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7個月我國中西部地區外貿進出口增長強勁
2026-01-26 12:56 2,392次浏览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是燕山南麓目前已知面積最大的西周時期遺址，也是目前國內發掘時間最長、發掘規模最大、發掘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遺址。 自1945年被發現以來，琉璃河遺址歷經多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陸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漆木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陶器等，其中包括首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堇鼎、伯矩鬲。2025年4月，琉璃河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編 者 從北京市中心向西南車行約40公裡，再穿過一段田間小路，就到了琉璃河遺址城北發掘區。 「經過歷時約3年的勘探和發掘，我們發現了外城壕和外城牆，明確了琉璃河遺址外城的存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館員、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介紹，「根據外城壕的位置推測，城址規模由原來不到60萬平方米擴大到約百萬平方米。外城壕內堆積層多達12—16層，通過對這些堆積層的研究觀測，可以追溯外城從建設到廢棄的過程。」 反覆現場發掘證實北京3000餘年建城史 在北京考古史上，琉璃河遺址發掘次數之多、時間之長，僅次於周口店遺址。 1945年8月，中國銀行派工作人員吳良才調研琉璃河水泥廠投資建設情況。途經董家林村，他穿過一片明顯高出周圍的臺地，看到地面陶片俯拾皆是。受其哥哥、中國考古學學者吳金鼎的影響，吳良才對考古很感興趣。他撿回一大包陶片，拿給當時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的蘇秉琦看。 看到陶片，蘇秉琦立即判斷可能是商周的東西。蘇秉琦曾說，「如果沒有吳先生的發現，就不會有後來琉璃河遺址的發掘。」 1962年，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蘇秉琦，在安排學生考古實習時，又想起吳良才提供的線索。在他提議下，北大教授鄒衡帶領學生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到琉璃河的劉李店、董家林等地開展小規模試掘。聯合考古隊挖開幾條探溝，發現了些許灰坑和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將這次成果寫進報告，發表於《考古》1963年第3期上。這是關於琉璃河遺址最早的一篇研究文章。 此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琉璃河遺址前後開展了5次大規模發掘。 「我1972年進入北大考古專業讀書，和班上40多人一起去了琉璃河參加田野實踐。」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的趙福生回憶，當時他們住在董家林村一座四處透風的大廟裡，晚上睡大通鋪，點煤油燈照明。經過幾個月努力，都沒有發現有價值的東西。趙福生說：「但鄒衡先生還是堅持這裡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提出『一定要保護好』。」 轉眼到了1973年春天，聯合考古隊再次啟動對琉璃河遺址的發掘。這一次，由於發掘範圍更大，幾年內，就陸續發現了69座墓葬及車馬坑，包括燕侯級的202號大墓，出土了堇鼎、伯矩鬲等珍貴文物。經過專家認定，基本確定琉璃河遺址就是燕國的始封地。 1986年11月29日，考古隊員在1193號大墓墓坑東南部的泥水中，發現了兩件鏽蝕嚴重的青銅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這個發現使大家倍感興奮。經過兩個多月的除鏽工作，器物內部的銘文顯現出來，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個字，其中最關鍵的5個字是：「令克侯於匽」，實證周王曾命令燕侯克到燕地為諸侯。至此，琉璃河遺址作為西周燕國始封都城的地位得以確認。 1995年，趙福生出任琉璃河考古隊領隊，對燕都古城的城址、宮殿區、祭祀區等進行了補充發掘；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根據天文推算、文獻、碳14測年等方法推斷，燕國的始封之年在公元前1045年前後，證實北京有3000餘年建城史。 多學科合作還原最早的「北京城」 2019年，北京市考古研究所(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聯合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單位，重啟琉璃河遺址考古工作。 發掘現場，聚集了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科技考古人員等，多學科合作在本次考古發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家共同研判文物保護方案、決定提取方法、制定取樣計劃。