡至今的文化現象。 不過，他從來不會提前設想自己的劇能不能「爆」。拍《甄嬛傳》時，有人跑到別的劇組參觀，回來議論紛紛，鄭曉龍給大家打氣，「我說你們有點自信吧，我們把自己的片子做好了就行，對不對？」 海報設計：徐洋 「它能不能火你不用想，也不用比，你拍好了觀眾自然會喜歡。」他想，儘自己的力量把這件事做好就行了。一部劇會不會火，那是留給觀眾去考慮的。 細節落地 今年「白玉蘭」頒獎之際，《藏海傳》劇組低調地在上海舉辦了一個簡單的「慶功宴」。 從網絡流出的照片看，鄭曉龍和曹譯文兩位導演面帶笑意站在前面，「藏海」的扮演者肖戰站在後排，俏皮地比了個「耶」。所有到場主創的開心幾乎都寫在了臉上。 說是「慶功」，但看上去更像一次小型劇組重聚，亦像是賦予這部「爆款」劇一個圓滿的收官儀式。自播出以來，《藏海傳》憑藉豐富的內容獲得了極高的關注度。 它沒有局限於復仇故事，裡面有人物的成長和變化，也有對封建社會的批判。鏡頭考究，服化道精良，諸多傳統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彰顯了東方美學的特質。 一組數據可以證明這部劇有多火。此前，《藏海傳》在CCTV等多臺同步播出，雲合數據顯示其正片有效播放市佔率高達40.1%。在中國臺灣連續7天穩坐「臺灣本日熱播前十」。 拍戲時，鄭曉龍其實沒怎麼想過劇爆不爆的問題。那時他跟曹譯文一樣，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打磨質量上。與細節較勁的痕跡，在《藏海傳》的拍攝過程中幾乎隨處可見。 有一場推開墓門的戲，時間不長，但花的心思足夠多。鏡頭中，藏海要推開沉重的墓門。但當時製作好的道具墓門重量不夠，人往那一站，輕輕一推，門「吱呀」一聲就開了。 鄭曉龍一看，這絕對不成，道理很簡單，過了那麼多年，又是巨大的石門，推的時候得有力量，那個「推」的勁兒得出來，不然，跟艱難進入墓道的狀態就對不上了。 他將這些細節考慮周全，再講給演員聽。肖戰也給出了令鄭曉龍滿意的反饋。「演員表演呢，你一說他就明白，努力地用勁(推)，再加上門開了的配音，就覺得(對了)。」 「生活化的細節很影響劇的質量。包括臺詞怎麼說、動作怎麼做，一點一滴，有的劇本提供這些，有的劇本不提供。」鄭曉龍覺得，作為導演，這些都應該想到。 《藏海傳》劇照。劇方供圖 《藏海傳》的時代背景是架空的，但服飾、官制、環境營造等都落地到了明朝。如此這般，一部劇才會富有質感，豐富的細節，則會令作品血肉飽滿。 在流量內卷的網際網路時代，鄭曉龍、曹譯文和其他主創們用40集的《藏海傳》證明一個道理：高質量的長劇依然富有生命力。 一句話，尊重觀眾，耐心打磨細節才能出好作品。 時代印記 摳細節、講人性，《藏海傳》有一種不同於尋常「爽劇」的味道。拍了幾十年戲，鄭曉龍手握多部「爆款劇」，這些作品亦如同鏡子，映照出時代與行業幾十年來的變化。 翻一翻鄭曉龍的履歷，他出身軍人家庭，也當過兵，在部隊服役期間就因文筆出眾受到賞識，後來成為機關單位的宣傳幹事，一邊工作一邊大量讀書，為踏入影視圈夯實了基礎。 大學畢業後，鄭曉龍來到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工作。那時，他已經隱隱感覺到，大眾文化的時代即將來臨，便打算拍一部聚焦普通人生活的作品。 後來，鄭曉龍召集了李曉明、王朔等人，一起琢磨劇本。經過緊鑼密鼓的拍攝，1990年，《渴望》播出，一舉成為現象級電視劇，「劉慧芳」也成了「好媳婦」的代名詞。 他並沒有止步於此。之後，鄭曉龍策劃拍攝了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開創中國室內情景喜劇先河；一部《北京人在紐約》，反映了上世紀90年代的出國潮，一時成為經典。 資料圖：鄭曉龍這位中國電視劇史上殿堂級的傳奇導演，一直恪守藝術家的操守，幾十年如一日的兢兢業業創作，為廣大觀眾奉獻了一部部堪稱裡程碑式的影視精品。發 常江 攝 在這些電視劇中，鄭曉龍此後在創作中堅持的「現實主義態度」已初見端倪：細節要真實、有質感，人物舉止要有邏輯，講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但也要對時代和社會有所反映。 鏡頭中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卻又有著代際相通的情感。基於此，鄭曉龍擔任出品人、總策劃或執導的許多國產劇都很能引發共鳴，如《甄嬛傳》等，都成了經典之作。 