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區第八屆立法會選舉競選活動開啟
2026-02-09 06:39 8,695次浏览這往往是一場不計代價的投入——有人花了10萬元做司法鑑定，有人辭職自學法律，有人耗了幾年，打一場可能會輸，但哪怕贏了也賠不了多少錢的官司。 半年前，崔燦成為一名「寵物律師」。這種與貓貓狗狗相關的案子標的一向不大，最少的幾百元，平均幾千元，有的可能上萬元，接案子的律師多自稱「為愛發電」。 他發現，為寵物打官司的當事人，「從經濟方面考量，得不償失」。但很多人堅持把官司打到底。 也有一些特別的官司——夫妻離婚，寵物歸誰？貓抓人，人有錯嗎？主人死了，寵物能繼承遺產嗎？ 據投資銀行高盛報告，2024年，中國寵物數量首次超過4歲以下嬰幼兒數量，預計到2030年將接近嬰幼兒數量的兩倍。隨之出現的是寵物的醫院、學校、食堂、樂園和交通工具……貓狗在這個社會上面臨的處境越來越「類人」，由此衍生出的法律問題也越來越稀奇。 很多人開始思考，當下的法條，該如何適用於年輕人的「新家人」。 分割不了的「財產」 崔燦幹了半年「寵物律師」就發現，解決的不只是法律問題，還要算清楚人情帳。 一名留學生向他諮詢。出國前，她把自己的寵物貓委託給一位朋友照顧。兩年後回國，朋友卻不願意歸還貓咪，提出這兩年餵養貓咪的罐頭是全世界最好的，「貓價值5000元，但兩年的飼養費用加起來幾萬元」。 從法律上來講很好分析，貓咪要返還，該留學生的朋友可以主張合理的飼養費用。 但實際上，這並非一個可以用法律完美解決的問題，「訴訟就算贏了，朋友如果堅持不給也沒辦法，藉口貓丟了，法官也不可能上門去抓貓」。 最後，該留學生接受調解，拿了兩萬元經濟補償，小貓還是交給朋友養。 發生在情侶或夫妻間的寵物撫養權爭奪也常常鬧到法庭，婚後購買的寵物屬於「共同財產」，夫妻離婚時，寵物不是可以「平均分割」的「財產」。 2024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上海二中院」)發布《離婚後寵物歸屬協議模版》，用來解決離婚後寵物跟男方還是跟女方的問題。 協議模板中明確：「離婚後該犬按照男方×%，女方×%，按份共有，平時由男/女方保管，男/女方每月支付財產保管費×××元。男/女方每周×可使用該犬一次，每次上午×時自男/女方住所取走，下午×時送回。」同時明確在使用或管理期間，如該犬被損壞或丟失的，由使用或管理方承擔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在內的賠償責任。 這份像「子女撫養規定」的方案是上海二中院工作人員從司法實踐中獲取的靈感。但其實，作為財產的寵物並不能適用子女撫養權的相關法律規定。「寵物歸屬協議模板」是一種變通的解決方式。 當下，這種「變通」不僅在解決寵物的撫養權問題。前不久，廣州一位52歲的女性立遺囑，劃出10多萬元遺產留給4隻撿來的寵物狗。這位女士指定兒子作為遺產管理人，負責小狗生活的專項費用支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20條規定，國家保護自然人的繼承權。但是，動物不具有「人」或「組織」的屬性，是不能直接繼承遺產的。寵物狗雖然不能繼承遺產，但可以享受遺產。有律師提醒廣州那位女士，要對遺產管理人進行必要的監督，以保障寵物能夠享受到遺產。 在國外，寵物律師的業務甚至可以拓展至為寵物設置遺產管理細則及設立寵物遺產信託。 比如，麥可·傑克遜為他的寵物猩猩「泡泡」，留下200萬美元的遺產。之後又有義大利貓咪「託馬西諾」「繼承」主人瑪麗亞·阿孫塔的全部遺產約1566萬美元。 國內，崔燦尚未接觸過類似的委託。作為一名寵物的主人，他更傾向於為寵物找一個可託付的人，「寵物畢竟不會自己維權」。 單身女士安雨是崔燦的朋友，她打算把家裡的6隻寵物貓「更新」到遺囑裡，但又擔心是否能確保寵物使用到自己留給它們的遺產。 3年前，45歲的安雨決定接一隻小貓回家。「這是我有生之年最後一次陪伴貓咪完整一生的機會了。」 她把家裡所有需要大修的地方修了一遍，還把家門口樓道仔細刷了一遍，「萬一它跑出去了，會容易認門兒回來」。 