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舉行「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
2025-12-03 14:17 8,396次浏览今年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提出20周年，也是「雙碳」目標提出5周年。自2021年中國碳市場啟動以來，已助力推動全球碳定價覆蓋率提高了約4%。 —————————— 中國碳市場的啟動正助力推動全球碳定價覆蓋率的提高。「全球現在已經有80個碳定價機制，包括37個碳排放交易體系和43項碳稅，覆蓋全球28%的碳排放量。」在近日舉行的北京綠色交易所2025年參與人大會上，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原副主任馬愛民說，在我國正式啟動碳市場之前，這個數字大約是24%。 4年前，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即強制碳市場以發電行業為突破口，於2021年7月正式啟動上線交易。今年3月，寫入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的「擴大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行業覆蓋範圍」逐步落地，強制碳市場首次正式納入水泥、鋼鐵和鋁業三大行業，擴圍後預計新增1500家重點排放單位，覆蓋全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佔比將達60%以上。2024年1月，全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市場即自願碳市場啟動，今年3月，首批核證自願減排量(CCER)正式籤發並啟動交易。 業內人士認為，這標誌著全球規模最大的碳市場由強制碳市場和自願碳市場形成「雙輪驅動」。 「自願碳市場與強制碳市場不同，強制碳市場實行國家配額，自願碳市場建立在企業自主自願的基礎之上。」在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原一級巡視員葉燕斐看來，自願碳市場未來潛力巨大的原因就在於自願碳市場是跨境的市場。 他在上述參與人大會上舉例說，中國是全球的製造中心，也是全球綠色技術中心，不進入強制碳市場的企業如果要自願減排肯定要通過自願碳市場，如購買碳匯(碳匯是通過植樹造林、植被恢復等措施，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從而減少溫室氣體在大氣中濃度的過程、活動或機制——記者注)等抵消碳排放，「所以這個市場一定是跨境的、是全球大市場，這裡面潛力巨大。」 葉燕斐注意到，如今有很多跨國公司承諾2030年前實現碳中和，我國也有越來越多的500強企業在全球開展業務，這些企業在碳減排方面會有更多需求。「在購買碳匯的消費品企業、能源企業、金融機構中，汽車行業企業可能是最有潛力(促進自願碳市場發展)的。」 但有需求只是自願碳市場發展的第一步。在葉燕斐看來，有了碳排放需求，更重要的是如何增加碳匯的供應，「這可能要考慮碳減排的額外性，比如項目要聚焦商業可行性、技術影響，還有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葉燕斐說。 有專家測算，到2060年時，無論是發電端還是能源消費端都會有相當數量的碳排放存在，需要通過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予以中和的二氧化碳大約在18億噸。 實際上，越來越多的金融資源正流向綠色項目。除煤電、煤化工等高碳排放領域的CCUS項目外，還有漁光一體項目。「水上光伏發電，支持整個魚塘用電。」中國銀行金融市場部高級交易員洪浩在上述大會圓桌討論環節中談到，在漁光一體項目中，金融機構可以將用地權、取水權、排汙權等環境權益納入銀行授信認可範圍，有效拓寬融資渠道，在林業碳匯項目中，CCER未來的收益權也可以用來質押，以開展綠色融資。 央行近日發布的2025年二季度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顯示，2025年二季度末，本外幣綠色貸款餘額42.39萬億元，比年初增長14.4%，上半年增加5.35萬億元。分用途看，基礎設施綠色升級貸款、能源綠色低碳轉型貸款、生態保護修復和利用貸款餘額分別為18.75萬億元、8.25萬億元和4.95萬億元，上半年分別增加2.11萬億元、5889億元和5622億元。 聯合赤道環境評價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綠色金融事業部總經理劉景允也注意到，如今綠色金融的「面」不斷擴大，比如今年7月新印發的《綠色金融支持項目目錄(2025年版)》在內容上包含271個三級分類，「不僅是綠色項目的類別在增加，範圍在擴大，綠色金融的內涵也在延伸。」這名從事十年綠色金融產品信用評估的高級工程師在上述大會上表示，過去，更多的純綠項目能夠獲得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資金支持，如今，純綠項目和需要改造的傳統項目均可以通過綠色金融獲得支持。 今年也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提出20周年，是「雙碳」目標提出5周年。 北京綠色交易所董事長王乃祥在大會上介紹，截至7月28日，全國自願碳市場累計成交量接近240萬噸，累計成交金額超過2億元。今年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式復函同意以北京綠色交易所為主體，設立國家綠色技術交易中心。目前，該所官網已上線國家綠色技術交易中心綠色技術推廣目錄專區，對納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八部委《綠色技術推廣目錄》、北京市歷年《綠色低碳先進技術推薦目錄》以及各類市場渠道搜集到的綠色技術進行宣傳推介，加速綠色技術轉化落地。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朱彩雲來源：中國青年報
陶鳳 近期，深圳華強北等地出現一群未成年人以「跑樓小孩」身份，從外賣員手中承接「最後垂直百米」的送餐任務，每單收費1—2元。 這些小孩多為暑期放假的學生，年齡在10—14歲之間。因為寫字樓複雜的地形導致外賣員超時風險高，而孩子因熟悉樓宇、收費低成為外賣員的「平替」。 乍一看，這似乎是個讓各方「小贏」的方案。孩子的家長多在附近做生意，在家長眼中，孩子代送外賣既能鍛鍊身體打發時間，又能通過勞動獲得報酬體會賺錢的不易。 孩子用這樣的暑期實踐取得報酬，攢下零用錢，去滿足自身的小願望。配送小哥則節省了時間，與孩子合作完成「最後一百米」，提升了送餐效率。 然而，「小贏」背後的風險卻不容小覷。無論是「跑樓小孩」，還是近期被頻頻熱議的「體育外賣」新風口，因為涉及未成年人，安全問題首當其衝。 外賣工作，表面看著簡單，實際上要搶時間、拼體力。根據媒體報導，這些孩子們既要從外賣小哥手裡搶單，還要彼此之間競爭拿單，無形之中給孩子的身心帶來巨大的壓力。 「最後一百米」，雖然距離不遠，但孩子們不可避免地要在路邊停留，要在不同樓宇之間穿梭。送單與時間賽跑本身已具危險性，即便配送小哥會留存家長電話以備溝通，一旦摔倒撞傷甚至遭遇意外，安全責任由誰承擔依然模糊。 在法律層面，亦有涉嫌違法的問題。根據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不得組織未成年人進行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活動，而代送顯然涉及交通、陌生人接觸等安全隱患。 若站在消費者的角度考慮，一單外賣在最後百米倒手，如果出現錯送、晚送、餐品損壞等問題，又該如何追責？ 在外賣原本的服務鏈條上，並無「跑樓小孩」一環。消費者購買的外賣服務出現問題，可對平臺、商戶、騎手追責。如今，孩子的替代方案並無商業協議，更無明確的法律規範，無疑給消費者的權益保護留下真空。 從「體育外賣」興起，關於孩子的實踐被社會各方高度關注。其中，最大的爭議便是被低估的安全風險。 鍛鍊孩子社會適應能力、體察父母掙錢辛苦、勞動創造價值，這些初衷是好的，但鍛鍊的目的是讓孩子更好地成長，而不是冒險。 在權責邊界模糊、執法依據不足、監管盲區之下，「跑樓小孩」貌似「小贏」，實則風險重重。畢竟，涉及未成年人的一切實踐，合法、安全、規範永遠要跑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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