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高科技外衣下的陷阱
2025-11-05 16:14 7,639次浏览什麼是古典？什麼是經典？8月12日晚，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主論壇在虹口區雷士德工學院聚集中外嘉賓各抒己見。作為上海書展特色子單元，創立於2011年的上海國際文學周是中外作家進行文化交流、文學探討的重要平臺，迄今已邀請300多位中外作家、學者在上海書展期間來滬，其中包括4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今年是第十二屆上海國際文學周，也是文學周活動連續六屆落地虹口區，由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協會、中共虹口區委宣傳部主辦，建投書局、思南公館、朵雲書院、中信書店、上海塞萬提斯學院協辦，上海廣播電視臺側耳工作室提供支持。本屆上海國際文學周陣容圍繞「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主題，學者方笑一、吳雅凌分別擔任今年主論壇上下半場學術主持。愛爾蘭都柏林喬伊斯中心主任達裡娜・加拉格爾、瑞典作家派屈克·斯文松，馬來西亞作家戴小華、林雪虹，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張明皚，英國作家艾禮凱，韓國學者薛熹禎，韓國作家金草葉、千先蘭，德國翻譯家李棟，中國作家孫顒、郭爽、程婧波、張秋子，翻譯家餘中先、戴從容、黃雪媛等嘉賓輪番上臺，發表主題演講。「古典不『古』」，作家孫顒以中西方兩部經典荷馬史詩、《詩經》為例，儘管距今相隔三千年，其中展現的人性內核依然與當下相通。「無論是人性中的惡，人性中色彩斑斕的小算計，抑或是對美好情感的訴求，古今並無二致，只是現代社會的表達方式更為開明便捷。」孫顒認為，古典文學之所以能成為永恆的精神滋養，正是因其深刻揭示了人性的本質和人的欲望，當代文學若要流傳後世，關鍵也在於對人性的刻畫能否入木三分。作家孫顒愛爾蘭學者達裡娜·加拉格爾認為，經典的生命力在於反覆地被「拆解」與「重織」。從荷馬的《奧德賽》到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奧德修斯的史詩航程被改寫為一位現代廣告推銷員十八小時的街巷漫遊，英雄神話從戰場進入了凡俗生活的堅守。喬伊斯的靈感則追溯至蘭姆的《尤利西斯歷險記》，蘭姆的通俗文筆為他打開了史詩之門。這再次印證了經典的本質，「借時間、文化與個體洞見的稜鏡，每次重述與閱讀都是新生」。愛爾蘭學者達裡娜·加拉格爾作家戴小華分享了自己從《紅樓夢》中汲取的管理智慧。賈府的管理結構類似現代企業：賈母是精神領袖，王熙鳳如強勢CEO，以嚴苛制度提升執行力，李紈則憑柔性管理凝聚人心。管理是一種科學與藝術的結合，賈府的衰落警示著現代企業需有危機意識。「閱讀古典不僅是精神滋養，更能為實際問題提供借鑑，是讀者心靈的寄託，更是社會進步的燈塔。」馬來西亞作家戴小華未來六天，近30位上海國際文學周嘉賓將參加50多場文學活動，包括「詩歌之夜」和在上海展覽中心、思南文學之家、建投書局、上海圖書館東館、朵雲書院、上海塞萬提斯學院舉辦的文學對談和籤售分享活動。今年上海國際文學周將採用網絡直播手段，讓更多文學愛好者、讀者「親歷現場」。三位外國作家達裡娜·加拉格爾、賈斯明·巴雷亞、艾禮凱還將來到今年上海書展首次設立的烏鎮分會場，與當地讀者遊客見面，顯現上海國際文學周的輻射力。讀者翻看嘉賓介紹「很多外國嘉賓都願意借上海國際文學周之機在中國多待幾天，甚至去不同城市看看。」參與多屆上海國際文學周活動組織的青年作家王若虛告訴記者。連續多屆舉辦的上海國際文學周不僅成為中國讀者直接了解世界文學的窗口，無形中也成為上海和中國向世界打開的一扇窗。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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