在她生日那一天，她接回了小貓，取名「小滿」，「人生小滿勝萬全」。養了一段時間，又接回了「圓圓」。她給兩隻貓布置了貓別墅，貼上愛心貼紙和對聯，開始嗑起了CP。 有了貓之後，安雨也感受到了「人生小滿」。8個多月後，「圓圓」和「小滿」迎來了自己的「孩子」。安雨在布置產房，準備給「圓圓」坐月子過程中，沒有想過自己會開始長達兩年的維權之路。 算不清的「財產」價值 剛剛出生，還沒有回家的小貓「閃閃」死了。在醫生宣布搶救無效後，安雨在寵物醫院為小貓做了一個小時的心肺復甦，無力回天。 安雨起先並沒有意識到醫院可能存在問題，她還依據當時院長的建議，為「閃閃」選擇了寵物火化公司。 直到安雨在執業獸醫考試的官方網站、中國裁判文書網、店鋪團購App上交叉核對調查，才發現寵物醫院的醫生可能存在虛報診療年限，甚至無證診療的情況。並且，為小貓火化的殯葬機構可能存在「黑火化」嫌疑。為此，她辭去了工作，開始了兩年的舉報投訴，並創辦了公眾號，希望能為其他有相似遭遇的主人提供一些建議。 如今，崔燦手裡大部分案子都與寵物醫療相關。很多像安雨一樣的寵物主人找到他，還沒說話就開始流淚，偏要討個說法——到底哪一步做錯了，導致寵物意外死亡？ 崔燦最近在接觸的當事人是一位60多歲的成都婆婆，女兒搬出去住，有兩隻小狗陪伴她和老伴。4年前婆婆患了癌症，領養來的小土狗陪著她去看病，鍛鍊。 後來這隻小狗生病了，婆婆帶它去寵物醫院，醫生說可以做個小手術，沒什麼風險。小狗卻死了。婆婆疑惑，一個小手術為什麼會致死。醫院的主治醫生告訴婆婆，如果覺得有問題，就去訴訟。 就這麼一句話，婆婆找到了崔燦，她始終忘不了醫生非常冷漠的態度。 打這個官司實在不划算，就算案子贏了，也賠不了多少錢給婆婆。崔燦算了筆帳，這隻土狗本身沒有什麼價值，它是領養的，甚至有些地區寵物的價格靠「斤」來計算，一斤幾十塊。「加起來賠個幾千塊錢，但是各種維權成本、情感方面的損失，都是巨大的。」 律師鄧凱和寵物打交道將近20年，從事流浪動物救助、流浪動物基地的管理以及涉及寵物法律問題的諮詢及訴訟。今年年初，鄧凱寫了一個報告，建議由農業農村部主導，在省、市設立第三方寵物司法鑑定機構。「目前有判例的鑑定機構非常貴，我所了解到的，有些人為了鑑定已經花了近10萬元了。」 一個案子動輒要打一兩年，如果一方對一審結果不滿意提出上訴還要經歷二審。委託律師時，這些主人已經知道，寵物只能按財產算，他們會說，窮盡所有途徑，輸了也沒關係，就要一個說法。這讓他意識到，「理性高於感性堅持不了這麼久的」。 寵物算是有特殊意義的財產，一般來講，律師會將寵物死亡造成的「精神損失費」寫到訴狀中。但是，精神損失的費用該怎麼算？ 在法庭上，主人需要向法官證明這隻寵物和自己的情感羈絆，讓法官覺得「這個東西你要把它和桌子板凳論在一起，明顯不太正常」。 有人提供了小狗從出生到過世每一個階段的照片，朋友圈的錄屏——證明這隻狗陪自己度過了結婚、生子……每一個重要的時刻。有人提供了他和小狗一起吃飯、睡覺的合照。 一個小標的的案子，法官卻要聽一個10年的故事，有些法官願意，有些法官可能不見得。在崔燦看來，「法官對此類案子的看法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過去，這類精神損失的賠償通常是不被支持的，但近幾年的判例中，有所改變。主人可獲取的精神損失費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 被需要的律師 法官對精神損失費的支持從某一個側面映照了這些律師選擇成為一名「寵物律師」的原因。在國外，為動物打官司不算一個新鮮事。寵物律師的稱呼，在美國已出現多年，年薪大約為9萬美元。在我國，案件標的小，寵物律師並不算個賺錢的生意，還可能會被罵「狗律師」「不分青紅皂白替寵物說話的那些人」。 但這些律師發現，隨著人們對寵物的認知逐漸改變，與寵物相關的市場正在發生變化。半年前，崔燦和同行建立了一個寵物律師的交流群，很快，群成員就突破了1000人。 有律師發現寵物經濟越來越繁榮，這意味著這條產業鏈上的每一個公司都可能需要法律顧問，這賺得到錢。 有的人因為案源少，恰巧發現年輕人越來越捨得給寵物花錢，覺得這裡頭有法律業務。甚至有保險行業的從業者聯繫到寵物律師，發現這個領域糾紛多，想發明「寵物訴訟險」，補貼主人，也補貼律師。 