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月13日電 (記者 應妮)如何看待醫學的理性與非理性?為何醫學發達的現代社會卻容易引發健康焦慮?「當醫學遇見『非理性』」——「醫學文化史」系列新書分享會暨跨學科對話日前在京舉行,來自醫學界和文化界的知名專家、作家進行了深入探討。 對話會現場。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孔令燕介紹,「醫學文化史」系列源自英國著名醫學史家、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史中心榮譽教授羅傑·庫特的宏大構想,由全球五十五位頂尖學者耗時八年撰寫,是首次系統梳理醫學文化史的開創性著作。202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引進該系列,歷經五年翻譯與編輯,現已出版《醫學文化史:古代卷》《醫學文化史:中世紀卷》《醫學文化史:文藝復興卷》《醫學文化史:啟蒙時代卷》四冊,後兩冊《醫學文化史:帝國時代卷》《醫學文化史:現代卷》將於近期面世。 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醫學文化史」系列譯叢主編張大慶指出,20世紀60年代「病人權力運動」催生了醫學史研究的重大轉向:從醫生主導的「自上而下」專業史研究,發展為融合患者視角的「自下而上」文化史研究。這一轉變使得普通人的醫療體驗和健康觀念進入學術視野,醫學史研究不再僅是醫學專業人士的領域,更多人文學者開始參與其中。面對醫學與文化的雙重複雜性,該叢書突破傳統通史體例,創造性採用環境、食物、疾病、經驗等八個主題貫穿各卷,全面涵蓋醫療健康領域的核心議題。該書價值在於揭示了醫學發展始終與文化演進緊密交織,通過呈現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疾病的理解和治療實踐,幫助讀者認識到現代醫學觀念的歷史相對性,從而更理性地看待當代醫學的成就與局限。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從文學視角解讀醫學的文化屬性,認為醫學從來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涉及人對身體和生命的自我想像,「即使今天,我們的身體也並非完全交給理性和醫學」。面對現代醫學的局限性,他提出自己的理解:醫學始終面臨「可怕的絕對」,即某些疾病無法治癒、生命必然終結的終極命題。這使得醫學註定無法完全理性化,必須保留對非理性維度的包容。他認為「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的價值正在於呈現這種張力:既包含有趣的「無用知識」,展示古人「奇怪」的治療方法,更以此為認知鏡鑑,幫助我們理解醫學發展的文化語境。他倡導寬容的醫學觀,即現代人應當接納理性治療與傳統經驗的共存,這種開放態度,恰恰體現了對醫學文化本質的深刻把握——它永遠是人類認識自我、應對生死這一永恆命題的文化實踐。 「醫學文化史」系列圖書書影。 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石川引用特魯多醫生墓志銘「醫學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強調醫生需破除「萬能幻覺」,既要保持悲憫之心又要接受醫學的局限性。「例如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精神疾病而言,醫學更多是在尋求最佳管理方案而非徹底治癒。」他還從臨床實踐出發,分享了精神醫學發展中的文化啟示,重點剖析了精神醫學的特殊性——從希波克拉底的"黑膽汁"理論到中世紀的"驅魔"實踐,精神疾病認知始終與文化觀念緊密交織。 在對話中,張大慶還指出,當代醫學面臨一個顯著悖論:隨著檢測技術日益精密,人們發現的「異常指標」越來越多,但真正的健康感受卻可能不升反降。他以甲狀腺結節為例,現代儀器的高敏感性使得幾乎人人都有結節,但這種過度診斷反而可能引發健康焦慮,形成「健康主義悖論」——越是追求絕對健康,越容易陷入對健康的持續擔憂中。 這一現象背後是深刻的文化變遷。李敬澤指出,現代社會塑造了一種「絕對健康」的幻象,將健康異化為對各項指標的機械追求。「當人們用這種完美主義標準審視自身時,反而會陷入持續的不健康感。」他認為這種現象在臨床上表現為「疑病症」的增多,以及患者症狀描述的日益複雜化——文化水平越高、表達能力越強的患者,其症狀主訴往往越豐富多元。(完)
