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快遞「反內卷」：每單漲價4毛起
2026-02-17 03:56 5,319次浏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次年，一場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的審判隨之而來，史稱「東京審判」。這場審判持續兩年多，共開庭818次，判決書超1200頁。 東京審判現場。(資料圖) 1946年5月，由中、美、英、蘇等11個國家組成的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28名甲級戰犯進行審判，梅汝璈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並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名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1946年，梅汝璈(前排右二)與其他10名法官在遠東國際法庭合影照片。(資料圖) 「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1904年，梅汝璈出生於南昌市朱姑橋梅村，在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畢業後便赴美留學，先在史丹福大學學習，後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專攻法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梅汝璈。(資料圖) 「堂哥他自小就聰穎好學，他的父親也十分重視子女們的學習。」今年已經97歲的梅汝璈堂妹梅清珍與梅汝璈一起生活過一段時間，雖年事已高，但她對梅汝璈青年時期在家就十分好學的樣子依然印象深刻。 1945年東京審判期間，梅汝璈身著法袍留影。(資料圖) 1946年至1948年，梅汝璈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東京審判」。作為一名中國法官，面對死難者同胞，梅汝璈曾立誓：「我既受國人之託，決心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法官座位之爭」 這場持續兩年多的審判並沒有想像中那般容易，在開庭預演時就因為座次問題引發了爭議，審判長將中國的座次排在英國之後，梅汝璈對這一安排立即提出強烈抗議：「如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認為法庭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籤字順序排列才合理。」 這場座位之爭，是梅汝璈第四代後人、梅汝璈故居講解員梅庭軍講述最多的場景之一。 審判戰犯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內部結構。圖源：CCTV4 國家記憶 梅庭軍在講解時說道：「面對不合理的座位安排，梅汝璈提出，此次庭審是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再者，如果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也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受降國的籤字順序排座，實屬順理成章。」 1946年，韋伯和梅汝璈(右)在東京審判現場。(資料圖) 由於梅汝璈的據理力爭，法官們作了最後表決，同意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籤字順序安排。 「把7名日本甲級戰犯送上絞刑架」 在給日本戰犯量刑時，法官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爭辯，一些來自未遭到日軍過多侵略的國家的法官不贊成死刑。 東京審判現場。(資料圖) 梅庭軍表示，為伸張正義，也為給死難者同胞討回血債，梅汝璈根據兩年多的審判過程中所揭示的日軍暴行，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最後法庭以投票6比5的微弱優勢，將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日本甲級戰犯判處絞刑。 東京審判現場，戰犯在被告席等待審批。(資料圖) 這7名日本甲級戰犯罪行累累，他們分別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武藤章。在他們之中，有侵略中國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戰犯，有南京大屠殺的最高指揮官，還有在中國進行將近30年特務情報工作的「中國通」，也有策劃成立了東北傀儡政權和「華北自治」的日本侵華派遣軍參謀總長。 梅汝璈在法庭激辯。(資料圖) 除此之外，梅汝璈主張在判決書中單設一章對南京大屠殺予以說明，也獲得了法庭的同意。 