崔燦在成為專職的寵物律師之前，先給自己維權了一把——買來的貓咪有嚴重的疾病，但賣家拒絕退押金。這是寵物律師經常面對的一類案子：寵物買賣，消費者可能遇到「貨不對板」「病貓病狗」等問題。 做了這行，崔燦才發現，很多賣家的繁育並不合規，還認為沒有人會因為一兩千塊錢跨市起訴。但偏偏崔燦是個認死理的人，「如果律師都不去維權，那說明普通人更加維權無門」。 和崔燦一起建立寵物律師群的律師安嘉然也曾辦過線上寵物買賣的案子。一個女孩購買了一隻絕育的公貓，收到的卻是一隻尚未絕育的母貓。賣家不予處理，並拉黑了她。還有寵物主人請人上門餵兔子，兩天後，兔子死了，維權時也同樣被拉黑。 安嘉然發現，找來維權的都是90後、00後，他們交易的渠道都是「線上」，提供的最主要證據都是聊天記錄。 「單獨留家，帶不走的寵物」造成的糾紛太多了，崔燦接過不少諮詢，上門餵養時被抓傷是誰的責任？代遛狗，狗咬傷了人，是狗主人承擔責任還是代遛人承擔？寵物樂園租用的狗狗模特咬傷了外來的人，責任應該是狗狗模特的主人來負還是樂園來擔？流浪貓在外抓傷了人，持續餵養流浪貓的人是不是要承擔侵權責任？ 這是當下城市生活中常見的糾紛。 畢馬威中國發布的《2025年中國寵物行業市場報告——「它經濟」的消費升級與市場洞察》顯示，2024年，我國城鎮寵物(犬貓)市場規模超過3000億元，預計至2027年有望突破4000億元。寵物正逐步從「功能性伴侶」向「家庭成員」的角色轉變。與此同時，寵物消費行業以「情感價值」為核心，向食品、醫療、服務、科技等多個產業鏈條輻射。 年輕人為寵物付出的金錢上限在不斷提高。為鸚鵡治病，為四肢斷裂的螃蟹餵蝦，為蜥蜴打造恆溫別墅，為救貓花3萬多元…… 崔燦為了救貓花過幾萬元，「寵物醫院太貴了」。他隱約察覺到了這個市場中的問題，而且這個行業的試錯伴隨著很多小動物生命的逝去。 呼籲合理構建規則的「狗律師」 寵物主人不都是對的。崔燦代理過寵物醫院的案子，有寵物被治療好了，主人反手一個舉報醫生違規用藥，進行醫鬧；或者寵物醫院遭遇職業打假人。崔燦認為，不僅是寵物醫院，其他寵物機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把「合規」做在前面，才能抵禦風險。 對提供服務的寵物機構是這樣，對寵物主人亦是如此。寵物律師鄧凱是一隻邊牧的主人，作為中型犬的飼養者，他希望「先管理、後福利」，只有寵物主人先履行自己的義務，才能在公共空間發生糾紛後主張自己的權利。 比如，泰國要求給寵物「上戶口」，寵物飼主不得虐待、隨意遺棄動物，不得放任寵物對他人、在公共場合造成困擾或破壞。雖然我國也要求主人持有狗證，但讓鄧凱感到為難的是，有些城市的養犬條例數十年未改。沉睡的條例已經不再能解決日益複雜的爭端了。 據他了解，目前不少地方性法規已經寫入「不得遺棄、虐待寵物」。但對違反此規定的處罰條款未做任何約定，導致沒有相應的處罰依據。 瑞士人曾提起一個法案，要求無論是豬、狗，還是魚，都有律師替它們發言。一位律師曾代理149隻貓被虐待的案件，主人被判罰款800瑞士法郎，律師費由政府承擔。 在我國，每當發生動物虐待的案件，很多人會發聲，對於寵物律師來說，他們希望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法律沒有到位之前，築起一道牆。但這道牆始終是一道「矮牆」。 崔燦想到他們曾援助過的一個案子。一個虐殺流浪貓的人被網友發現，但因為流浪貓沒有主人，法律體系中沒有人可以起訴他，最後只被行政處罰，最嚴重的後果是15天。 律師曹靖爽也接過這樣一個案子，日常參與救助的熱心人士將小貓領養給一位「虐貓人」，卻只能以領養服務合同糾紛起訴，一審輸了，考慮到證據缺失的實際情況，從節約訴訟成本的角度，曹靖爽為其闡明繼續訴訟可能帶來的不利結果，但她仍然要堅持，「她覺得是自己的錯，總要做點什麼」。 在崔燦看來，虐待和遺棄如此常見就是因為「違法成本低」，但他又保持著樂觀，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又一個「全國首例」的判例出現，然後推動行業法規、地方性法規、司法解釋的出臺。