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威寧：菊花盛開織錦繡
2025-10-27 16:00 3,472次浏览黃昱寧 一 今年電影院的最新現狀似乎是一年只能保證熱鬧兩季——春節檔加暑期檔，堪稱冬蟲夏草。這兩季都是舉家娛樂團建的黃金時間，所以研究有效的以「合家歡」為導向的內容製作策略，大約是電影主創們如今最關心的問題。 沒有想到的是，我居然在一部貌不驚人的動畫片的放映現場，依稀看到了最符合「合家歡」定義的畫面——自始至終，我都能清晰地聽到身邊來自各年齡段的笑聲；而我自己，也不像十年前陪著我那正值學齡的女兒看電影那樣三心二意。記憶中，上一部「合家歡」我沒捨得看手機的電影，還得追溯到《瘋狂動物城》。 這部動畫片是《浪浪山小妖怪》。 說《浪浪山小妖怪》「貌不驚人」，是因為如今在大銀幕上放映類似的二維動畫片並不多見——它顯然並不是那種視覺屬性特別銳利的作品。景物是水墨的，人物是國漫的，整體畫風在兩者的交融與彌合上下了不少功夫，走的是一條在古與今、中與西、風格化與大眾化之間的平衡之道。 展現在觀眾眼前的，是復古的筆觸(不妨看看勾勒小豬妖臉上那幾根毛的國畫手勢)，是乾淨的色調。它不炫不酷不新潮，更不是那種每一個特效都能讓你看出花了多少錢的作品。大多數時候，當我那早就習慣於三維的眼睛，看到這些輕的，柔的，緩的，鈍的——因而別具格調的線條時，會暗暗驚訝於編導的自信：在這樣一個時代裡，他們仍然相信視覺的返璞歸真，並且相信一個故事的魅力，首先來自故事本身。 小妖怪並非從天而降。 兩年前，八集動畫短片「中國奇譚」上線的時候，我曾經看過，但留下最深記憶的是其中脫胎於《陽羨鵝籠》的《鵝鵝鵝》，對當時成為小爆款的《小妖怪的夏天》，只有個大概的印象。如今回過頭重看，20分鐘的《小妖怪的夏天》，給大電影的情節框架和人物塑形提供了一個借勢而上的緩坡，但上坡之後的成品是一個嶄新的、更適合大銀幕呈現的故事。這個過程不可能沒有擴大市場容量、覆蓋全年齡段的考量——但好在，看到最後，我還是可以確定，大銀幕上的小妖怪，還保留著「那個夏天」的精神內核。 二 《小妖怪的夏天》最有意思的一點，是從小豬妖的視角，將《西遊記》的攔截取經/吃唐僧肉，變形成了一個職場菜鳥連一口湯都很難分到的S+大項目。小豬妖是好不容易擠進「浪浪山大王洞」體制內的打工人，但同時又總是抱有疏離而清醒的旁觀者心態，對浪浪山心猿意馬，總是問自己「是不是該出去闖一闖」，同時又對那個「大項目」的終極意義懷著淡淡的疑慮。 短片結尾處，自始至終沒露過正臉的取經隊伍的影子從「躺平」的小豬妖身邊掃蕩而過，孫悟空的火眼金睛明察秋毫，給小妖留了一條性命，也給這個故事留下了寬闊的空間。 大電影該怎麼把這個故事續下去？編導選擇從兩個方向發力。首先，讓現實的部分更現實。小豬妖的出走不是為了「詩和遠方」，而是在遭到職場甩鍋之後的絕地反彈，如此逼真的現實感，是讓「合家歡」的買單者——在職場上嘗盡酸甜苦辣的爸爸媽媽——產生共情的第一步。 究竟如何「絕地反彈」？小豬妖用的是逆向思維。既然吃不到唐僧肉，那就自己招募人馬搭一個草臺班子，自組取經隊伍上西天。到了這一步，就牽涉編導選擇的第二個方向：讓《西遊》的部分更「西遊」。從《西遊記》的文本富礦裡，挖掘出撐起整部《浪浪山小妖怪》的高潮戲碼：原著第六十五回「妖邪假設小雷音，四眾皆遭大厄難」。 於是，假取經人趕在真取經人之前，走進了假雷音寺，揭開一場攻防轉換的遊戲——老實說，看到這一幕時，我終於對這個故事的完成度，放下心來。在西遊宇宙裡，這是原著重頭戲的巧妙延伸；在職場上，這是力量懸殊的、「低仿」與「高仿」項目的遭遇戰；在電影院裡，這是最可能引發「合家歡」觀眾們小聲討論的辯證法： 「哪個真，哪個假？為何真，為何假？何為真，何為假？」 三 這就是合家歡電影最要緊的特質：讓全家人在一個好故事裡各取所需。同一片山，同一片水，不同的年齡看到不同的景深。小朋友看得見熱鬧，大朋友看得出門道。看完電影，我在網上刷到一句大朋友的話：又在電影院泣不成聲，被小朋友看到好丟人。 我可以猜想大朋友會在哪裡泣不成聲。 是小豬妖用身體上的鬃毛狠命擦鍋，卻被大王一句話追殺的瞬間嗎？是被草臺班子甲方逼出無數廢稿，又不得不為一袋米折腰的乙方公雞畫師嗎？是話癆黃鼠狼被剝奪了話癆的權力，只能窩窩囊囊地扮演僅有兩句臺詞的沙僧嗎？是一路上都捨不得體制內身份，執念於功利主義的蛤蟆精，在最後一刻做出了相反的選擇嗎？還是那頭又抑鬱又社恐，直到懸崖邊上才把「齊天大聖」說對的大猩猩？又或者，是小妖怪回家探親，看望一心惦記著他喝不喝水的母親，以及躺在病床上也要傳授成功秘笈的父親？ 故事與受眾建立的情感聯結，往往就是在這些不經意的「破防」瞬間——你以為是陪孩子娛樂，實際上是孩子陪伴你重溫人生中那些辛酸的、艱難的甚或尷尬的時刻。你臉上掛著一抹笑，在黑暗的影院裡拭去心裡的一滴淚。 四 還有不少經得起反芻的細節，都表達得簡潔而巧妙。比方說，儘管與小雷音寺的高仿大廠相比只能算低仿項目，可是與他們自身的起點相比，小豬妖搭建的草臺班子還是取得了跨越式的、充滿喜劇感的進步。 饒有意味的是，這個團隊「仿製水平」的進階，首先是通過「說書人」對「取經人」故事的傳播來促成的。也就是說，那一支欽定神授的精英隊伍的形象，通過「故事」的媒介，經過層層轉述，為這個「草臺班子」提供了虛構的模板。 