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州旅遊大客車翻車 已致5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2026-02-07 00:19 1,719次浏览最近，化工行業的一則消息讓業內人士有些無奈：有「成分黨」錯將化妝品標準套用在洗滌產品上，得出了某款洗滌產品因「含有化妝品禁止添加成分而不安全」的結論。從業者不得不搬出各種標準、文獻加以說明，才緩解了消費者的擔憂。這已經不是「成分黨」第一次「鬧烏龍」了。近年來，隨著消費者健康意識的提升，網際網路上興起一批被稱為「成分黨」的消費群體。他們熱衷於研究各類產品的成分表，通過自行設計實驗、分享檢測結果等方式，為其他消費者選購產品提供參考。對產品安全和品質的關注本應值得肯定。有的「成分黨」通過分析護膚品成分，發現部分產品涉嫌虛假宣傳；有的通過研究成分與商品名稱、商標的關係，發現有品牌涉嫌用商品名稱、商標美化產品品質的情況。基於科學精神的質疑與探討，不僅能得到更多消費者聲援，而且在監管部門介入下，有助於糾正企業的違法違規行為。可以說，「成分黨」的出現打破了企業對產品信息的壟斷，促使企業更加注重安全、誠信，是消費市場走向成熟的重要動力。但不能忽視的是，隨著「成分黨」受到追捧，網際網路上也出現一些不可全信的「成分分析」乃至「行業黑幕」。有些「成分黨」因為專業知識欠缺、實驗設計不科學，致使「實驗」結果不能完全展示真實情況。更有甚者，出於惡意競爭等目的，故意炮製錯誤結論。這些行為不僅讓消費者陷入認知混亂，更擾亂了市場秩序，有時甚至造成恐慌。有些「檢測實驗」結論不嚴謹社交平臺上常見的「螢光檢測筆檢測肥皂含有螢光劑」實驗，可以說是實驗設計不嚴謹、檢測結果以偏概全的典型案例。在這些實驗中，不少「成分黨」用螢光筆照射肥皂，當檢測出現螢光反應時，便斷言肥皂添加了有害螢光劑，建議不要使用。部分消費者信以為真，紛紛詢問自己購買的產品到底能不能用。 然而，根據國家標準《GB/T 26396-2011 洗滌用品安全技術規範》《QB/T2953-2008洗滌劑用螢光增白劑》，肥皂和洗滌劑中允許添加一定量的螢光增白劑，這種添加在合理範圍內對人體無害。更重要的是，部分肥皂含有的蜂蜜、維生素B2等天然成分，本身就會產生螢光反應。僅憑檢測筆的照射結果就得出「肥皂違規添加螢光劑」的結論，顯然不準確、不科學。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用pH試紙檢測護膚品酸鹼度來判斷產品好壞，卻忽略了皮膚自身的酸鹼調節能力；強調「零添加」才是安全，卻忽略了食品工業中合理使用防腐劑是防止微生物汙染的必要手段，國家也已明令禁止使用「零添加」作為宣傳；錯誤引用不同產品的適用標準分析產品成分，看似結論有國家標準支撐，卻不知道比對依據選錯了……總之，有些看似頭頭是道的「成分分析」，本質是將複雜的科學問題簡化為非黑即白的判斷，存在極大的瑕疵，誤導他人。有些「行業內幕」別有用心比知識局限更令人擔憂的是，部分「成分黨」出於商業利益或個人目的，故意製造謠言、攻擊競爭對手。這類現象在化妝品、食品等競爭激烈的行業尤其普遍。一些所謂的「成分達人」「揭黑勇士」利用普通消費者對專業知識的匱乏，將合規成分描述為「有害物質」「致癌物質」，將正常的生產工藝歪曲為「黑心操作」，通過煽動焦慮情緒獲取流量和利益。以上行為不僅違背了科學精神，更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涉嫌不正當競爭。例如，有大量自我標榜「揭露行業黑幕」的「成分黨」博主表示，很多眼霜產品中含有工業化學原料矽酸鈉，而矽酸鈉通常用在粘合木材、生產水泥中。所以，相關企業用矽酸鈉生產眼霜是坑害消費者。可真相是，矽酸鈉不屬於化妝品安全技術規範中的禁用物質，被收錄於《已使用化妝品原料目錄（2021年版）》，序號02660。簡單來說，矽酸鈉既可以用在建築工程中，也可以用在化妝品生產中。然而，相關博主利用消費者不了解相關標準以及矽酸鈉的廣泛用途，偷換概念後，得出「用黏土和水泥的原料生產眼霜是行業黑幕」等結論，嚴重誤導消費者。而且，相當一部分「揭黑者」同時推銷自己的產品，並用「不含矽酸鈉」作為噱頭。可見，這部分「成分黨」的根本目的是用錯誤的結論貶低他人產品、實現自我營銷。 理性看待「成分分析」以上種種顯示，「成分黨」的分析並不完全正確，公眾要擦亮眼睛，避免偏聽偏信。一方面，要認識到產品成分的安全性比較複雜，涉及添加量、使用方式、個體差異等多個因素，不能僅憑單一實驗或碎片化信息就得出結論。