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內三次地震 馬來西亞官方指斷層重新活躍導致
2025-11-15 02:48 1,257次浏览如果一個運動員既能參加奧運會，又能參加世運會，那一定是件幸福的事。 在中國代表團中，就有這樣一位幸福的運動員，她就是中國體操界的「不老松」——商春松。 商春松14歲就進入中國體操國家隊，17歲參加體操世錦賽。2016年里約奧運會，她以隊長身份和隊友一起獲得體操女團銅牌，次年，她宣布退役。2022年，26歲的她選擇重新出發，開始接觸跑酷運動。僅僅用了兩年時間，她就先後在2024年的法國跑酷世界盃和日本跑酷世錦賽中，奪得女子自由式冠軍，為中國跑酷隊斬獲世界盃和世錦賽的首枚金牌。 如果商春松在成都世運會再次獲得冠軍，她就將獲得跑酷運動的大滿貫。這是她的目標，但並非唯一訴求，「等有一天退役了，我想要將跑酷運動推廣到大學校園裡。當然，我更希望跑酷有一天能夠進入奧運會。」 這是商春松的夢，因為世運會，她的夢想正慢慢照進現實。 商春松也是無數體育人的代表，她能成就傳奇般的體育生涯，固然有個人努力追夢的因素，但也離不開世運會這個競技平臺的激勵和塑造。對於個體命運的審視，可能會讓我們更清晰地洞察世運會存在的價值。 世運會從一誕生起，就被視為對奧運會的補充，非奧項目成為它的重要標籤。 不過，世運會從來就不是奧運會的附庸，而自有其獨特的價值。他們各美其美，共同演繹了體育對於人的價值和意義。 比如一些小眾項目進入世運會，就提醒人們，體育是多姿多態的，它們都需要展示和交流的平臺。每個體育項目也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喜歡不喜歡，適合不適合之別。 參差多態乃幸福之源，人生如此，體育亦如是。世運之美，美在多態。 再如世運會強調參與價值和分享的理念，對獎牌的材質、規格沒有統一規定，每屆設計都能「玩出花」。成都世運會獎牌「竹光」採用「開口」樣式，內含一枚可雙面佩戴的金屬徽章，還能連接項鍊使用。獲獎運動員可將徽章從獎牌中取出，贈予對自己重要的人。 當獎牌不僅是榮譽的象徵，還能成為情感傳遞的載體，這樣的體育盛會更能直達人心，更能顯示體育的溫度。世運之美，美在分享。 世運會除了吸納職業運動員外，部分群眾基礎廣、門檻低的項目允許非職業選手或「跨界愛好者」參與，盡顯「全民體育」理念。世運之美，美在包容。 此外，世運會部分項目的裁判機制更強調「運動員自治」。以成都世運會的團隊飛盤項目為例，這是一項自我裁判且無身體接觸的運動，「飛盤精神」指導運動員如何自我裁判以及規範自身行為。如出現了犯規或爭議，由雙方場上隊員商議解決。世運之美，美在尊重與平等。 如果說奧運會像劍拔弩張的競技場，世運會則更像一場體育嘉年華，展示和表演色彩更濃，趣味性也更強。世運會的舉辦告訴人們，體育的價值不僅在於追求卓越，還有樂趣、熱愛、平等和人性的溫度，以及體育帶給人們的無限可能。 世運會給商春松的人生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這和體育給予普通人的改變與塑造，沒有本質的不同。世運會的存在和發展，就是在給世人傳遞著一種重要的價值觀：體育不是少數精英的遊戲，它屬於所有人。
準備好了迎接工作，工作卻臨時「爽約」了——據封面新聞等媒體報導，今年以來，多地師範類應屆畢業生在籤好「三方協議」後，擬入職的學校以招生不足為由，或不再錄用，或暫緩入職，或調崗。這幾乎是雙輸的局面：師範生錯過了最佳求職期，維權困難；學校則說自己很無奈——招生規模低於預期，不需要那麼多老師。 此前，2024年，有媒體報導，不少企業與已籤好「三方協議」的應屆畢業生解約，且這些公司大部分在行業裡發展勢頭較好，如新能源汽車、通信軟體等。其中，一部分畢業生落戶也受到影響。 所謂「三方協議」，全稱叫《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協議書》，由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籤署，明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它不同於勞動合同，不受勞動法保護。畢業生拿著它去用人單位入職後，才會籤署勞動合同。 曾經，一些高校畢業生是三方協議的毀約方，一些用人單位通過約定天價違約金來制約大學生毀約。2019年，為了更好保障應屆畢業生的權益，讓他們在選擇有變時不必承受過重的代價，教育部提出建議，違約金不得超過5000元。如今，企業「違約」時，違約金也是5000元。有學生對媒體說，幾千元錢難以彌補他們的損失，雙方很可能產生更多糾紛和爭執。 應屆生的就業保障好不好，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專家說，可以將「三方協議」納入勞動法，遇到糾紛時，啟動勞動監察或勞動仲裁機制。也有學校把違約的企業拉入校園招聘的黑名單。 在我看來，只有引導招聘市場良性發展，才能更好地保護雙方的利益。社會既要充分保障應屆生的權益，也要保護企業校園招聘的積極性。如果對企業的處罰過重，企業縮小校園招聘的規模和範圍，將進一步壓縮應屆生的就業空間。 營造一個和諧、友好的就業環境，不只是求職者和企業雙方的事，還需要法律體系能跟得上就業形勢的新變化；政府部門積極有為，及時調和雙方的矛盾；教育系統能為「被違約」的學生提供更多支持。 比如，當企業確實因經營問題，不得不違約時，政府部門可以介入，讓「被違約」的畢業生保有應屆生的身份，不會喪失應屆生原有的權益。對多次、頻繁違約的企業，政府部門則要加強監管。 目前，「三方協議」的違約更多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面對越來越多的違約情況，是否可以考慮拓寬申訴渠道，讓被違約的學生反映情況更方便？又是否能夠為被違約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就業指導，而不是讓他們陷入「自認倒黴」、不得不匆忙「落地」的境地？ 如果用人單位確因經營狀況不佳要解約，也應該有更溫情、人性化的方式。比如，違約企業或許可以向同行業的其他企業推薦這些「被違約」的應屆生，讓他們有被看見、被錄用的機會。 據媒體報導，一些民辦學校違約，是因為招生人數「嚴重背離預期」。也許，提前做好人力資源調研與規劃，明確當年用人需求，可以減少這種令人惋惜的錯位。 此外，「契約精神」不是「自覺」發生的，明確企業違約的賠償標準，也應是法治發力的方向。 對於那些即將離開校園卻忽然失去落腳點的年輕人，高校也不妨給予更多支持。比如，有能力的學校可以為「被違約」的畢業生提供宿舍暫住、幫助他們接觸新的工作機會。針對來校開展校園招聘的單位，學校應該開展充分的背景調查工作，並在籤好「三方協議」後，積極跟進畢業生的入職進展。 一篇名為《信用法治視角下企業違反就業三方協議的治理路徑》的論文提供了新解法：高校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收集違約企業的信用信息，提交給當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機構，經審核後對外發布。 高校作為「三方協議」的一方，披露違約企業的行為具有一定公信力。高校公開披露的信息數據也可以被納入國家信用體系，作為考核企業管理的硬指標。 靠學生「認倒黴」、企業「認罰款」，不是系統性解決就業違約問題的思路。真心想為這些年輕人做點事，能想的辦法還有很多。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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