最終是什麼，給這些「無名之輩」放下名利、捨生忘死的勇氣？是什麼給了他們不惜「打回原形」也要「立地成佛」的責任感？並不是真實呈現在眼前的榜樣，也不是現實本身，而是一個好故事的感召力，是所到之處其他小妖的膜拜，是父老鄉親的信任與希望，是「童男童女」渴望得到拯救的眼睛。 你本不是英雄，如果大家都認定你是，你就可以是，也必須是。 因此，在《哪吒》裡被重點渲染的主題「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實也潛伏在《浪浪山小妖怪》的血液中。但無論是逆天改命的信心構建，還是逐漸代入英雄形象的過程，都被表達得更柔軟，更羞澀，更卑微，也更溫暖——對於所謂「英雄」與「成功」的定義，也處理得更寬厚更深邃。這一點與這部片子的總體畫風，與那些氤氳在浪浪山的水墨氣韻，閃爍在小雷音寺的絢爛光環，都是高度一致的。 五 故事行將結尾之際，我一直在猜想，正牌取經隊伍的形象，究竟會不會出現在鏡頭中？抑或是會像《中國奇譚·小妖怪的夏天》那樣，只給他們一個曖昧不明的輪廓？出現與不出現，在故事基調上會有微妙的差異：前者明亮，後者多少會籠上一層或淺灰或暗黑的色調。它關乎一個隱匿在文本中的問題：無名之輩們的殊死搏鬥，是不是僅僅為了成全如來佛私人訂製的精英表演？ 我無意在本文揭開這個懸念，它適合在你走進影院以後自己來體會。我只想說，《浪浪山小妖怪》最終選擇了一個聰明的方式，既保留了「正牌軍」的神秘感與兩重性，也給高視角的孫悟空賦予了悲憫之心與共情之力。這一點不僅與《小妖怪的夏天》一脈相承，而且戳中了從五歲到50歲的中國人的精神共同體。 真正的得道成佛，是用無名而凡俗的身軀，成就非凡的英雄壯舉——哪怕只存乎想像——這是兩個小時的觀影過程中，編導力圖傳遞給觀眾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找到了合家歡電影的最大公約數：好電影是鏡子，每個人都可以在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作者為作家、翻譯家，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
「抓我當天就得放」，對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做到「寬容不縱容」？ 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牽動著全社會的關注。近年來，每當低齡、惡性、暴力犯罪出現，關於「法律該不該嚴懲罪錯少年？」「未成年人保護原則與打擊犯罪的刑罰目標該如何權衡？」等一系列公共討論，總能掀起一輪又一輪的輿論聲浪。 這背後透視出，社會大眾對少年司法的根本理念還未能達成。就連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碩，也是在經歷了懷疑的迷霧後，才獲得了內心的確認。 少年搶劫： 並非缺錢 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秦碩接手的第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高中生佳佳(化名)進入一所大學校園裡持刀搶劫。在起訴前，佳佳已被取保候審。如此嚴重的犯罪行為，卻因為未成年人身份而即將採取相對溫和的強制措施，新任少年法庭法官秦碩對此持懷疑態度。 在成為少年法庭法官之前，秦碩已經有了十多年的刑事審判經驗，對於嚴重的暴力性犯罪，在量刑時必須嚴格把控從輕、減輕的量刑幅度。然而，看見這個持刀搶劫的少年後，秦碩困惑了。 秦碩回憶起與佳佳見面時的場景：「他一進來，白襯衫、淺色牛仔褲、白運動鞋，高高瘦瘦。當時你就會發現，這是個搶劫犯？這不可能，他能搶誰？」 17歲的佳佳如實供述了自己搶劫的行為。佳佳說，他搶劫不是因為缺錢，而是為了證明自己。 有一天佳佳回家正在看電視。媽媽對他說：「別看了，馬上高考了。高考完你就18歲了，18歲以後沒人養你，你得靠自己。」 就因為這句話，當天晚上，佳佳從家裡廚房拿了把刀，找到離他家最近的一所大學，在樹蔭裡等著。有個大學生路過，他拿著刀走過去說：「你給我200元錢，把手機留下。」他說，自己想證明給媽媽看，不好好學習也能活著。他還認為，只要不傷害對方，就不構成犯罪。 佳佳的犯罪動機乍聽上去令人哭笑不得，但與公眾直覺相反，在專業人士的眼中，可以從中讀出未成年人犯罪有別於成年人犯罪、應該予以特殊處置的內在邏輯。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少年司法專委會主任宋英輝分析，這正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不計後果，用很極端的手段。 未成年人正處於一個充滿變化和成長的階段，他們不僅尚未成熟、自控力較弱，而且其行為極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宋英輝：未成年人司法更多考慮的是，未成年人未來如何更好地融入社會，成為一個正常的社會的人。 