杭州8月4日電 題:重訪浙江杭州東洲:一封抗戰家書何以感化敵人? 作者 嚴格 林波 他犧牲時,懷裡的家書竟感化了戰場上的敵人。這封家書被帶回日本,幾十年後公之於眾。一段塵封已久的故事就此浮出水面。 近日,作者參加浙江省檔案館組織的「我在檔案現場 解密檔案故事」活動,走進抗戰期間東洲保衛戰發生地杭州東洲等地,探尋這封抗戰家書背後的故事。 近日,杭州市富陽區東洲島一景。 林波 攝 家書 2019年,杭州抗戰歷史研究者何明敏買到了侵華日軍第22師團第85聯隊史《軍旗之下》。這裡收錄了一篇侵華日軍軍官手記,標題為《哀悼青年軍官王晉藩君之死:長沙島(東洲島)第一線突擊小隊長手記》(以下簡稱《手記》),記錄了中國軍人英勇抗戰的往事。 1939年3月,日軍進攻杭州富陽東洲島,東洲保衛戰就此爆發。東洲島位於杭州富陽東部,是富春江下遊的大沙洲,也是抗戰時中國軍民的前沿陣地。 據《杭州抗戰紀實》記載:此戰雖勝,但中方損失慘重,傷亡230餘人。 日軍第85聯隊第3大隊第9中隊小隊長橋爪辰男,是《手記》的作者,他說,其部下在一名陣亡中國軍人身上發現一封信與一張照片,並交給他。 這封信用毛筆書寫,字跡工整,是一位父親寄給兒子的家書——「承韶吾兒:收閱昨接來函,知汝在富陽大源見習,皆獲平安,予心深慰。刻家內皆得平善,無庸遠念。惟汝母親見汝年少遠方見習,辛苦異常。更兼時局未定,無時無刻皆是憂慮於汝。切要體量父母愛汝之心,在外見習,千萬見機而作,心中格外特別謹慎,諸事皆要思想進退,勿任意敏強。諸凡切要留心,以免疏忽之慮。天氣嚴寒須要加衣,須要時常寄信安家勿誤為要。耑此並詢。近佳。父字。」 「家書抵萬金」,在戰爭年代,這封不到200字的家書,承載著父母對兒子最真切的牽掛與平安的期許。 根據《手記》,作者知道了家書中的兒子,也就是陣亡的中國軍人名字——王晉藩。 《軍旗之下》一書記錄的家書及王晉藩照片。 林波 攝 追尋 橋爪辰男在《手記》中,感慨王晉藩父親信中滿是關愛,還稱王晉藩「為悠久大義任務而獻身,生死已被超越,你的魂魄將久遠地活在我的靈魂裡。因為這件事,我後來的中文名字就叫作王晉藩」。 在浙江省檔案館館藏的一份「抗敵殉難名冊」中,作者找到了王晉藩的信息:福建福安人,浙江省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第十一中隊見習少尉,1939年3月犧牲於杭州富陽東洲,時年18歲。 何明敏感嘆不已,橋爪辰男是殺害王晉藩的日軍入侵者,但是這封家書也一定程度感化了他。 他認為,橋爪辰男的《手記》中所流露的,不僅有對這位忠勇赴死的中國軍人的敬重、讚佩,更有同為人子、同樣初入軍旅的物傷其類——王晉藩剛出校門,尚在見習期就戰死沙場,這可能是他經歷的第一場也是最後一場惡戰;橋爪辰男也是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不久,東洲之戰也是他的首次參戰。 《手記》裡的照片,王晉藩還是學生模樣,略顯稚嫩。當時,照片和家書被王晉藩藏在懷裡帶上戰場,犧牲後又被橋爪辰男帶回日本。 何明敏也在思考,王晉藩的父母家人當時是否得知消息?他長眠何處?家書是否還在橋爪辰男後代手中?能否歸還給後人?於是,他聯合溫州文史學者王長明、夏新天等志願者,開始找尋資料。 王晉藩照片背面寫有「溫州中學卒業」字樣。王長明和夏新天據此查到線索,在溫州市檔案館和《溫中百年》中找到溫州中學1939年春初中畢業生名單,其中有王晉藩。他的籍貫是福建福安。 志願者們踏上從浙江溫州到福建福安的追尋之路。 據1940年12月出版的《福建教育通訊》記載,王晉藩主動從戎,以身殉國,其父王景仁將撫恤金三百元捐獻給福安縣抗敵後援會,該會呈請總會予以嘉獎。 幾經輾轉,志願者找到了王晉藩的侄子王一凡,隨後聯繫上他。王一凡很激動,希望能到溫州、富陽走走看看,也期盼早日拿回家書。 浙江省黨政團警人員及人民因抗敵殉難名冊。(浙江省檔案館館藏) 重返 近日,作者前往杭州富陽東洲島。在富春江北岸,翻開彼時的日軍作戰地圖——1939年3月21日凌晨,橋爪辰男所在侵華日軍第85聯隊主力,就從這裡發起渡江攻擊。 富春江北岸對面就是東洲島,當時王晉藩所在的浙江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奮起還擊。 這是一次不對等的戰鬥。 日軍一個聯隊有3000多人,武器裝備精良,甚至當天日軍使用了毒氣彈。 而浙江國民抗敵自衛團第一支隊第四大隊只有不到1000人,幾乎沒有重武器。更何況,這是一支由學生和警察等熱血青年組成,剛剛成立半年、幾乎沒有像樣訓練的自衛隊。 18歲的王晉藩在中學畢業後就上了戰場。 而24歲的橋爪辰男,也剛剛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但他受過正規軍校的完整訓練。 此刻,作者眼前的富春江風平浪靜,但1939年3月,是炮聲隆隆,血雨腥風。 如今東洲島已經修建了橋梁,風景優美,一片田園風光,被譽為「富春江上的世外桃源」,露營、騎行等活動深受杭州戶外圈子喜愛。島上,當地村民陸人淼自發創辦了東洲保衛戰史料陳列館。他說,要把歷史告訴更多人。 遺憾的是,王晉藩的長眠之地至今無法確認。但是,作者知道,他就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裡。在東洲保衛戰紀念亭,我們為他獻花,還想對他說:「抗戰勝利80年了,山河無恙,我們沒有忘記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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