「不忘苦難，珍視和平」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帳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梅汝璈故居內，這番「不忘苦難」的話語仍警示著眾多參觀者駐足思考。 圖為梅汝璈故居。劉思偉 攝 「在梅村，老人們會時常講起梅汝璈的事跡，我也一直和梅汝璈的其他親屬加強聯繫，儘可能掌握更多詳實的史料，讓大家更了解這段歷史。」講解至今，梅庭軍已記不清講了多少遍「東京審判」的歷史。 梅汝璈第四代後人梅庭軍正在故居內講解「東京審判」的故事。劉力鑫 攝 「正如故居內的那句話一樣，講解這段歷史正是為了讓大家不忘過去的苦難，同時珍視我們現在來之不易的和平。」梅庭軍稱，不論是抗日戰爭這個有硝煙的戰場，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都凝聚著無數先輩的奮鬥與犧牲，正是他們共同鋪就了如今的和平之路。 圖為梅村內，一處印有「東京大審判」彩繪的牆壁。劉思偉 攝 現如今的梅村，灰磚黛瓦的贛派民居建築頗具古韻，池塘內荷葉蓮蓮，梅汝璈的部分親屬及後人依然生活在這裡，還有不少親屬仍然會常回來看看。 圖為梅清珍正接受記者採訪。劉思偉 攝 「我也經常回來看看，這裡變化好大。」現如今的梅村，和梅清珍記憶中的樣子相比已有不少變化。 圖為修繕完畢後的梅汝璈故居外部。劉思偉 攝 現在，根據「修舊如舊」的原則，當地政府已經完成梅汝璈故居內外的修繕工作。故居所在的朱姑橋梅村也將煥新升級成為南昌市又一旅遊目的地，相關文旅項目將梅村600餘畝村落民居風貌和官馬古驛道進行了系統性改造提升，城市喧囂與古村靜謐僅一坊之隔，相關改造工程也將在8月底竣工。 7名甲級戰犯，犯下了何等滔天罪行？ 數十載光陰流轉 梅汝璈的身影雖已遠去 但他的精神始終浸潤著後人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也是最好的清醒劑 我們當以敬畏之心銘記那段崢嶸歲月 也珍視現在來之不易的和平 作者：李韻涵 袁汝晶 劉思偉
恢宏的龍首，精巧的佛像，一磚一瓦、一盞一缽……在白洋澱畔，古鎮煙火之間，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考古工作者們，歷時8年，喚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古州城。 8年來，考古工作者對古州城遺址展開系統性考古工作，勘探面積累計約30餘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累計2600平方米。考古勘探勾勒了遺址內外雙城垣的布局，考古發掘搭建了遺址漢唐至五代的時空框架。 日前，「長安二千三百裡——雄安古州城遺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國考古博物館開展。該展覽首次面向公眾系統展示雄安新區古州城遺址的重大考古成果，生動展現了雄安新區深厚的歷史底蘊。 發現古州城遺址 古州城遺址古稱鄚城，是漢唐時期鄚縣縣治、唐代鄚(莫)州州治所在地。這座城址見證了漢唐盛世，也經歷過五代的金戈鐵馬，最終和不少古城一樣，湮沒在歲月之中。目前在遺址南部地表，外城城牆仍然巍然矗立，向人們訴說著一座古城的過往與新生。 時間回到1976年，古州城遺址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後來對其進行過數次考古調查。 2017年，雄安新區設立。同年，古州城遺址的考古之路開啟。6月起，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對轄區內的文物遺存進行全面調查。2019年，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雄縣文化和旅遊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古州城遺址進行了無人機航測，繪製了古州城現狀一體地形圖，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此外，還初步建立起了古州城歷史文獻的編年。 「2020年，古州城遺址首次進行了全面考古勘探，初步釐清遺址為1號與2號城址的雙重城址結構。綜合研究表明，2號城址可能為漢唐時期鄚縣縣城(縣治)，1號城址可能為唐代鄚(莫)州州城(州治)所在，二者存在歷史沿革。」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雄安考古隊隊長何歲利說。 值得關注的是，2020年，考古隊在1號城址東南部城牆內側道路解剖發掘時，發現了疊壓於道路之下的一處隋唐磚砌水井，水井開口距離地表1.5米。井內靠近底部發掘出土了較完整的紅陶罐、石刻殘塊、小木梳等北朝及隋唐時期的遺物。 在專家看來，水井遺存的發現與研究為確定古州城1號城址城牆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證據。 次年，考古隊對2號城址城牆、護城河以及城牆內外道路等進行了考古發掘。同時，新發現了3號、4號建築遺址。「在發掘過程中，出土大量唐代磚、瓦等建築構件，青掍瓦、瓦當揭示了此處可能存在唐代較高等級的建築。」