哪怕是古裝劇，劇情也必須符合生活邏輯和真實的人性。《甄嬛傳》原著小說是架空的，電視劇則將其背景落到了雍正年間，賦予故事一個真實的朝代。 有了背景支撐，鄭曉龍又將細節填入故事框架，人物逐漸有了靈魂。安陵容的「冰嬉舞」所佔比例並不多，但從服裝設計到滑冰鞋怎麼做，都花費了大量心思。 對細節的精細打磨，使得《甄嬛傳》播出後長盛不衰。十多年來，這部劇被「盤」的幾乎包了漿，解讀《甄嬛傳》成為一種文化現象，觀眾熱衷於討論各種細節，邊邊角角都沒落下。 不過，鄭曉龍當初壓根沒預料到《甄嬛傳》能這麼火，「拍的時候沒想到，播的時候也沒想到。」他總覺得，一部劇拍完後就有了獨立的人格，漸行漸遠，跟自己就沒關係了。 但每次別人提起這部劇，他依然非常高興，因為它證明了一件事：大浪淘沙，經過時間選擇，能留下來的、大家都愛看的作品才是好作品，這甚至跟拿不拿獎、掙不掙錢都沒多大關係。 做好作品，做能夠留下來的作品。闖蕩影視圈三十餘年，這是鄭曉龍最重要的心得。 成就「爆款」 許多年來，在網絡平臺上，鄭曉龍很多作品的熱度幾乎從未衰減。 他不怎麼上網，但拍出的劇情，經常能夠精準踩中網絡文化的「流行點」。而如何製造「爆款」的答案，其實就藏在他的作品裡：注重細節，貼近觀眾。 鄭曉龍與曹譯文在工作中。劇方供圖 把細節當成情節拍，是創作文藝精品的秘訣。在他看來，我們常常大量拍情節而沒有細節，但想讓觀眾產生信任感，細節恰恰是最重要的，最後是要功力的。 細節夠了，人物也就豐滿了。想要拍出令人信服的細節，就要充分了解生活和常識，他堅持認為，如果不是從生活中來，而是從自己的想像中來，就可能有問題。 在鄭曉龍的觀念裡，對細節的把控，應該貫穿整個拍攝過程。《甄嬛傳》的後期製作時間很長，由於北京故宮並非處在群山環繞之中，他便讓人逐幀將橫店宮殿後面的山抹掉。 說到底，還是他堅持許久的那個創作標準：現實主義。同時跟上時代，不落窠臼。 他有自己的原則，但並不墨守成規，在《藏海傳》劇組裡，會耐心傾聽青年導演曹譯文的想法，比如為什麼要在這裡設置反轉、如何「填坑」，然後點點頭，「哦，原來你們這麼想。」 「認真，但不嚴厲。」是曹譯文對鄭曉龍最為直觀的印象之一。 在漫長的時光裡，鄭曉龍始終保持著一顆好奇心，認真對待每一部作品。而這，或許就是他多年來「創作之樹」常青的秘訣。(完)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是燕山南麓目前已知面積最大的西周時期遺址，也是目前國內發掘時間最長、發掘規模最大、發掘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遺址。 自1945年被發現以來，琉璃河遺址歷經多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陸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漆木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陶器等，其中包括首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堇鼎、伯矩鬲。2025年4月，琉璃河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編 者 從北京市中心向西南車行約40公裡，再穿過一段田間小路，就到了琉璃河遺址城北發掘區。 「經過歷時約3年的勘探和發掘，我們發現了外城壕和外城牆，明確了琉璃河遺址外城的存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館員、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介紹，「根據外城壕的位置推測，城址規模由原來不到60萬平方米擴大到約百萬平方米。外城壕內堆積層多達12—16層，通過對這些堆積層的研究觀測，可以追溯外城從建設到廢棄的過程。」 反覆現場發掘證實北京3000餘年建城史 在北京考古史上，琉璃河遺址發掘次數之多、時間之長，僅次於周口店遺址。 1945年8月，中國銀行派工作人員吳良才調研琉璃河水泥廠投資建設情況。途經董家林村，他穿過一片明顯高出周圍的臺地，看到地面陶片俯拾皆是。受其哥哥、中國考古學學者吳金鼎的影響，吳良才對考古很感興趣。他撿回一大包陶片，拿給當時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的蘇秉琦看。 