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趙皖平聯合31名人大代表，提出《制定伴侶動物保護和管理法》的議案。 趙皖平指出，我國現行法律在伴侶動物管理方面呈「碎片化」狀態，導致虐待、遺棄、非法交易等惡劣現象屢禁不止。他建議通過立法明確飼養者責任、規範繁殖交易、建立流浪動物救助體系，並將虐待行為納入法律懲戒範圍，用法律的威嚴守護伴侶動物的權益。 寵物律師周雨婷正在期待那樣一天的到來。她和小區的朋友一起在小區裡餵養過4隻流浪貓幼崽，其中有兩隻因投毒致死。遺憾的是，周雨婷甚至連調取監控立案的資格都沒有，因為「小貓不是屬於我的財產」。她期待未來某時，哪怕僅以一名律師的身份，也可以為小貓的生命權訴訟。 (應受訪者要求，安雨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雪兒 實習生 趙家藝來源：中國青年報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邱啟媛 發於2025.8.11總第119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每天騎著摩託車在沙漠邊緣轉悠，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護林員的日常。雖然安有監控，但由於面積太大，沙漠仍需要人工巡護。護林員白天巡護沙漠，晚上吃住在沙漠邊緣的護林房中，為的是保護好一條「邊」。 6月30日，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鎖邊完成。這條「邊」由草方格、灌木帶和喬木林構成，長約153公裡，最窄處10公裡，最寬處則達到了38公裡。 「鎖邊栽的檸條、花棒(灌木)、沙米和沙蒿(草本植物)長起來之後，會有駱駝、牛、羊來吃。護林員要防止這些植被被動物破壞，另外也要防火。」中衛市沙坡頭區迎水橋鎮黑林村村民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騰格里沙漠不是中國第一個被鎖邊的沙漠。去年11月28日，隨著最後一枝玫瑰花苗被栽入沙土，中國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邊緣，也被一條3046公裡長的綠色阻沙防護帶「鎖」了起來。 兩大沙漠的鎖邊，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背景。2023年6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考察並主持召開加強荒漠化綜合防治和推進「三北」等重點生態工程建設座談會(下稱「六六座談會」)時強調，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設期，是鞏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關鍵期，要全力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河西走廊—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阻擊戰，以及科爾沁和渾善達克兩大沙地殲滅戰這三大戰役。騰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瑪幹沙漠的鎖邊，正是前兩場戰役的標誌性成果。 三北工程研究院綜合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生態保護與修復研究所副研究員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47年，乃至防沙治沙70餘年理念、技術的革新。 危險而複雜的沙漠邊緣 在中衛市國有林業總場正高級林業工程師唐希明的記憶裡，中衛人的生活，最初就是與沙共存。「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天上不見鳥，地下不見草。」