何歲利說。 這在後續的考古發掘中得到了證實，2023年，考古隊對3號遺址西側的4號遺址進行了發掘，初步確定了古州城內唐代較高等級寺院遺址的存在。同年，在3號遺址東北部勘探發現了18號建築址，並於去年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的唐代龍首等遺物。 「漢唐城牆、隋唐水井、石刻殘塊、唐代龍首等豐富遺存的發現，實證了這片土地延續千年的城市文脈。」何歲利說。 考古成果勾勒歷史圖景 何歲利還清晰地記得龍首出土時的情形，「出土時表面覆蓋泥土，雖然外形比較完整，但內部已碎為數百塊」。在考古隊員的毛刷下，龍首的灰陶胎體上顯露出彩繪遺存——黑色眼珠、綠色眼線等。 發現龍首的那天是去年10月28日，考古隊在發掘18號建築址西北部的磚瓦坑時，於地表下1米左右處，發掘出土了2件陶質龍首。「結合地層堆積與磚瓦坑中同時出土的唐代磚瓦、瓦當、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相關科技測年數據，判定為唐代龍首。」何歲利說。 相關專家表示，唐代的陶質龍首存世量極少，考古發掘出土的更是少之又少，目前僅有黑龍江、山東、河南等地有零星出土，也不太完整。這次考古發掘出土且保存相對較完整的唐代陶質龍首十分罕見。 不到一周，這兩件龍首被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考古方艙，對其的保護修復和研究工作同步展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實驗室考古方艙負責人劉勇介紹，為了讓龍首重煥光彩，在龍首保護和修復過程中，課題組採用了室內清理、多視角三維成像、遺存提取、超聲波清洗、曲面微區X射線螢光分析、三維雷射掃描、虛擬拼接、實物拼接、補配等技術，在今年5月成功修復了2件龍首，還原了唐代龍首建築構件原貌。 「研究表明，9號龍首應為垂獸，10號龍首應為戧獸。通過復原，發現它們所在的建築垂脊寬度達45釐米、戧脊寬度達30釐米，可以想像非常宏偉壯麗。」劉勇說，「兩件龍首的形象生動逼真、圓潤壯實、氣宇非凡，顯示出唐代龍文化的兼容並蓄。」 在此次展覽中，除了展出兩件修復完成的龍首之外，還展出了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陶器、瓷器、瓦當、鎏金小銅佛等。 展櫃中的一件標註為陶量的文物引得不少觀眾駐足。「這件文物的修復最重要的是對其上面的幾個字的保護，不能在修復過程中讓其產生磨損。其實，每一件文物的修復手法、技術都是不一樣的，都需要採取獨特的修複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文物修復師郭正臣說。 「為了確認這件文物的用途，我們把修復好的陶量套上保護袋放在秤上，緊接著往裡注水，直至注滿，顯示重量是2067克，經過換算，陶量的容積是2067毫升，正好相當於漢代的一鬥，即10升。所以，可以確定這個器物是量器。」劉勇說。 「陶量上面的4個字經考證為『都鄉定裡』，『都鄉』正是秦漢時期郡縣治所所在的行政單位，這也成為古州城(古稱『鄚城』)作為鄚縣治所的實證。」何歲利說。 從鄚城到長安城 《舊唐書》記載：「(莫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一十裡。」 何歲利表示，有唐一代，從中央到地方，聯繫非常緊密，顯現出強大的向心力。「長安和鄚城就體現了這樣的關係，長安用的一些建築構件、器物等，在地方依然可以使用，這從古州城遺址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他說，「長方形手印磚、蓮花瓦當、白瓷碗……此次展覽專設的『長安遺珍』單元展出了唐長安城，包括宮城、大明宮、三清殿、麟德殿出土的一些重要遺物。我們不難發現，長安城出土的一些建築構件，比如磚、瓦、蓮花瓦當等，還有一些陶瓷器、日用品等，在古州城有它的影子。」 和何歲利一起參加古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的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盧亞輝介紹，在水井中發現的文物中，有兩個瓷罐，「一件是青瓷、一件是白瓷，從其造型來說，和在長安城發現的相近，這反映了當時的鄚城和長安聯繫緊密」。 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表示，從建築構件上來看，古州城遺址出土的青掍瓦、蓮花瓦當、龍首等，在長安城也出土了不少。「但是兩者稍微有些區別，在古州城出土的更生動一些。一個原因可能是鄚城離長安城遠一些，工匠們可以更自由地發揮。從二者對比的角度來說，古州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是非常有意義的。」 專家表示，「長安遺珍」單元以唐長安城為宏大背景，展出蓮花紋瓦當等代表性遺物，揭示出長安和鄚城兩城雖遙距二千三百一十裡，卻共同詮釋了唐代「開放包容、多元一體」的文明特質。(記者 趙曉霞) 《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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