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區受降地點為何選在湖南芷江？
2025-11-21 11:03 3,139次浏览8月7日電 據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發布第二批6個涉外商事海事調解典型案例。這批案例涉及新加坡、孟加拉國、烏茲別克斯坦、土耳其、瑞士、馬紹爾群島、象牙海岸、智利等8個國家當事人，彰顯了中國法院深刻把握服務保障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時代要求，積極推動涉外商事海事糾紛高效、和諧、實質性化解，為共建「一帶一路」和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法治動能。具體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調和促穩保障各方共贏，護航海洋經濟行穩致遠 海洋是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要地。人民法院運用新時代海上「楓橋經驗」，實質化解矛盾，促成各方保持長遠合作關係，為海洋產業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司法後盾。案例一中，外籍貨輪在抵達智利瓦爾帕萊索港卸貨時發現貨損，新加坡、土耳其、智利三國當事人放棄提單背麵條款約定的船旗國管轄協議，一致選擇在大連海事法院訴訟，以共同行動表明對中國海事司法的期待和信任。法院充分發揮調解優勢，通過多輪背對背溝通，僅用三個月即推動各方達成和解並自動履行，用中國海事司法的「東方經驗」為外國當事人重新架起合作橋梁。案例二涉及某國際貿易公司與海南某漁業公司購買並出口冷凍羅非魚引發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爭議，貨物運輸到象牙海岸阿比讓港口後因無人提貨，導致貨物長期滯留而產生高額貨櫃滯箱費。中國法院精準把握各方當事人利益關切點，快速促和解紛，各方當事人分別撤回上訴和一審起訴，促進漁業出口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發展。 二、外籍當事人高度信任，東方經驗在「多國多港」熠熠生輝 從抵達智利瓦爾帕萊索港的海上貨物運輸，到印度尼西亞芝格丁港口發生的船舶碰撞，外籍當事人均主動選擇中國海事法院解決糾紛，彰顯了外籍當事人對我國法院的高度信任。案例三是一起發生在國外海域的船舶碰撞糾紛，多個國家法院均具有管轄權，但當事雙方協商一致選擇寧波海事法院管轄並同意適用中國法。法院首次創新引入外國船東保賠協會參與調解，成功破解碰撞事故賠償難題，促成雙方達成調解協議，馬紹爾群島某船舶管理公司自動履行了全部款項。調解這一「東方之花」正在「絲路海運」航線上絢麗綻放。 三、創新「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奏響「和合共贏」時代和音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載體。人民法院在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中，不斷探索「訴仲調銜接+專家輔調+行業指導」等涉外解紛模式，創新構建「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解決機制，以司法智慧書寫「定分止爭」新範式。案例四是孟加拉國何某與陳某買賣合同糾紛，人民法院首創「商事調解+行樞輔調」模式，依託涉外民商事糾紛訴仲調「一站式」聯動解決平臺，邀請廣西壯族自治區商務廳專家解讀政策，邀請香港調解員開展雲上法庭異地同步聯調，形成了「法官+商事調解員+行樞輔調員」三員共調的解紛新局面。案例五是一起涉烏茲別克斯坦的跨國買賣合同糾紛，人民法院積極運用「多語言協同+數位化賦能+柔性調解」多元化解機制，通過線上視頻方式進行授權見證、在線調解，切實做到高效便捷低成本化解糾紛，積極為新疆打造亞歐黃金通道和中國向西開放橋頭堡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案例六是一起涉及瑞士某公司與河南某貿易公司、河南某煤電公司等清算責任糾紛，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充分把握中外當事人繼續合作的需求，創新「證據交換—焦點鎖定—動態協商—協調推進」全鏈條調解模式，積極避免匯率波動風險，促成中外當事人當庭握手言和、籤署和解協議，實質性化解糾紛，打破了「一案生、合作止」的困局，圓滿解決超千萬美元的跨國糾紛。 人民法院持續提升涉外商事海事審判質效，通過調解化解了一系列重大複雜的跨國商事海事糾紛，有效維護中外當事人合法權益，讓中華傳統「和合共生、美美與共」的東方智慧漂洋過海，逐步將我國打造成為國際商事糾紛解決的優選地。 6個涉外商事海事調解典型案例具體如下： 案例一 善用「東方經驗」實質化解國際海事糾紛 ——智利某農業公司訴土耳其某鋼鐵公司、新加坡某航運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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