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精神萬裡行｜何琦：為陶瓷行業「守藝育人」
2025-10-25 20:08 5,569次浏览著力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守護好西藏的生靈草木、萬水千山 1990年6月5日，《西藏日報》在頭版刊發文章《「世界屋脊」的獨特景觀得到有效保護 我區已陸續建成七個自然保護區》。報導寫道：從1985年至今，西藏已陸續建成7個自然保護區，總面積為5000多平方公裡。在這些保護區內有我國重點保護野生植物近40種，國家重點保護動物60餘種，另外還有許多具有很高研究價值的氣候和植被型態。據介紹，西藏自開闢自然保護區、根據有關法令實行專門管理以來，一些珍奇的植物和動物得到了妥善的保護，在保護區內盜砍偷獵的現象很少出現。西藏地域遼闊，地形複雜，珍稀植物和動物繁多，適合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地方還很多。如有「高原野生動物園」美稱的羌塘草原，區內有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驢、野犛牛等，均為國家一類保護動物。橫斷山脈北部，活躍著與大熊貓一樣有名的滇金絲猴、白唇鹿等稀有動物，亟待劃區保護。 格拉丹東雪山上，「長江第一滴水」從姜根迪如冰川融落，匯成長江源頭；色林錯國際重要溼地內，藏羚羊群如褐色洪流穿越凍土帶，上演生命和諧樂章；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域，普若崗日冰原這片世界第三大冰川，在高原陽光照耀下愈顯純淨。 西藏自治區成立60年來，在這片世界屋脊、亞洲水塔、地球第三極的核心區，一場跨越半個世紀的生態守護工程，正書寫著「利在千秋、澤被天下」的壯麗篇章。 從1970年零星劃定禁獵區，到如今持續推動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我區自然保護地面積佔全區面積的36%，使西藏乃至青藏高原重要自然生態系統、自然遺產、自然景觀及其所承載的自然資源、生態功能和文化多樣性得到了有效保護。 黨的二十大以來，隨著《國家公園空間布局方案》實施，西藏六大核心生態區域陸續布局，數量與面積均居全國首位。一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以自然保護區為基礎、以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在世界屋脊鋪展綿延。 破局之路： 保護措施不斷完善 「從事生態保護工作多年，我的體會是，生態環境面臨的壓力和挑戰是客觀存在的，甚至是不容忽視的。」申扎縣自然資源和林業草原局黨組書記、局長邊巴扎西曾在森林公安崗位上工作17年。他說，「但我們有一條重要經驗——直面困難，勇往直前。」 西藏作為青藏高原的主體，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同時生態環境脆弱，生態承載力弱，一旦遭到破壞就很難修復。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區不斷深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1970年至1980年，零星的禁獵區和資源保護點開始在珍稀物種的核心棲息地、繁衍地設立。 1985至1988年，自然保護地迎來了第一個建設小高峰：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墨脫、察隅、波密崗鄉、林芝巴結、聶拉木樟木溝、吉隆江村以及珠穆朗瑪峰等7個自然保護區，覆蓋了森林生態系統的精華。 1993年，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羌塘、申扎黑頸鶴、芒康鹽井、林芝東久赤斑羚、類烏齊長毛嶺馬鹿、林周澎波赫頸鶴等以大型珍稀獸類和鳥類保護為核心的6個保護區。其中，最具裡程碑意義的是設立面積近30萬平方公裡的羌塘自然保護區，並於2000年成功升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區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持生態保護第一，著眼可持續發展、中華民族的未來，守護好雪域高原的生靈草木、萬水千山，生態文明之路越走越寬廣。 在那曲市色尼區，記者看到，三江源國家公園科普宣教監測中心的大屏幕上，可全天候實時監測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羌塘國家公園創建區、色林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重點區域的情況。那曲市建成14個「天空地」一體化監測點，配置14套高通量衛星通信系統，實現了那曲市國家公園監測體系從無到有的突破。 