這是唐希明出生的20世紀60年代流傳的幾句諺語，一場風沙能吹彎莊稼，能把家門堵住，能把鐵路給埋了。 到董連山出生的20世紀80年代依然如此。「過去，沙坡頭有果園、莊稼地，沙塵暴一來，果樹的花沒了，農田也沒了。」在他13歲那年，沙坡頭颳了一場很大的沙塵暴。當時是5月，村民們正在育秧，準備栽稻子。一場風暴後，稻苗上覆蓋的薄膜全部被刮飛，「10來分鐘啥都沒了」。還有一個孩子被刮到水渠裡，淹死了。 治沙是中衛的必然選擇。從地圖上看，寧夏三面環沙：東邊是毛烏素沙地，北邊是烏蘭布和沙漠，西邊是騰格里沙漠。其中，中衛地處蒙甘寧三省區交界、騰格里沙漠東南緣，是祁連山和賀蘭山的交匯處，也是騰格里沙漠向東擴張的唯一出口。 「中衛在西北風的下風口，騰格里沙漠的風沙每年會向東南方移動四五米，如果不把邊緣鎖住，我們的農田、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都會遭到風沙侵害，黃河的泥沙含量也會增加。而且中衛還是西氣東輸通道的重要節點，所以這個區域的風沙治理尤其重要。」唐希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衛人的治沙嘗試開始得很早。20世紀50年代，第一條穿越沙漠的包蘭鐵路建設時，全國首個專業性治沙林場「中衛固沙林場」成立，沙坡頭村民就開始扎草方格以保衛鐵路。在董連山的記憶中，從小，二大伯和許多鄉親就在扎草方格。2012年，他也成為其中一員。 草方格是一種工程治沙方式，也是沙漠鎖邊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董連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扎草方格通常是一個男工、一個女工兩人一組。女工把草鋪成1米×1米的方塊，男工用鐵鍬把草攔腰一踩，使草一半扎入沙裡，一半留在外面。這些留在外面的草，就能發揮阻擋風沙的作用。 雖然聽起來簡單，但草方格紮起來也有很多講究。董連山說，草方格的尺寸要嚴格控制在1米×1米，不能大；深度至少要扎10到15釐米；每個草方格還要用夠0.5到0.6斤的草料，「否則風一大就吹跑了」。唐希明就曾因為草方格質量不過關開除過工人。「工人們一天吃不夠5頓飯，幹不動活。」董連山說。 儘管如此，傳統的草方格2到3年就會風化，需要重新紮設。在鎖邊過程中，董連山等工人需要一邊扎著新的，一邊補著舊的。 在現實的需求和技術的發展下，唐希明和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共同研發出「刷狀網繩式草方格」。這是一種機械編織的瓶刷狀草繩，與傳統草方格不同，刷狀網繩式草方格只需固定四周和網繩交叉處，無須人工用鐵鍬將麥草扎進地裡，但使用壽命卻能夠達到6年。大家反覆試驗後發現，刷狀網繩鋪設後，風阻較小，並不會被風颳走，而且颳風時沙子在草方格裡打轉，能「借風使力」，起到固定草繩的作用。 「像我們扎草方格的熟手，每人每天能扎二畝來地，刷狀網繩式草方格比人工扎設草方格的效率提高了60%，在鎖邊工程中大面積應用。」董連山說。 不過，草方格並非所有地區鎖邊的最有效方式。「沙漠邊緣極為複雜，鎖邊絕不是像一盆水滿了往外流，我們把這個盆加高這麼簡單。水、風沙的物理運動，都會影響沙漠邊緣形態以及鎖邊的方法。」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乾旱區防沙治沙與沙產業國家創新聯盟理事長雷加強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 草方格適用於降水條件較好的地區。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範敬龍說，在騰格里沙漠寧夏境內和內蒙古的庫布齊沙漠，當地的降水足以支撐草籽生長，使其達到減少近地表風沙流動的效果。「但同樣的措施如果放到降水量較低的塔克拉瑪幹沙漠，草籽根本無法生長，一場風就把它埋了，這時最簡單的蘆葦沙障反而最有效。」 風向、風力大小也決定著如何鎖邊，沙粒大小會影響風沙的擴散範圍，沙粒能跳多高也影響著沙障設置的高度和間距。