看到陶片，蘇秉琦立即判斷可能是商周的東西。蘇秉琦曾說，「如果沒有吳先生的發現，就不會有後來琉璃河遺址的發掘。」 1962年，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蘇秉琦，在安排學生考古實習時，又想起吳良才提供的線索。在他提議下，北大教授鄒衡帶領學生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到琉璃河的劉李店、董家林等地開展小規模試掘。聯合考古隊挖開幾條探溝，發現了些許灰坑和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將這次成果寫進報告，發表於《考古》1963年第3期上。這是關於琉璃河遺址最早的一篇研究文章。 此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琉璃河遺址前後開展了5次大規模發掘。 「我1972年進入北大考古專業讀書，和班上40多人一起去了琉璃河參加田野實踐。」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的趙福生回憶，當時他們住在董家林村一座四處透風的大廟裡，晚上睡大通鋪，點煤油燈照明。經過幾個月努力，都沒有發現有價值的東西。趙福生說：「但鄒衡先生還是堅持這裡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提出『一定要保護好』。」 轉眼到了1973年春天，聯合考古隊再次啟動對琉璃河遺址的發掘。這一次，由於發掘範圍更大，幾年內，就陸續發現了69座墓葬及車馬坑，包括燕侯級的202號大墓，出土了堇鼎、伯矩鬲等珍貴文物。經過專家認定，基本確定琉璃河遺址就是燕國的始封地。 1986年11月29日，考古隊員在1193號大墓墓坑東南部的泥水中，發現了兩件鏽蝕嚴重的青銅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這個發現使大家倍感興奮。經過兩個多月的除鏽工作，器物內部的銘文顯現出來，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個字，其中最關鍵的5個字是：「令克侯於匽」，實證周王曾命令燕侯克到燕地為諸侯。至此，琉璃河遺址作為西周燕國始封都城的地位得以確認。 1995年，趙福生出任琉璃河考古隊領隊，對燕都古城的城址、宮殿區、祭祀區等進行了補充發掘；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根據天文推算、文獻、碳14測年等方法推斷，燕國的始封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前後，證實北京有3000餘年建城史。 多學科合作還原最早的「北京城」 2019年，北京市考古研究所(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聯合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單位，重啟琉璃河遺址考古工作。 發掘現場，聚集了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科技考古人員等，多學科合作在本次考古發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家共同研判文物保護方案、決定提取方法、制定取樣計劃。隨後開展的動物考古、植物考古、有機質殘留物分析、銅器溯源、碳14測年、同位素分析、人類全基因組測序等，均取得階段性成果。 碳14測年顯示，外城壕啟用於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被廢棄。外城的發現證實琉璃河城圈結構至少為雙重，改變了學界對西周燕都城市複雜性的傳統認識。這是西周封國遺址考古中首次發現雙重城垣，其城圈結構和城牆方向與西周早期的王朝中心周原遺址相似。王晶認為，這說明西周時期王朝的中心和封國在城市設計上的理念是一致的。 在外城壕的堆積層裡發現了8座祭祀牛坑。經過動物考古鑑定，這些牛大多在2歲半到3歲半之間，推測為祭祀用牲。 