隨後開展的動物考古、植物考古、有機質殘留物分析、銅器溯源、碳14測年、同位素分析、人類全基因組測序等，均取得階段性成果。 碳14測年顯示，外城壕啟用於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被廢棄。外城的發現證實琉璃河城圈結構至少為雙重，改變了學界對西周燕都城市複雜性的傳統認識。這是西周封國遺址考古中首次發現雙重城垣，其城圈結構和城牆方向與西周早期的王朝中心周原遺址相似。王晶認為，這說明西周時期王朝的中心和封國在城市設計上的理念是一致的。 在外城壕的堆積層裡發現了8座祭祀牛坑。經過動物考古鑑定，這些牛大多在2歲半到3歲半之間，推測為祭祀用牲。 走進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的標本室，一個個塑料盒中存放著粟、黍、小麥、大豆、大麥等炭化植物種子。「我們要收集大量土樣，才可能選出少量植物種子。」考古隊員安妮娜介紹，要用浮選機一遍遍「淘洗」，再利用高倍數顯微鏡判別品種。研究表明，燕人以食粟、黍為主，可見西周時期琉璃河一帶為較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 此外，琉璃河遺址首次建立了考古地理信息系統，將遙感考古、航空攝影、電法物探、勘探和發掘的成果「繪」在一張圖上，建立遺蹟三維模型。基於三維測控網，在空間坐標系中準確記錄每個遺蹟的位置、大小和形狀。 「琉璃河遺址的考古工作是『老遺址新收穫』的典型代表，其經驗值得推廣。」西北大學校長、考古學家孫慶偉說，3000多年來，北京從邊緣據點到大國首都，其發展歷程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寫照。從這個角度來看，琉璃河遺址發掘研究的意義遠超一城一地。 零距離感受考古魅力，講好北京「城之源」故事 時至今日，燕都和燕文化仍有許多歷史謎團待解。 「考古工作仍在繼續，一批90後、00後考古隊員挑起了大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長張中華介紹，「我們制訂了中長期規劃，將通過一系列多學科課題研究，破譯文明密碼，填補研究的空白。」 「考古發掘一旦開工，一天也不能停工，加班是常態。」王晶坦言，她家住天津，經常一年到頭都沒空回家。有一年大年三十，團隊仍然忙著整理髮掘記錄。經過院領導再三催促，大家才匆匆返鄉，沒過幾天，又提前返回考古工地。雖然工作辛苦，但王晶說：「當在土層中找到一個個歷史遺蹟片段，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除了考古發掘，這些年輕的考古隊員還在嘗試用各種方法向人們闡釋琉璃河遺址的歷史文化價值，講好北京「城之源」的故事。 在勘探現場觀察土樣，記錄信息；走進模擬探方，挖掘文物復原品；在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琉璃河遺址館區，學習青銅製作工藝……作為北京公眾考古季的創新活動之一，2022年至今，共有數十組家庭受邀走進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零距離感受考古的魅力。 在琉璃河遺址國際田野考古學校，來自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外國學生參與田野考古實踐、學術研修活動。作為考古學校的指導教師，安妮娜精心編寫了英文考古術語詞典。「在教學實踐中，我們努力讓外國學生了解中國考古學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時我們也藉此機會了解國際考古學的新動態。」安妮娜說。 2025年3月，北京市房山區聯合北京市文物局公開徵集琉璃河考古遺址公園核心區建設規劃設計方案。未來，一座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考古遺址公園將呈現在世人面前，成為人們觸摸歷史、感悟文明的重要場所。 延伸閱讀 琉璃河遺址將北京建城史推進至3000餘年前 琉璃河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大石河北岸，分布範圍約5.25平方公裡，包括董家林、黃土坡、劉李店、立教、洄城等地。 琉璃河遺址的發掘，對周初封燕問題的認識，起到了關鍵作用，不但指明了《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的「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中北燕封地的具體位置，還展現了最初的「北京城」的樣子。它將北京建城史推進至3000餘年前，是目前北京地區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頭，稱之為北京「城之源」。