高鑫是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研究員，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通常情況下，阻沙設施要與風向垂直，才能起到防護效果。但鎖邊過程中，有些地方的防護措施和沙丘走向是平行的，不僅沒有起到防護效果，還浪費了很多材料。 此外，也並非「是邊都要鎖」。僅是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就有沙漠、戈壁、荒草地、人工綠洲、鹽鹼地等多種形態土地類型，因此，判斷哪裡是「邊」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崔桂鵬解釋說，鎖邊遵循的原則是因害設防。「是否鎖邊和沙漠邊緣的擴張方向、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活動有關。鎖邊的重點區域通常位於人類活動區域的上風向，人們在這些地方有生產生活的需求。而在沙漠腹地的無人區，就無須開展大規模的鎖邊。」 從被動響應到主動攻堅 這些年裡，在治沙領域，鎖邊是重要工程。 多位受訪者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六六座談會後，鎖邊明顯更受重視，得到的財政支持力度增大。為打好黃河「幾字彎」攻堅戰，中衛市編制《中衛市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規劃(2023—2030年)》，先後投入資金26億元。 重視鎖邊的背後，是我國「三北」工程的經驗以及荒漠化防治理念的變革。「鎖邊工程包含了很多層面的防沙治沙工作，比如調水解決天然綠洲缺水問題、治理鹽鹼地。鎖邊是『三北』工程集成性的成果體現。」崔桂鵬說。 早在1950年，國務院就牽頭成立了治沙領導小組。這一階段的荒漠化防治強調動員群眾，「向沙漠進軍」，試探出了一系列治沙技術，如陝西榆林和甘肅民勤等沙區的飛播造林種草試驗，以及從蘇聯引入、經本土化成為「中國魔方」的草方格。同時，這一階段也是「摸清家底」的過程。「1959年第一次開展全國沙漠的綜合科考，這是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沙漠的總面積。」崔桂鵬說。 1978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原國家林業總局《關於在「三北」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點地區建設大型防護林的規劃》，「三北」工程正式啟動，我國防沙治沙進入了依靠國家意志、重大工程帶動的階段。 「三北」工程建設期規劃了73年(1978—2050年)，共分三階段八期，當前正處於第三階段(2021—2050年)、第六期(2021—2030年)。 啟動47年，「三北」工程的成效無疑是巨大的。去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瀋陽應用生態研究所所長朱教君等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關於「三北」工程在1978年至2022年所取得的成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三北區域防護林總面積相較1978年增加91.8%，沙區農田糧食增產提升明顯，固沙植被對減少荒漠化的貢獻率為37.8%，水土保持林減少水土流失的貢獻率為61%，固碳增匯作用顯著。 在崔桂鵬眼裡，當前，「三北」工程已從最初旨在應對荒漠化地區日趨嚴重的危害和水土流失等災害的「被動施治」有了轉變。「三北」工程前五期，主要工作是防護林的營建。「相比前五期，六期的治理理念更加綜合、系統。現在我們不只是造林了，還要綜合考慮氣象、地下水和土壤等要素，推廣抗旱防風沙的喬木、灌木和灌草，建立更加綜合的植被體系。」崔桂鵬說，這也是為什麼六六座談會之後，「三北」防護林工程被統稱為「三北」工程。 