宋英輝對比了多個國家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若以成年人的刑罰標準來處理未成年人，並以增進公共安全為目的，將他們送入監獄進行改造，通常會導致他們出獄後的再犯率與預期相悖。 正因如此，我國刑事領域對待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秉承的原則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讓罪錯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矯治，回歸社會，不再危害社會，是減少被害人和對社會公共利益最好的保護，也是少年法庭對待每一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基本理念。 在秦碩的回憶中，她本是抱著將持刀搶劫少年收監的想法出發，卻在深入調查了解時發現，在老師和同學們的評價中，佳佳不僅從來沒有劣跡行為，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甚至幾名受害大學生了解了前因後果，都寫了聯名信，希望秦碩能從輕處罰這個小朋友，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何「寬容而不縱容」？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蔡金芳講述，未成年犯罪有一個特點，好多人屬於二進宮、三進宮，重複犯罪，他們當時出現一種趨勢就是犯罪低齡化、手段成人化。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長寧法院的法官感覺到，如果和以往一樣，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成年人一樣的話，可能不利於根治未成年人犯罪。 1984年10月，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與兩位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分離，探索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理方式，注重犯罪原因的調查和教育疏導。這一改革，標誌著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年法庭的誕生。 緊隨其後，全國各地少年法庭、少年審判機構探索啟航。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也是探索的先行者。 區別於成人法庭威嚴的壓迫感，海澱法院少年法庭的U型法臺讓法官、公訴人、辯護人等圍坐在U型內部，未成年被告人坐在U型開口的一側，形成一種環抱的姿態。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沿用至今的變形法臺，也是「圓桌審判」方式的起源，如今已發展為全國推廣的標準。 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在觸法涉罪未成年人中，一旦我們清楚了他們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動機，社會公眾通常能夠理解為何法律要對他們網開一面。然而，同樣可不忽視的是，那些雖然佔比不高，但性質極為惡劣的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往往引發公眾對法律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效力的質疑。 最高人民法院通報，2021至2024年，審結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殺人、重傷害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齡在12至13歲之間，被依法判處10至15年有期徒刑。2024年底，人民法院對未滿十四周歲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屍案主犯依法頂格判處無期徒刑。 「訓誡幫教」 能否攔住滑向犯罪的「熊孩子」？ 17歲的子奇(化名)，因在某飯店打架鬥毆，造成人員傷害被警方抓獲。 子奇是未成年人，且監護人不在北京，按照北京市公安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執法流程，在來的路上，司法社工雷曉桐已做好準備，從子奇被帶進辦案中心開始，作為合適成年人，以臨時監護人角色，全流程陪同他完成案件辦理。 根據民警的前期調查和現場視頻監控記錄，子奇的行為已經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但他拒不承認打傷了人，還覺得自己被抓實在冤枉。 