另一方面，消費者可以參考權威渠道的信息，判斷產品質量。比如，查看監管部門的抽檢結果、專業機構的科普內容等，而非盲目相信網絡上的「達人測評」「行業揭黑」。其中，要特別警惕那些刻意製造焦慮、誇大風險的言論，學會辨別信息背後的利益動機。對於「成分黨」群體自身而言，也要堅守科學底線。真正的「成分黨」不該是危言聳聽的「批判家」，而是基於專業知識的「科普者」。在提出質疑前，具有相關領域的基礎知識，確保實驗設計科學、結論嚴謹；在分享觀點時，註明信息來源和局限性，避免絕對化的表述。只有以科學態度對待成分研究，才能發揮積極作用。社交平臺對「成分黨」也不能聽之任之，因為部分打著「經驗分享」「行業內幕」旗號的帖子已經被證實是錯誤的信息。有的增加了消費者不必要的焦慮，有的更是別有用心者的故意為之。對於錯誤的信息，平臺應當及時清理下架；更進一步，為「成分測評」「行業揭黑」類帖子的發布立規矩，進行必要的提示。
閱讀提示 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但是，開展背景調查應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 「因為背調結果顯示『黃燈』，我們無法進行下一步了。」 不久前，應聘某食品公司的羅女士，突然接到該公司HR發來的這則不予錄用通知。經過反覆溝通，羅女士才得知自己被背調公司標為「黃燈」的原因——「有過訴訟記錄」「曾經是被告」，羅女士告訴《工人日報》記者。 近年來，背調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招聘流程中，在有的背調中出現了訴訟記錄、婚戀情況、職場「緋聞」等信息。多位受訪專家呼籲，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必要性、非歧視原則，同時明確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保護求職者個人隱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 因有訴訟記錄，背調「亮黃燈」 「接到背調結果時人是懵的，想了很久都沒想到我什麼時候成過被告。」羅女士告訴記者，她後來推斷出唯一可能的訴訟記錄，「2018年，我們小區的業主跟物業有過糾紛。當時物業公司起訴了很多業主，估計我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羅女士查閱案件公開信息發現，該案中，自己的確被列入了被告名單。最後，羅女士放棄了入職該食品公司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一些背調公司受用人單位委託對求職者開展背調，並在背調報告中標註「綠燈、藍燈、黃燈、紅燈」，以此代表求職者的「風險」由小至大。在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近日審結的一起勞動糾紛案中，求職者張先生也因有訴訟記錄被用人單位拒絕錄用。 2024年4月，張先生接到一家軟體開發公司的錄用函。在與原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後，張先生在軟體開發公司旁租房、租車位，積極為入職做準備。 讓張先生未曾料到的是，當月，該軟體開發公司突然聯繫他，表明公司需要背調結果為「綠燈」或「藍燈」的候選人，而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是「黃燈」，不符合其錄用標準。 後來，張先生從背調公司處得知，自己拿到「黃燈」評價的原因是其存在訴訟記錄。對此，張先生提出異議稱，訴訟記錄是其曾因被騙取錢財而發起的維權訴訟，且自己是原告。此後，背調公司將張先生的背調結果改為「藍燈」，但該公司仍以原理由拒絕錄用。 「誠信是勞資關係的基石，訴訟記錄本身並非拒絕錄用的正當理由。」對於該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楊鋒分析認為，訴訟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更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機制。 「勞動者若因行使訴訟權利而被拒絕錄用，等於變相剝奪了勞動者維護權益的法律救濟途徑，使得勞動者在就業與維權之間進退兩難。」