「過去我們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現在除了保生態，還要保發展，到了攻堅克難的階段，所以我們抓住東中西部重點地區，根據其不同的自然條件來分類施策。」在崔桂鵬看來，六六座談會「三大戰役」的提出，標誌著我國荒漠化防治的治理邏輯，從被動應急響應，轉向了主動戰略攻堅。 以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磴口縣的劉拐沙頭為例，烏蘭布和沙漠的風沙如果吹進黃河，會造成黃河泥沙量增加、河道堵塞。「過去，我們的治理方式是把這一小段鎖住，保護黃河。但現在，我們會主動對正在往黃河方向移動，但還沒有對黃河產生危害的沙丘進行處理，保護該區域的原生植被，像治未病一樣，起到預防的作用。」崔桂鵬說。 雷加強也提到，過去，人類活動以綠洲為中心，所以防沙治沙也以保護綠洲為重點，鎖的是綠洲的「邊」。如今給沙漠鎖邊，既是防沙治沙工作的延續，又是一種「從保衛戰到阻擊戰」的拓展。 如何進一步科學治沙？ 儘管「三北」工程成效顯著，政策、資金、科技的投入力度都在增大，但根據全國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調查公布數據，截至2019年，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26.8%；全國沙化土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17.6%；全國還有27.92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具有明顯沙化趨勢。每年因荒漠化問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40億元，將近4億人直接或間接受到荒漠化問題的困擾。 六六座談會也提到，我國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勢依然嚴峻。防沙治沙工作存在長期性、艱巨性、反覆性和不確定性。 首先是「以水定綠」的挑戰。2021年5月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科學綠化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堅持因地制宜、適地適綠，充分考慮水資源承載能力，宜喬則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六六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堅持以水定綠、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大力發展節水林草。 不過，朱教君曾在研究中指出，由於農田防護林是「三北」工程前兩期的重點，為儘快建立起防護林體系，儘早發揮防護效益，不少地方選擇了適應性強、生長迅速的楊樹為造林樹種。但由於未考慮水資源承載力、樹種選擇不當、片面追求造林面積/密度，造成了防護林的死亡或衰退。 在崔桂鵬看來，受當時經濟和科學條件的限制，這是基於歷史條件的一種權衡。「楊樹種植簡單，好存活、壽命長，長得又快又高，是當時別無他選、最現實的選擇。現在，科研人員正在研發更加抗乾旱、防蟲害的楊樹樹種，種得也不那麼密了。」 唐希明也經歷過這種探索。他曾引進14個樹種，最後發現只有檸條、花棒、楊柴、沙柳等五六個種類能夠活下來。在種植密度上，他先後嘗試過每畝地種330棵、220棵。結果趕上2022年和2023年比較乾旱少雨，許多樹都死了。 「種植的密度越大，需水量越大，通過實驗，我們現在採用灌木+灌草的方式，每畝種110棵樹，最終能夠保證80顆左右的成活量，再加上灌草，既減少植被死亡，也能有效防治沙害。」唐希明說。 