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工快評丨商場設「父嬰室」，公共服務在「升溫」
2025-11-24 16:02 2,265次浏览8月15日電 題：習近平的民生之問 | 「今後村民收入靠什麼？」 「今後村民收入靠什麼？」 聽到時任餘村黨支部書記鮑新民關於村裡關停礦山、水泥廠的匯報，習近平同志關切地詢問道。 這一幕發生在20年前。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來到正處在轉型十字路口的餘村調研。 餘村是浙江湖州安吉縣天荒坪鎮下轄村，三面環山，自然環境優越。上世紀80年代，餘村依靠豐富的石灰巖資源發展「石頭經濟」，一度成為安吉首富村。不過，錢賺到了，環境也破壞了，「村民不敢開窗，山上連筍都不長」。 2003年1月，在習近平同志推動下，浙江成為全國生態省建設試點省。在湖州的礦山整治中，餘村的礦山和水泥廠陸續關停，2004年，餘村村集體收入從300萬元直線下滑至20萬元。 20年前，在餘村簡陋的村委會會議室裡，習近平同志關於村民收入的提問，是餘村村民最關切的事。 「我們也在想辦法，村裡有幾戶人家也辦了農家樂，收入還不錯，看來以後要靠生態旅遊、農家樂，靠著青山吃青山了。」當時，鮑新民這樣回答。 習近平同志在聽取餘村發展模式轉變的匯報後，一段經典論述就此誕生：「下決心停掉一些礦山，這個都是高明之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過去講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實際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在那個慣於以GDP論英雄的時期，環境與發展如何兼顧，不單單是餘村的困惑，也是整個中國面臨的課題，破解這一難題，習近平同志關於「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述，以撥雲破霧的遠見卓識為人們提供了耳目一新的思路。 餘村調研後不久，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文章《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指出，「如果能夠把這些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遊等生態經濟的優勢，那麼綠水青山也就變成了金山銀山」。 解剖麻雀、洞察規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以一種深入淺出的方式，精闢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 思路一變天地寬。 20年過去，如今的餘村已變成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最佳旅遊鄉村」，2024年，接待遊客122萬人次，旅遊收入達6000萬元。 20年過去，發端於餘村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中國遍地開花結果，點燃了逐綠而行的燎原之勢，描繪出一個又一個山鄉巨變。 2020年3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再次來到餘村考察調研。在一家農家樂小院裡，總書記同老村支書和返鄉創業村民代表拉起家常。 當聽說村裡的農創客「葡萄一串最高賣出268元」時，總書記高興地說，這裡的山水保護好，繼續發展就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生態本身就是經濟，保護生態，生態就會回饋你。 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 20年來，從一個小山村走出的發展理念，為中華大地繪就綠水青山的美麗畫卷，為新時代中國帶來真金白銀的發展動能。 ｜出品人：陳陸軍 ｜總策劃：俞嵐 ｜策劃：吳慶才 ｜統籌：馬學玲 ｜執筆：闞楓 ｜校對：孫靜波 ｜視覺：李雪瑤 ｜中國新聞網「習言道」工作室出品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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