隨著一系列舉措的不斷迭代升級，如今，西藏建立了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溼地公園、地質公園、風景名勝區等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一張覆蓋森林灌叢、草原草甸、湖沼溼地、冰川雪山等多生態類型的保護網絡基本編織完成。 生命禮讚： 絢爛高原生機勃勃 沿著寬闊的瀝青柏油路，行進在藏北高原，納木錯、色林錯等星羅棋布的高原湖泊串起了「一錯再錯」的旅途。湖光山色映襯下，可以看到藏羚羊、藏野驢等食草動物悠閒地覓食、嬉戲、休憩，人與野生動物實現了和諧共生。 動物種群作為體現保護成效的重要指標，可以直觀地評價保護地生態系統保護效益。而綠色奇蹟的背後，是科學政策與群眾參與的同向發力、雙向奔赴。 尼瑪縣北部，有一座特殊的藏羚羊「保育院」——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那曲片區)措羅木管護站。 「去年我們救助收養了20多隻藏羚羊幼崽，今年我們救助收養得更多，養不下的還送到了其他站點，讓他們幫忙收養。」措羅木管護站負責人阿旺洛卓說。 據了解，措羅木管護站所負責的區域，是藏羚羊的「大產房」之一。隨著遷徙繁殖季到來，成群結隊的雌性藏羚羊會來此產崽。7月，雌性藏羚羊帶著幼崽再次返回棲息地。漫漫返程路，對藏羚羊幼崽是巨大的考驗，尤其是跨越雨季湍急河流的過程中，每年都會有不少藏羚羊幼崽離群或溺水。 措羅木管護站已連續多年在河流下遊組織開展藏羚羊幼崽營救行動，幫助它們重返族群，其中找不到族群的就由管護站收養保育，直到它們能獨立生存後，再放歸大自然。 記者從那曲市林業和草原局(那曲市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了解到，自羌塘自然保護區建立以來，據調查：藏羚羊從5萬隻增加到20萬隻以上，史詩般的遷徙震撼無比；野犛牛從7千頭增加到1萬多頭，野性的基因庫得以存續；藏野驢從3萬多頭增加到9萬多頭，奔騰的身影成為廣袤草原的風景。 「自然保護地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得到有效保護。」那曲市林業和草原局黨組副書記、局長才旺仁增介紹說，目前，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那曲片區)已建立專業管護站36個，聘用專業管護員390名，農牧民協議管護員(野保員)205名。 每年春夏之交，申扎縣城居民都會迎來他們的「國寶級」鄰居——黑頸鶴父母以及它們孵化和撫育的黑頸鶴寶寶。在緊鄰縣城的申扎溼地公園內，記者看到，一對黑頸鶴「夫婦」和一隻黑頸鶴「寶寶」正在悠閒地覓食，公園旁的步道上，居民們在休閒漫步觀光。 「2018年申扎溼地公園建成後，每年都會有黑頸鶴來到這裡養育寶寶。」正在散步的居民瓊達笑著告訴記者，「黑頸鶴是申扎縣的『明星』，也是申扎縣良好生態的一張名片。我們爭當黑頸鶴的保護者，顯然黑頸鶴也把我們當作它們的好朋友了。」 近年來，隨著自駕遊客的日益增多，生態保護也面臨著新的課題。去年，申扎縣專門組建了「雪之傲影」團隊，打造一支專業生態保護尖兵，構建「空中無人機巡航＋地面智能檢測＋隊員徒步巡邏」的全方位防護網絡。同時，每年重點時期開展「保護黑頸鶴家園」主題宣講等，展示展出色林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珍稀野生動物影像資料，向遊客宣傳野生動物保護知識。 「欣賞美景的同時，也上了一堂生動的生態保護課。」來自重慶的遊客易先生說。 制度創新： 國家公園引領帶動 2021年9月30日，國務院的批覆開啟了西藏自然保護的新篇章：三江源國家公園正式設立，總面積19.07萬平方公裡，西藏實際管轄區——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面積4.87萬平方公裡(約佔總面積的25.54%)，涉及安多、巴青、聶榮3縣13個鄉鎮94個行政村。 「2019年買的巡護車，如今行駛裡程已達20萬公裡。」安多縣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杜鵬程說，「我們最遠的管護站在安多縣色務鄉，地形複雜，極易陷車扎胎。隨著三江源國家公園的建設，管護站有了更多年輕力量的加入，我們的巡護工作更加系統規範了。」 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要部署。從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到2015年陸續開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再到2021年第一批5個國家公園正式設立，如今我國正在建設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公園體系。 2022年底，《國家公園空間布局方案》的公布，為西藏生態保護擘畫了更宏偉的藍圖：三江源(唐北區域)、羌塘、珠峰、岡仁波齊、高黎貢山(西藏段)、雅魯藏布大峽谷——西藏最具生態代表性的六大區域全部入選國家公園或候選區。