走進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的標本室，一個個塑料盒中存放著粟、黍、小麥、大豆、大麥等炭化植物種子。「我們要收集大量土樣，才可能選出少量植物種子。」考古隊員安妮娜介紹，要用浮選機一遍遍「淘洗」，再利用高倍數顯微鏡判別品種。研究表明，燕人以食粟、黍為主，可見西周時期琉璃河一帶為較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 此外，琉璃河遺址首次建立了考古地理信息系統，將遙感考古、航空攝影、電法物探、勘探和發掘的成果「繪」在一張圖上，建立遺蹟三維模型。基於三維測控網，在空間坐標系中準確記錄每個遺蹟的位置、大小和形狀。 「琉璃河遺址的考古工作是『老遺址新收穫』的典型代表，其經驗值得推廣。」西北大學校長、考古學家孫慶偉說，3000多年來，北京從邊緣據點到大國首都，其發展歷程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寫照。從這個角度來看，琉璃河遺址發掘研究的意義遠超一城一地。 零距離感受考古魅力，講好北京「城之源」故事 時至今日，燕都和燕文化仍有許多歷史謎團待解。 「考古工作仍在繼續，一批90後、00後考古隊員挑起了大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長張中華介紹，「我們制訂了中長期規劃，將通過一系列多學科課題研究，破譯文明密碼，填補研究的空白。」 「考古發掘一旦開工，一天也不能停工，加班是常態。」王晶坦言，她家住天津，經常一年到頭都沒空回家。有一年大年三十，團隊仍然忙著整理髮掘記錄。經過院領導再三催促，大家才匆匆返鄉，沒過幾天，又提前返回考古工地。雖然工作辛苦，但王晶說：「當在土層中找到一個個歷史遺蹟片段，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除了考古發掘，這些年輕的考古隊員還在嘗試用各種方法向人們闡釋琉璃河遺址的歷史文化價值，講好北京「城之源」的故事。 在勘探現場觀察土樣，記錄信息；走進模擬探方，挖掘文物復原品；在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琉璃河遺址館區，學習青銅製作工藝……作為北京公眾考古季的創新活動之一，2022年至今，共有數十組家庭受邀走進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零距離感受考古的魅力。 在琉璃河遺址國際田野考古學校，來自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外國學生參與田野考古實踐、學術研修活動。作為考古學校的指導教師，安妮娜精心編寫了英文考古術語詞典。「在教學實踐中，我們努力讓外國學生了解中國考古學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時我們也藉此機會了解國際考古學的新動態。」安妮娜說。 2025年3月，北京市房山區聯合北京市文物局公開徵集琉璃河考古遺址公園核心區建設規劃設計方案。未來，一座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考古遺址公園將呈現在世人面前，成為人們觸摸歷史、感悟文明的重要場所。 延伸閱讀 琉璃河遺址將北京建城史推進至3000餘年前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大石河北岸，分布範圍約5.25平方公裡，包括董家林、黃土坡、劉李店、立教、洄城等地。 琉璃河遺址的發掘，對周初封燕問題的認識，起到了關鍵作用，不但指明了《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的「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中北燕封地的具體位置，還展現了最初的「北京城」的樣子。它將北京建城史推進至3000餘年前，是目前北京地區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頭，稱之為北京「城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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