7月的新疆奇臺縣，天山巍峨，綠洲廣闊，奔流的雪水在陽光下閃耀，滋養廣袤麥田，孕育出天山北麓的「綠洲糧倉」。秉承「測天下吉壤為我所種，匯天下好糧為我所用」的初心，汾酒此次溯流而上五千多裡，將「汾酒第一車間」深入北緯45°大麥產區，尋找中國白酒的黃金起點。 對於清香型代表汾酒而言，大麥是製作優質大曲的主要原料，它可以提供良好的麥香味與清香味。在制曲過程中，大麥的酶系發達、澱粉含量適中，十分適合固態發酵微生物的生長和繁殖，從而促進酒麴的發酵。新疆奇臺縣，是中國著名的「麥鄉」，此次汾酒「第一車間」選定新疆奇臺縣，正是用於汾酒制曲的專用大麥制種基地。 種子的高度，決定了美酒的天際線。天山腳下，對一粒好糧的朝聖之旅已然開啟。 溯源「大麥之鄉」 奇臺縣自然環境得天獨厚，耕作歷史長達4000多年。據記載，奇臺縣自漢代以來就擁有享譽塞外的「北部糧倉」之美譽，當下，奇臺堅持糧食安全「國之大者」，全縣有耕地220萬畝，是國家認證的「大麥之鄉」。 奇臺何以成為「綠洲糧倉」？國家大麥青稞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郭剛剛介紹道，奇臺位於天山北麓，屬中溫帶大陸性半荒漠乾旱性氣候，氣候條件相對適宜同時，光照又相當充沛，年日照時間約3000小時，全年約160天的無霜期，加上雪水的澆灌、肥沃的土壤……為麥類作物的生長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這種獨特的氣候條件仿佛為大麥量身定製，使其產量高、品質好，基於此，吸引汾酒千裡奔赴。 多年來，汾酒跨越數千公裡，以北緯36度到45度的「黃金種植地理帶」為基準，建設了適合高粱、大麥、豌豆生產的原糧基地，總規模達到140萬畝以上，形成了「土地一備案+五統一」的原糧基地種植管理模式，在此基礎上，汾酒千裡種糧、運糧，構建起「種、釀、藏」全產業鏈綠色品質長城。 一畝良田，關乎酒質，多年深耕，證明了汾酒對「糧心」的堅守歷久彌堅。如今，奇臺已然成為汾酒「品質長城」中的重要版圖，汾酒集團與國家大麥青稞產業技術體系聯合認證的新疆奇臺汾酒大麥制種基地，汾酒的到來，引起當地農戶、科研及產業力量的熱烈反響。 值得一提的是，與小麥、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相比，大麥雖沒什麼機會以主食的身份「上桌」，但它卻抗旱耐逆性強，不與主糧爭地，廣泛應用於白酒、啤酒和威士忌的釀造中，被視為「世界第一酒糧」。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農業科學院作物研究所黨總支書記周安定表示，汾酒集團此次選定在新疆奇臺縣種植「汾酒大麥1號」，並以規模穩定的訂單模式去收購，他們十分歡迎，認為此舉是對大麥科研育種的有力支持，對全鏈條產業的發展有積極促進作用。 在以汾酒為代表的釀造企業支持下，希望打造一個從優選品種、優良原料到優質產品、優秀品牌的完整路徑。對此，郭剛剛也表示期待，「像新疆這麼好的產區，產出這麼好的大麥，我們希望凸顯出它的品質優勢，賦能汾酒品牌及整個釀造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一粒科技力拉滿的定製麥 這一路徑的開端，始於優良品種。郭剛剛介紹：「農業生產中，種子是『晶片』，良種能保障糧食生產效率，讓單位面積產量更高、品質更好。」 而此次在奇臺麥田裡茁壯生長的，是汾酒專用制曲大麥「汾酒大麥1號」。據悉，「汾酒大麥1號」是由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培育，經汾酒集團測試認定，聯合國家大麥青稞產業技術體系示範推廣的專用新品種，不僅畝產高、抗逆性強，其核心指標更精準契合優質白酒釀造需求，為後續制曲糖化及發酵過程奠定了卓越的原料基礎。 頂尖育種團隊紮根奇臺，寒來暑往，只為育出那粒「最懂汾酒」的大麥。今年，「汾酒大麥1號」在新疆制種基地生產實驗，眼下已經到了收割的季節，郭剛剛站在金黃的麥田，彎腰輕捻著飽滿的麥穗，欣慰地感慨：「籽粒飽滿度、色澤等感官品質都過關，產量也不錯。」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白酒行業，由企業為主體為其原料農作物種子進行標準化命名，並投入定向培育驗證，實屬罕見。據了解，「1號」頗有打頭陣的意味，「汾酒大麥1號」的推廣，本身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是企業深度參與種源創新的標誌，不僅是對育種方向的指引，更是對科研團隊和種植農戶的雙向激勵。 談及汾酒模式對新疆大麥產業的推動力，郭剛剛用了「雙向奔赴」這個詞，充滿讚許與期待。 龍頭企業承載種業振興使命 為什麼這麼說？放眼當下農業生產，豐產不豐收、價格波動大等問題，是懸在農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讓農戶的種植信心受挫。郭剛剛指出，汾酒模式提供了解法，即龍頭企業牽頭，以訂單的方式組織生產，讓生產者有穩定的價格預期，積極性更高。 在奇臺，這一模式正於種業一線結出碩果。種植戶李俊山表示，今年他首次為汾酒種上了1300畝大麥，「大麥耐旱耐瘠薄，只要價格穩定大家就願意種，人家給了定金，這就給我們吃了一顆定心丸」，看到長勢喜人的麥田，李俊山話語中充滿喜悅與期盼。 「種子質量好，播種也順利，老天給力，預期收成應該挺好。」他還希望，能帶動更多鄉親一起種，「讓大家都掙錢」。 從「第一車間」的田野，到千萬農戶的笑臉，再到區域產業的興旺，一條圍繞汾酒品質打造、互利共贏的價值鏈已然清晰呈現：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促進產業發展，為汾酒帶來優質原糧，為消費者提供優質產品。 糧為酒之本，持續釀造至純、至清、至淨的品質汾酒，需要從源頭的涓涓細流開始。汾酒自2009年起，就在行業率先將糧食基地建設納入企業發展戰略規劃，並在10多年間，持續強化「第一車間」布局。 當下，站在「汾酒第一車間」IP第五個年頭的裡程碑上，回望汾酒由品質驅動的原糧徵程，更顯其格局與價值：其源於對自然的敬畏，成於科技的賦能，終於與家國情懷、時代擔當的同頻共振，不止於釀好酒，更是中國白酒行業構建現代化供應鏈、探索「品質立基、擔當立命、科技賦能、綠色護航」發展路徑的先行示範，為行業貢獻了極具價值的「汾酒方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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