展望未來，六大國家公園將如同六枚「生態翡翠」，鑲嵌在「地球第三極」的冠冕之上。 三江源國家公園，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擁有冰川雪山、高海拔溼地、荒漠戈壁、高寒草原草甸等高寒生態系統，素有「中華水塔」「高寒生物種質資源庫」之稱。這一跨省區的國家公園採用「統一規劃、統一政策，分別管理、分別負責」的創新協同機制，為後續國家公園建設提供了範本。 記者了解到，目前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累計落實建設資金9.07億元，主要建設內容為開展保護與恢復、「天空地」一體化建設、自然資源調查、土地沙化治理、河湖生態保護、管護站及配套設施建設、珍稀瀕危野生動物保護、國家公園大門建設、冰川生態保護、自然教育和培訓與生態體驗、巡護體系建設和生態管護補助等。 特別是「天空地」一體化建設，通過科技賦能，讓守護世界屋脊的「眼睛」更亮、「手臂」更長。與此同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在高原深深紮根，保護意識已融入當地民眾血脈。 2021年以來，那曲市國家公園創建與建設領導小組組織三江源國家公園唐北區域安多、巴青、聶榮三縣工作專班，按照一戶一崗政策，結合本人自願、逐級審批原則，截至目前，共選聘生態管護人員29692人次，兌現生態管護資金2.55億元。在有效增加群眾收入的同時，讓牧民從生態利用者轉變為守護者，形成人人、事事、時時、處處崇尚生態文明的良好社會氛圍。 眼下，我區國家公園創建與建設工作有序推進，西藏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核心骨架——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新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法治保障： 良法善治行穩致遠 2021年，《西藏自治區國家生態文明高地建設條例》出臺，該條例通過明確生態保護的戰略定位、目標體系及責任機制，填補了西藏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系統性立法的空白。 2025年8月1日，《西藏自治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青藏高原生態保護法〉辦法》正式施行。這是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推動國家生態文明高地建設的重要法治舉措，是全區生態環境保護法治建設史上的又一重要裡程碑。 法治是生態保護的重要保障。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經過數十年的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和生態文明「四梁八柱」性質的制度體系基本形成。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實施，豎起了「鐵規矩」和「硬槓槓」。 2023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一批生態環境保護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日喀則市仲巴縣人民檢察院督促整治溼地保護行政公益訴訟案。 仲巴縣人民檢察院在履職過程中查明：因汛期漲水危及附近群眾的住房及牲畜安全，2020年12月，南木拉溼地的下遊修建了一條長約7.9千米的水渠，將上遊來水引流至馬泉河，導致南木拉溼地失去水源，逐漸乾涸沙化，水體面積急劇縮小。 2022年5月30日，仲巴縣人民檢察院召開公開聽證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村民代表、行政機關代表等參加會議，並取得一致意見：必須嚴格依法保護好南木拉溼地。當天，仲巴縣人民檢察院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發出檢察建議。收到檢察建議後，當地政府制定修復實施方案，相關部門全面啟動溼地恢復工作，整治水渠，恢復水源。同時，為解決汛期漲水影響群眾生產生活的問題，經科學論證，決定另選址修建防洪堤。 「西藏自治區成立60年來，構建起了『法律—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地方規章』四位一體的法律體系，特別是在生態補償、國家公園建設、生態監測等領域取得顯著成效，促進西藏生態屏障功能顯著增強，實現了法治保障與民生發展的有機統一。」西藏大學政法學院黨委書記平措表示，西藏生態環境保護法治建設取得顯著進步，成為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實踐的典範。 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當高原冰川繼續滋養江河源頭，當藏羚羊群自由穿越生態廊道，當牧民群眾用生命守護生靈，這條由冰川融水、野生動物足跡、巡護員腳印共同編織的「生態哈達」，不僅是一道堅實的生態安全屏障，更昭示著生態文明建設的西藏步伐——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來源：中國西藏新聞網 記者 汪純 趙書彬 文鳳
