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成交額再上2萬億
2025-10-24 18:04 6,528次浏览央廣網北京8月12日消息(總臺中國之聲記者韓雪瑩 錢成)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報導，「一件代發」作為中間商賺差價的商業模式，常見於無貨電商商家。然而，該商業模式在運行過程中，極易在消費者信息保護、產品售後、服務保障等環節出現法律糾紛。 近日，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一起電商平臺對入駐商家開具違約單引發的糾紛案，判決最終支持電商平臺對該商家作出的「惡意倒賣」的定性，認定了商家的違約行為。商家如何步步違約，構成了「惡意倒賣」？電商「惡意倒賣」有哪些危害？ 2023年7月，廖某作為商家和甲公司籤訂服務協議，併入駐該公司旗下網購平臺經營網店，繳納保證金3000元。廖某和甲公司籤訂的服務協議由正文、公示於網購平臺的各項規則等共同組成。 案件承辦人、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葛法官介紹：「雙方當時的服務協議約定，在事前未取得客戶授權的情況下，通過購買平臺以外店鋪商品完成自己店鋪內訂單交易的行為，明確為惡意倒賣行為，並約定了相應的違約後果。」 根據協議，惡意倒賣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運單信息顯示來源於其他平臺渠道、客戶收到來自第三方平臺或渠道的物流簡訊或售後電話等；店鋪多次發生「一般」程度違規視為違規程度「嚴重」，對於「嚴重」違規程度的店鋪，平臺可扣除違約金1萬元。儘管協議中有明確的約定，但廖某為了降低運營風險，仍然在此網購平臺上做起了「一件代發」的無貨買賣。 葛法官表示：「在實際銷售中，廖某在接到訂單之後，直接將客戶的訂貨信息等披露給了乙平臺公司旗下的一個入駐商家並且支付貨款，由該商家發貨給客戶，而物流簡訊顯示貨物是來自於乙公司旗下平臺。2024年3月至5月，甲公司發現了廖某這一行為，於是以惡意倒賣為由給予廖某兩次違規處理，但廖某仍沒有改正。甲公司在進行第三次違規處理時，向廖某開具了1萬元的違約單，後續扣除了廖某的3000元保證金用於抵扣違約金。廖某向平臺申訴，平臺審核後給出的結論是『商家違規情況屬實』。」 廖某不接受處理結果，遂訴至法院，要求撤銷甲公司單方面對其收取1萬元違約金的處理決定，並主張甲公司應配合其完成退店程序以及應退還店鋪保證金3000元。廖某稱其店鋪是從工廠直接發貨，不存在惡意倒賣的情況，其未違反平臺規定。 甲公司則辯稱，廖某在甲公司平臺經營，應當遵守平臺規則。2024年3月以來，平臺獲取到廖某的店鋪向消費者發送的帶有乙公司平臺字樣的物流簡訊，能證明廖某的行為已違反甲公司平臺關於惡意倒賣的規則。且甲公司多次向廖某開具違約單後，廖某仍繼續違規，其按照約定作出處理，合理、合法。 葛法官進一步解釋：「法院經過審理之後認為，雙方籤訂的服務協議內容是不違反法律規定的，也就是說雙方協議約定有效。其實平臺對於惡意倒賣行為在協議中的約定，主要是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方面是保護消費者權益，另外一方面是基於網購平臺自身商譽的建設。而廖某在經營過程中的行為明確符合雙方關於惡意倒賣行為的約定，基於此，平臺給予廖某相應的違約處罰，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責任。」 法院認為，甲公司作出的處罰力度與廖某違約行為程度相當，符合比例性原則；同時，甲公司在作出案涉處理時遵守相關程序，給予了廖某申訴機會。因此，甲公司扣除廖某保證金3000元作為違約金的行為屬於其依照協議約定履行其平臺監管職責之舉，不應返還。因廖某尚未按照商家主動退店流程向甲公司平臺提出退店申請，故對其要求甲公司配合其關店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法院最終判決駁回廖某的訴訟請求，該判決現已生效。 針對本案，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朱庭長表示，隨著數字經濟不斷發展，各電商平臺在經營模式、產品特色、物流服務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獨有特點，電商平臺以自身商譽作為商品信譽的依託，對潛在消費者形成了不同的吸引力。在司法實踐中，惡意倒賣的危害關鍵在於經營行為的欺騙性，以及對商業秩序的擾亂。 朱庭長說：「惡意倒賣損害了消費者在商品價格、商品質量、服務質量以及物流履約等方面的知情權和期待權，影響了消費者購物體驗。