按照分級幹預的行為劃分，子奇輟學、飲酒的行為已經越過了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毆打他人已經升級到了違法的階段。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子奇的違法行為較輕，不用執行拘留措施。 看著子奇在審訊室裡不以為然，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未成年人案件審查中隊原中隊長李洋和同事們知道這個孩子並未意識到，他距離犯罪觸刑僅一步之遙。 子奇在審訊室呈現出的心態並不特殊，甚至可以說很普遍。與成年人案件辦理時需要更多展現出法律的威嚴不同，這些專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民警在審訊時，以「不施壓、不逼問、不強攻，重交流、重感化、重疏導」作為工作要求。而觸法涉罪少年們通常有他們的應對。 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開啟「訓誡幫教」試點，目標人群正是那些因不予處罰、肆無忌憚、反覆出現在公安執法視線中的問題少年。 子奇的案件走完不予處罰流程後，在這個專門設置的訓誡室裡，由司法社工陪同，民警對他進行了專門的訓誡教育，強調法律的嚴肅性。 這個被稱為「犯罪臨界預防機制」的訓誡措施，探索之初，只針對治安不予處罰的未成年人進行，如今，已經涵蓋所有未成年人觸法不予處罰的案件。訓誡，只是制度第一環節，被訓誡的未成年人將在司法社工的陪伴下，度過一個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的幫教期。 李洋從事少年警務工作八年時間，因與太多「熊孩子」打交道，他的個人氣質都已經從「金剛怒目」轉化為「菩薩低眉」，有時候還多愁善感起來。 李洋：實際上我們現在最頭疼是14到16周歲的未成年人，這些人不觸及「八大罪」，也就是說小錯不斷、大錯不犯，他會利用自己未成年人身份去逃脫自己的罪責，會把自己罪責推到別人身上。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僅在實施特定嚴重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八大罪」時才承擔刑事責任。 小敏(化名)第一次坐在審訊室李洋的對面時，年僅15歲，但她此前在各個區縣留下尋釁滋事、毆打他人的治安類違法前科多達20餘次。 李洋說，小敏自己很清楚，跟他說「我知道在14到16周歲，只要不觸犯『八大罪』，你們抓我當天就得放。」有一次李洋在抓獲她的時候，告訴她這個罪就叫搶劫，已經觸犯「八大罪」之一了，小敏說這叫尋釁滋事，在學校門口劫取少量財物，不叫搶劫。「後來我才發現實際上這些長期犯錯的青少年，他們開始懂法了，開始鑽法律的漏洞。」 從李洋的擔憂，可以透視當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工作的一個顯著的痛點。 2020年12月26日，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步完成新一輪大修，引入分級幹預的思路，將未成年人相關行為分為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兩類，嚴重不良行為又進一步細分，以便制定不同的幹預和矯治措施。 今年6月2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調整了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執行條件：對於14至16周歲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法執行拘留。同時，14至16周歲以及16至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同樣可以依法執行拘留。以往這兩類未成年人通常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的情況，將在未來發生改變。 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嚴重不良行為，通常發生在公安執法程序之前，當孩子的行為出現嚴重偏差，走上犯罪道路，背後往往存在一個出現了「問題」的家庭。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後，公檢法各部門都在探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對家庭教育問題的關照辦法。 本文來源：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號(ID：cctvnewscenter)綜合《新聞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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