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食餅筒，兩岸故鄉情
2026-02-21 01:25 7,653次浏览據8月13日《法治日報》報導，江蘇蘇州工業園區的一場汽車改裝博覽會現場，一輛改裝後的汽車從博覽中心門前以近90公裡的時速「炸街」而過，當時路面因降雨較溼滑，車輛很快失去了控制，開始瘋狂旋轉。在眾人驚恐的目光和驚呼聲中，車子徑直撞向路邊護欄，巨大的衝擊力使車輛嚴重受損，零件四處飛散，現場一片狼藉。相關視頻被發到網上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近日，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法院審結這起案件，依法判決被告人顧某某犯危險駕駛罪，拘役4個月，緩刑4個月，並處罰金5000元。 這不僅是一場驚心動魄的事故，更折射出駕車「炸街」行為對公共安全的嚴重威脅。駕車「炸街」將公共道路當成「炫技場」，其危害從來不是「噪音擾民」那麼簡單——超速行駛、非法改裝、危險操作，每個環節都可能引發車毀人亡的悲劇。這起案件中，駕駛人明知路面溼滑仍關閉安全系統、超速兩倍以上，主觀上帶著炫技逞能的心態，客觀上造成多車受損、人員受傷，其對公共安全的漠視遠超一般交通違法，已構成了刑事犯罪。 長期以來，駕車「炸街」治理面臨查處難、處罰輕的困境。一些駕駛者認為，最多不過是罰款扣分，於是肆無忌憚地在深夜或人流密集區炫車技、比轟鳴。 此番判決打破了「單人駕車不算追逐競駛」的認知誤區，明確「主觀炫技+客觀危險」即可構成危險駕駛罪，這一認定為同類案件的處理提供了重要標尺，讓駕車「炸街」者再無僥倖可言。當「炸街」不再是「小打小鬧」，而可能面臨牢獄之災，那些追求刺激的駕駛者才會真正掂量代價。正如案件審判長所言，判斷是否構成犯罪，關鍵看是否「對公共安全造成實質性損害或有侵害的現實可能性」。這種以「公共安全」為核心的司法考量，精準擊中了「炸街」行為的危害本質。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執行，個案之外，治理「炸街」還需形成「執法—司法—普法」的閉環。一方面，交管部門應加強對非法改裝車輛的源頭管控，通過技術手段精準識別「炸街」行為，讓違法者無處遁形；另一方面，司法機關需持續通過典型案例釋放「零容忍」信號，讓「危險駕駛必受嚴懲」成為社會共識。 從「噪音擾民」到「刑事追責」，蘇州這起案件的價值，不僅在於對單個行為人的懲處，更在於向公眾清晰釐清「合法與違法」「違規與犯罪」的邊界，本質上是對公共安全的堅決捍衛。馬路不是賽道，炫技等於玩命，當法律成為治理「炸街」的「王炸」，當司法判決劃出不可逾越的紅線，「炸街」的轟鳴聲才有望早日消失在法治的晴空下，還公眾以安寧，還道路以安全。
北京8月8日電 題：徐泓緬懷老師許倬云：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記者 楊程晨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臺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東西問」專訪，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您最近一次和許先生見面是什麼時候？ 徐泓：大約是十年前，他回臺，在(臺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也是工作場合，只是簡單敘舊。 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肖像。許倬雲個人微博 記者：許先生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擔任臺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您在臺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可以談談他對您治學等方面的影響嗎？ 徐泓：老師是30多歲從芝加哥大學返臺任教，那時剛剛拿到博士學位。1964年，他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他儘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國民黨當局來臺後，封禁大陸的很多老期刊、書籍，不讓我們看，我們上課一般是聽老師講、抄筆記，許先生指導我們讀期刊論文。 臺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那些年，許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有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著，有時會拄拐站起身子。後來他在臺大改裝了一輛摩託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 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夫人(孫曼麗女士)，一輩子幫他、包容他。她和芝芝(徐泓夫人、世界史學者王芝芝)是同班同學，這也加深了一層我們的關係。 記者：1970年，許先生去了美國。之後就一直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在有這麼大影響力的時候卻選擇赴美，當年他做這個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徐泓：這和當時臺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臺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臺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臺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 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臺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 許倬雲在網絡節目《十三邀》中感慨「但悲不見九州同」。《十三邀》視頻截圖 記者：去美國後，直到去世，許先生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大陸的觀感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泓：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臺獨」。對大陸，許先生前後態度是有變化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陸，他跟許多從大陸去美國讀書、工作的學者接觸，也看了很多新聞，慢慢對大陸的看法改觀，後來也去香港、去大陸。 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他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所以，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受訪者供圖 另外，他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完) 受訪者簡介： 徐泓。記者 楊程晨 攝 徐泓，現任臺灣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曾任該校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部長，2016年始先後在南開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任職教書。徐泓專註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明清鹽業、社會風氣、婚姻與家庭、人口遷徙、城市發展等議題上著作等身，包括《明清社會史論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他還曾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在臺灣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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