為了確保終端的消費者收到商品時對於貨物品質和來源不至於產生認知混淆，惡意倒賣行為被有關平臺所禁止，這既是平臺自身品牌建設的需要，也是保護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的需要。」 對此，法院提示廣大消費者，購買商品應在正規電商平臺購買，避免通過不明來源的第三方賣家下單。 朱庭長表示：「購物下單前注意查看商家聲譽、評價記錄等，收到貨後要核實物流信息與訂單信息是否一致，如果遇到惡意倒賣情形的，應當立即保留證據，聯繫平臺客服進行投訴，必要時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通過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防止因倒賣發生的商品質量瑕疵和因發貨地址不一致導致的維權難。」
花上萬餘元報名費，就能讓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走T臺，成為朋友圈最靚的崽，不少家長為此心動。但光鮮背後，秀場裡閃爍的奢侈品標誌可能從未獲得品牌授權。近日，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借組織奢侈品牌走秀名義斂財的李某提起公訴。從釐清服務商標侵權的法律定性，到精準核查違法所得數額，再到穿透式審查確定犯罪主體，檢察官抽絲剝繭，讓這場童模走秀騙局水落石出。李某註冊成立某影視傳媒公司A公司，主營業務是與童模機構合作組織走秀活動。2023年至2024年間，在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情況下，李某組織多場含有奢侈品牌註冊商標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並收取報名費用。家長交的報名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換來的是孩子身著奢侈品牌服裝亮相的機會。活動中，李某全程未獲品牌授權，卻在宣傳海報、活動現場大屏及社交平臺視頻中大肆使用奢侈品牌Logo。直到2023年12月，D品牌發來律師函，李某才停用該品牌Logo，但仍繼續使用其他品牌商標。2024年4月，G商標品牌權利人報案，李某的侵權行為浮出水面。同年8月，李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商標主要分為商品商標和服務商標。商品商標用於標識和區分有形商品的生產者或經營者，例如第25類的服裝鞋帽，保護對象針對實體商品。服務商標則用於識別服務的提供者，例如第41類教育娛樂，保護對象指向無形服務。根據202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服務商標已被正式納入刑法保護範疇。本案偵查初期，承辦檢察官在提前介入查核走秀活動侵權事實過程中，發現在李某自行主辦的走秀活動中，其直接使用涉案品牌Logo進行宣傳並收取費用的行為，可能構成對註冊服務商標的侵權，具體侵犯哪一類商標權，需要進一步審慎核查。根據我國商標法規定，凡在我國合法註冊且處於有效期內的商標，商標註冊人享有的商標專用權均受法律保護。據此，檢察機關當即建議公安機關重點核查涉案品牌在上述服務類別上的商標註冊情況及有效期限。經查證，涉案的奢侈品牌均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服務上註冊了服務商標，其中有2個註冊商標的有效期完整覆蓋了李某舉辦侵權活動的全部期間，另有1個商標的註冊有效期僅涵蓋部分走秀時段。隨著商標權屬及效力問題的釐清，案件事實逐漸清晰。李某在未經奢侈品牌授權的情況下，在其組織的童模走秀活動中，擅自使用上述品牌的註冊商標開展走秀服務，刻意營造與品牌相關的商業氛圍，以此吸引參與者並收取費用，其行為已構成對上述3個奢侈品牌在第41類「組織時裝表演」上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害，若情節嚴重，可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此外，鑑於童模走秀活動涉及到未成年人，承辦檢察官在辦案中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權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檢察官根據提取的活動資料及家長證言，重點核查活動時長強度、場地安全條件等要素，未發現未成年參與者休息權、受教育權、人格尊嚴權等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在明確李某的行為侵犯服務商標後，如何精準認定違法所得數額，是判定情節是否嚴重的關鍵，也是檢察官面臨的又一難點。為查清事實，承辦檢察官積極引導偵查機關開展偵查取證工作。