但也有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以水定綠的現象目前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水資源條件不適合種樹，但隨著『三北』工程的推進，地方意志很強，一定要種，驗收通過就行，不管樹能不能活下來。」 中國地質大學土地科學技術學院教授白中科也在《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若干重大問題研究》一文中指出，我國存在「生態修復的形式主義」。比如地方政府為追求政績的形象工程，要求「大種樹、種大樹」，強行推進，勞民傷財。 這就引出了我國防沙治沙工作長期存在的第二大問題，重建輕管。「植樹造林簡單，但後期的管理對林草部門是很大的負擔。大家能義務植樹，但不能義務管護。」範敬龍說。 朱教君對「三北」工程成效進行過評估，他指出，「三北」工程的造林效率仍相對較低：短期造林成功率為65.4%，長期造林成功率僅為40.1%。造林後管理不到位，是導致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國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也曾將這一問題列入未來沙化土地治理的難點問題之一：後期管護沒有資金保障，保護不到位，治理成果鞏固壓力較大。 除了資金，後期管護的困難還體現在水資源供給上。崔桂鵬指出，只要能供上水，大部分防護林能活得很好。而生態灌溉用水的指標和份額，需要跟水利部門協調。「水利部門和林草部門對生態用水的理解不一樣：前者的生態用水是用於維持河道生態，後者則是用在岸上造林綠化，所以以前不同行業主管部門之間協調的時候會遇到困難。」 這一問題在六六座談會後得到了一定改善，特別是國務院建立了「三北」工程協調機制並制定印發「1+N+X」工作方案，明確相關部門重點任務和責任分工。「現在有了協調機制，各部門溝通起來順暢了許多。大家都意識到，荒漠化防治靠一個部門、一個地方單打獨鬥，是行不通的。」崔桂鵬說。 另外，他進一步提到，在工程規劃中，各地的林草部門已經形成了前期規劃、中期建設和後期管護的全鏈條監督機制，重建輕管的問題基本得到有效管控。「每項工程都要經過嚴謹的專家論證，相應主體要籤字、負責。」 防沙治沙工作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治沙成本越來越高了。自2024年起，「三北」工程被國家發展改革委納入「兩重」建設範圍，已下達超長期特別國債和中央財政資金577億元，全面推動三大標誌性戰役在重點區域落地實施。 崔桂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中央財政的補貼標準是一畝地2000元左右，但對於治理難度較大的地方，這個數字仍然不充裕。 董連山也提到，隨著畜牧業增多，本地的稻草不夠用，需要從山東、東北運草過來，運輸成本從之前的每噸100多元，漲到了400多元，人工成本也在不斷增加。 大家都明白，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只依靠財政補貼，還需要靠新材料、新機械、新技術的研發。「現在已經有科研人員研發出一些低成本的綠色固沙材料，比如植物材料製成的尼龍袋等，不僅能固沙，還能在老化後為植物生長提供養分。」崔桂鵬說。 不過，正如此前栽種楊樹卻導致防護林死亡或者衰退一樣，新材料、新技術想要被納入「三北」工程，應對其生態效益進行科學、系統、持續的評估。崔桂鵬說，這也應該是「三北」工程接下來要做的事。除了評估防風固沙、保持水土、固碳增匯、穩產增收等正效應，也要評估水資源消耗、佔地遮陰、病蟲害等負效應。 「我們經常打一個比方，工程固沙類似於做手術時打麻藥的過程，只是止疼，之後還要進一步治療。」因此，鎖邊是一個階段性勝利，但也只是一個開始。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29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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