武漢8月5日電 題：中國如何拯救極度瀕危長江江豚？ ——專訪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 記者 馬芙蓉 今年7月，世界首頭人工繁育的長江江豚「淘淘」迎來20歲生日，這是中國長江江豚保護歷程中又一代表性標誌。 作為中國特有淡水鯨類動物，長江江豚曾陷入種群持續衰退困境。經採取保護措施，終於迎來止跌回升的轉變。 飼養員為長江江豚「淘淘」餵食(資料圖)。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供圖 長江江豚種群得到怎樣的保護？世界上存在哪些與長江江豚類似的瀕危鯨類？中國的保護經驗有何世界性啟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日前就此接受「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為什麼長江江豚是長江生態「晴雨表」？其種群數量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王丁：長江江豚俗稱「江豬」，形似海豚，主要分布於長江中下遊幹流、部分支流以及洞庭湖、鄱陽湖等大型通江湖泊，是長江中現存唯一鯨類動物。 長江江豚以小型魚類為食，處於長江生態系統食物鏈頂端，加之對河床、岸線、水質、噪聲變化極為敏感，因此其種群分布及數量變化，可以直觀反映長江生態環境和魚類資源變化，是衡量長江生態的「晴雨表」。 20世紀90年代初，長江江豚約3600頭。後來，受水域汙染、航運幹擾、過度捕撈等帶來的棲息地破壞、餌料減少等影響，2012年僅剩約1045頭。2013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其列為極度瀕危物種。 2016年1月，中國提出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據2017年科考結果，其種群約為1012頭，與2012年相比，儘管數量依然有所下降，但是大幅下降趨勢得到初步遏制。 此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頒布實施，長江十年禁漁、長江岸線生態修復等系列措施落實，長江江豚身影頻現。2022年科考結果顯示，其種群約為1249頭，這是有監測記錄以來首次實現止跌回升。 2021年9月3日，江西南昌，幾隻野生長江江豚在贛江水域暢遊。記者 劉佔昆 攝 記者：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探索建立了就地保護、遷地保護、人工飼養繁育三大保護策略。三大保護策略在長江江豚保護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王丁：三大保護策略相互支撐、協同聯動，既讓長江江豚等得起生態變好，又構建起物種存續的多重保障。 就地保護即在長江江豚分布相對密集的水域建立自然保護區。目前，中國在長江幹流及洞庭湖、鄱陽湖已建立8個就地保護區，保護區長度佔長江中下遊長度的30%以上。 遷地保護承擔「保種備份」功能，即將長江江豚遷入與長江生態環境相似的封閉或半封閉水域進行專門保護，待長江環境改善後再放歸。如今，中國已建立3個自然遷地保護種群和1個半自然遷地保護種群，長江江豚數量超160頭，每年有15頭以上幼豚出生。 2023年4月，經野化訓練，4頭生活在遷地保護區的長江江豚重返長江，標誌著遷地保護與野生種群恢復技術初步形成閉環。目前，又有3頭長江江豚正在接受野化訓練，將擇日放歸長江。 人工飼養繁育是在保護種質資源同時，通過對人工飼養群體繁殖生物學、發育生物學、行為學、生物聲學、營養學等研究，為野外種群保護提供技術支撐。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經過近30年努力，構建起人工環境下成熟的飼養繁殖技術體系。如今，武漢白鱀豚館飼養著12頭長江江豚，其中5頭在人工飼養條件下出生，包括3頭二代江豚。 在長江大保護背景下，中國長江江豚保護正從「拯救保種」轉入「種群復甦」階段，相信不久將迎來自然種群的再度繁榮。 2025年4月25日，生活在武漢白鱀豚館的長江江豚。記者 馬芙蓉 攝 記者：世界範圍內存在哪些與長江江豚類似的瀕危小型鯨類，其生存境況如何？ 王丁：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鯨類專家組統計，截至2020年7月，全世界已知鯨類動物有131種/亞種，其中22種為極度瀕危物種，20種為瀕危物種。 比如，生活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灣北部狹窄水域的加灣鼠海豚，是全球最小鯨類動物。