楊鋒說。 最終，法院經審理認為，軟體開發公司的上述行為違背誠信原則。綜合考慮張先生支出的房租等費用，並結合後續張先生入職的工資報酬酌定的失業賠償，判處該公司向張先生賠償1.32萬元。 背調信息應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 用人單位開展背調有何依據和意義？北京中首律師事務所主任胡勝國表示，依據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用工風險，保障用人單位利益」。 在背調程序方面，北京澤盈律師事務所律師林屾提出，開展背調的相關主體應遵循6大程序，分別為籤署授權、確定範圍、多源驗證、結果反饋、加密存檔、到期銷毀，以此確保流程標準、渠道合規。 記者梳理公開案例發現，司法實踐中，一些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背調提供的個人信息範圍、真實性、客觀性等產生爭議。 因前同事的一句「生活作風存在問題」評價被寫入背調報告，求職者王先生入職新單位後每月工資減少約5000元。該案訴至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後，法院認為，案涉背調公司在未確認王先生前同事所述內容是否屬實的情況下，直接給其標註「黃燈」，並將該信息寫進背調報告，導致其名譽受損、社會評價降低。最終，法院判決背調公司停止侵權，向王先生賠禮道歉、恢復名譽，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背調不能侵犯個人隱私權，須遵循私權侵入最小化原則。」胡勝國指出，相關主體應通過個人授權和法律規制兩個程序保障權利侵入最小化，即沒有勞動者授權不得調查，即使獲得授權也應遵守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規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範圍看來，用人單位開展背調還須遵循必要性原則、非歧視原則。「必要性原則是指基於招聘必要進行背調，搜集、調查的信息也是基於招聘崗位的需要，且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此外，用人單位不得利用搜集的信息對勞動者作出歧視性的僱傭決策。」他說。 明確背調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對於用人單位開展背調的邊界，林屾提出，應考量兩個標準下的邊界定義，即「法律邊界」與「公德邊界」。 林屾進一步分析稱，在「法律邊界」方面，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的「最小必要原則」這一導向原則。一方面，「最小」指的是信息範圍，即法律僅允許開放最小限度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可能與他人和服務對象有必要關聯的個人信息，「所有的商業調查行為，均須在這個範圍內開展」。另一方面，「必要」是指信息相對必要，對調查者的權限做出限制。 對於「公德邊界」，在林屾看來，用人單位和背調機構在開展背調時應最大程度地保護被調查者的社會性利益。 範圍建議，勞動行政部門應明確背調具體規範，包括調查前提、調查獲取信息的範圍、調查獲取信息的引用等。此外，對於濫用背調等違法行為，應該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對於用人單位濫用背調、侵害求職者勞動就業權的，應該對求職者的權益予以保障，如認定用人單位違法拒絕錄用的締約過失責任等。」他說。 「可以利用區塊鏈存證、算法歧視治理等方式強化監管技術的應用。」林屾舉例稱，比如應強制授權書、調查過程上鏈固化，供勞動監管部門實時查驗，同時要求用人單位公開AI背調模型邏輯，防止關於年齡、性別等的隱性歧視。 此外，林屾提出，對於不同用途的背調行為可採取的手段、可提供給需方的信息，可以實施精細化的分類、分級管理。與此同時，確保勞動者擁有信息刪除權。通過立法明確勞動者離職後可要求相關主體刪除背調數據，用人單位亦需設立自動清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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