一方面，依法調取A公司註冊信息、涉案品牌服務商標註冊證明、品牌走秀視頻等基礎證據；另一方面，將電子證據提取固定作為重點，同時聯繫參與童模走秀的家長核實具體情況。「報名費都是通過培訓機構統一支付的」「每次走秀活動包含品牌走秀和普通走秀，品牌走秀是指奢侈品牌服裝展示，普通走秀不含這些品牌，兩者交叉進行」……家長的陳述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線索。經審查證據查明，參與李某所辦走秀活動的家長將費用交至培訓機構，再由培訓機構轉入李某公司或其個人帳戶，而李某舉辦普通走秀與未經授權開展品牌活動的資金均轉入上述帳戶。如何剝離李某舉辦普通走秀的合法收入，精準鎖定李某侵權活動的違法所得，成為新的難題。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際，承辦檢察官從李某被扣押的電腦中提取到一份人員參加情況表，表格行數存在明顯跳躍、並非連續排列的異常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消失」的行是否隱藏著關鍵信息？帶著疑問，檢察官嘗試點擊「取消隱藏」功能，一份詳盡記錄隨即赫然顯現——其中不僅完整登記了所有參與走秀兒童的身份信息、報名機構、收款方式及酒店登記情況，更通過備註清晰標註了報名類型：部分兒童僅參與品牌走秀，部分僅參與普通走秀，另有部分參與「套餐活動」即同時參與品牌秀與普通秀，且表格中還詳細列明了各類報名對應的具體繳費金額。為核實數據真實性，承辦檢察官立即聯繫相關兒童家長，確認其實際支付的活動費用與表格記錄完全一致，表格數據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得到進一步印證。承辦檢察官以此為依據，要求鑑定機構對涉案報名服務費收入重新審計，明確剔除套餐中單獨參與普通走秀的費用，並在扣除相關產品成本後，精準核算違法所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假冒服務商標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的「情節嚴重」，需滿足以下條件：違法所得數額在五萬元以上；或假冒兩種以上註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在三萬元以上。該解釋同時明確，通過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廣告費等方式營利的，所收費用應認定為「違法所得」；計算假冒服務商標的「違法所得數額」時，需扣除該項服務中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承辦檢察官在最新審計結果基礎上，嚴格扣除活動所使用產品的購進價款，同時剔除個別品牌商標不在保護期內的兩次品牌走秀費用，最終確認李某的違法所得共計11萬餘元。1月，靜安公安分局將李某及其設立的A公司移送靜安區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查，李某在明知未經商標所有人許可的情況下，組織多場含相關品牌元素的兒童時裝走秀活動，其行為已涉嫌假冒註冊商標罪，相關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然而，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成為承辦檢察官審查本案的又一焦點。承辦檢察官對全案事實證據進行細緻審查後，發現A公司存在多項不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情形：一是組織架構虛化，除李某外僅一名設計師，案發前僅有一兩名銷售人員且無固定工資，難以認定為具備完整單位職能的組織；二是財產高度混同，李某雖以A公司名義租借場地、使用對公帳戶對外付款，但收取報名費時對公帳戶與個人帳戶混用，A公司收入與個人財產界限模糊；三是主營業務違法，A公司成立後，主要經營活動即為舉辦各類兒童時裝走秀，其中大部分涉及侵犯服務商標；四是違法所得歸個人支配，A公司違法收益實際由李某個人掌控使用。承辦檢察官指出，A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且違法所得歸李某個人所有，不符合單位犯罪的認定條件，應以個人犯罪論處。李某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之規定，構成假冒註冊商標罪。日前，靜安區檢察院以假冒註冊商標罪對被告人李某依法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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