因體形短小，極易被漁民使用的刺網纏繞誤傷致死，現存可能僅10頭左右。 為保護加灣鼠海豚，當地政府頒布禁令，禁止在其棲息區域使用刺網捕魚。然而，非法捕撈屢禁不止。2017年嘗試遷地保護時，因對其應激反應認知不足，一頭被捕個體起水後死亡，另一頭被迫釋放，計劃宣告失敗。 伊洛瓦底江豚同樣岌岌可危。其全球淡水種群僅存三個相互隔離的亞群，分別位於柬埔寨湄公河、緬甸伊洛瓦底江和印度尼西亞馬哈坎河，每個亞群數量均不足100頭。漁業誤捕、刺網纏繞是導致其意外死亡的首要因素。 目前，柬埔寨政府已設立保護區，明令禁止刺網捕魚，限制船隻速度和觀鯨活動；緬甸也與國際組織合作推行保護區管理計劃，通過培訓漁民和提供替代生計來減少漁業誤捕。然而，跨境協調、執法力度、替代漁具推廣等仍存瓶頸。 受水體汙染、灌渠工程建設、過度漁業、誤捕等影響，南亞的印河豚、恆河豚，生活在南美亞馬孫河流域、奧裡諾科河流域的亞馬孫河豚、土庫海豚，棲息於紐西蘭北島和南島沿岸海域的赫氏矮海豚，生存現狀同樣不容樂觀。 記者：在推動長江江豚保護經驗出海方面，您和團隊開展了哪些工作？ 王丁：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專家評價：「中國長江江豚保護實踐，為全球小型鯨類保護點亮了黎明的曙光。」 作為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我多次在國際會議上分享長江江豚保護經驗。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多次組織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柬埔寨、印尼、泰國等國家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赴長江江豚自然保護區、遷地保護區、人工飼養繁育基地等地考察。 今年5月底，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聯合相關企業啟動「國際小型鯨類保護研究計劃」，探索將AI技術應用於小型鯨類保護研究，並與相關國家政府部門、管理機構及國際組織開展深度合作，協同各方深入研究當地小型鯨類生存現狀，輸出長江江豚保護技術與創新科技，為當地定製保護技術解決方案。 如今，長江江豚保護經驗正向東南亞國家推廣，長江江豚被動聲學監測技術已應用於柬埔寨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豚的監測和保護。 王丁(右一)向外國專家學者介紹長江江豚保護經驗。武漢白鱀豚保護基金會供圖 記者：中國長江江豚保護經驗可以為拯救世界瀕危小型鯨類提供哪些啟示？ 王丁：長江江豚保護並非「單一措施的成功」，而是「生態治理、政策保障、科研支撐、跨域協作、公眾參與」的協同。 小型鯨類對於自然棲息地的喪失極為敏感，因此自然棲息地保護是鯨類動物保護最重要、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長江江豚保護經驗證明：僅劃定保護區不足以逆轉衰退，需對整個生態系統進行全要素修復。比如，針對汙染突出水域，建立汙染源追溯、治理、問責機制；對漁業依賴型區域，推行「階段性禁漁+生態補償」機制，同步做好漁民轉產安置。 長江江豚保護成效，離不開法律剛性約束與跨部門聯合執法。這一經驗提示，需通過立法明確禁漁區、航運限制等保護紅線，並強化執法力度，對非法捕撈、排汙等行為嚴格追責，避免政策空轉。針對跨境物種，可建立跨境保護網絡。 遷地保護可以作為瀕危小型鯨類保護的有效補充措施，特別是針對自然棲息地遭受嚴重破壞的物種，應及時考慮、在物種仍具一定種群規模時構建遷地保種種群。 人工飼養繁育成本高、效率低，其價值在於積累技術，而非替代野外種群，因此應控制規模，以滿足科研和科普宣教為基本遵循。 社會參與、提升全民保護意識同樣重要。需加強科普宣傳教育，聯合社會公眾、民間組織、志願者、媒體之力共促保護行動。(完) 受訪者簡介： 王丁。受訪者供圖 王丁，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從事鯨類學研究和保護工作逾40年，長期聚焦白鱀豚、長江江豚、中華白海豚、布氏鯨等鯨豚類研究和保護工作。兼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秘書長、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鯨類專家組成員等職務。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數十項課題，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專著4部(合著)。2021年被國際海洋哺乳動物學會授予「榮譽會員」稱號，是唯一一位獲此榮譽稱號的中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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