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的1939年9月至1944年6月,中日兩軍爆發了四次長沙會戰。這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對中國抗日戰爭的進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中日兩軍為何在長沙爆發了四次會戰?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姚江鴻認為,長沙會戰的原因歸納起來有三個。主要原因是長沙以及湖南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戰略態勢相關。1938年日軍佔領武漢之後,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軍為了確保對武漢地區的統治,企圖「殲滅」武漢周邊的中國軍隊。 麓山忠烈祠。楊華峰 攝 這段時期內,長沙一度是中國抗戰的軍事中心和文化中心,兩軍對峙在湘北以及鄂南、湘贛地區,中國軍隊對日軍佔領的武漢形成威脅。最重要的是,以湖南為中心的第九戰區集中了中國軍隊的主力部隊,日軍妄圖「圍殲」這些部隊。 位於長沙嶽麓山的第九戰區長官司令部指揮所舊址。楊華峰 攝 其次,長沙會戰與湖南的地理位置有較大的關係。中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的戰略大概分為兩個方向,要麼西進進攻重慶;要麼南下打通粵漢鐵路,甚至去連接越南,形成所謂的「大陸交通線」。然而,無論是西進還是南下,日軍都需要經過湖南。 長沙會戰碑。楊華峰 攝 另外,湖南作為中國重要的糧食產區,同時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可以起到兵員補充的作用,也是中國抗戰的重要基地。日本企圖徹底徵服中國,就必須佔領湖南、佔領長沙。 遊客參觀麓山忠烈祠。楊華峰 攝 「前三次長沙會戰,在戰略上均被認定為中國的勝利,中國軍隊挫敗了日軍的進攻意圖。」姚江鴻認為,長沙三次會戰的勝利,沉重地打擊日本侵華軍隊,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消滅中國軍隊主力的野心,振奮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尤其是第三次長沙會戰,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軍隊紛紛潰敗的情況下發生,有力地支援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作戰,提高了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地位。 在嶽麓山頂遠眺長沙城。楊華峰 攝 姚江鴻表示,長沙會戰雖已過去許多年,但是作為中華民族抵抗外族侵略過程中的幾次大型會戰之一,在今天仍有重要啟示。「它不僅關乎正確的戰略決策、民族團結與抗爭精神,而且彰顯出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我們應該繼續加強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尤其是像長沙會戰等在世界戰爭史、二戰史有一定影響的戰役研究,才能更好地去捍衛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成果。」 作者:向一鵬 (微信公眾號)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2020年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於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越有利於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在《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對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進行了闡述。 一、新發展格局提出的時代背景與理論內涵 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面對國際國內新環境孕育的新機遇和面臨的新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2020年8月24日)中指出:「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很明顯,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立足新發展階段、應對新機遇新挑戰的戰略之舉。 新發展格局的主體是國內大循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也明確提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進一步明確了國內大循環在新發展格局中的主體地位。 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構建新發展格局》(2020年10月29日)中指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發展新階段要求、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可見,新發展格局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在新發展階段應對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的重要戰略和舉措,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目的在於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二、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與新發展格局之間的相互關係 正確理解和認識新發展格局,首先要讀懂「雙循環」。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是否能夠打通,不僅關係到新發展階段中國能否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也關係到新發展格局能否順利構建。習近平總書記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中指出:「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和先手棋,關鍵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最本質的特徵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必須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持續深化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制度型開放,依託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形成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強大引力場。必須強化國內大循環的主導作用,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必須依託國內循環以形成對全球要素的強大吸引力,國際循環的暢通又反過來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雙循環」的暢通無阻則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了堅實保障。 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闡明了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性。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可以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有利於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同時,將高水平對外開放、國內大循環、全球資源要素以及制度型開放聯結起來,進一步闡明了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理論邏輯。 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在外需不振新形勢下,以新發展理念實現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良性互動、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之一。202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紮實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這不僅闡明了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之間的相關性,而且進一步強調新形勢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主要任務在於為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打牢基礎。 由此可見,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不僅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具體表現,同時兼具對內和對外兩種屬性,是連接「內循環」和「外循環」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對於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意義不僅在於理論內涵的拓展,更在於創新實踐的升華。 三、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必須遵循從內而外、內外聯動、內外協同的發展方式,通過「內循環」與「外循環」的相互促進,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助推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首先,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實現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明晰國際經貿規則體制機制變化對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影響及其新要求。第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下的國家安全機制,以高水平安全為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提供保障。第三,進一步提升自貿試驗區(港)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的「試驗田」功能,通過自貿區(港)經驗的可複製可推廣,引領、帶動全國走向共同開放。 其次,以自貿試驗區探索為抓手,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戰略協同。具體包括:第一,以擴大內需進一步激活「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功能,出臺各細分領域《負面清單》,加快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第二,全力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破除各地區市場分割的隱性壁壘,實現各區域制度型開放的政策協同。第三,加強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相關地區的經貿往來與合作,為進一步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提供體制機制創新的政策實踐。 最後,推動「內」「外」循環聯動發展,增強中國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具體包括:第一,以「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引領」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第二,以積極參與並籤署高標準的多邊、雙邊國際經貿協定,倒逼國內製度改革。第三,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給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趙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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