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西藏行
2025-11-24 16:43 2,954次浏览原標題：「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總書記的人民情懷) 視頻：總書記的人民情懷 | 「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來源：人民日報客戶端 「中國不追求一枝獨秀，更希望百花齊放，同廣大發展中國家攜手實現現代化。」 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上，習近平主席著眼全人類共同福祉，鄭重宣布中國支持全球發展的八項行動，表明中國攜手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實現現代化的決心。 「習近平主席為人民謀福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倡導和平而非戰爭、合作而非對抗、創造而非破壞，為世界做出了榜樣。」巴西總統盧拉道出很多國家共同的感受。 中國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14億多中國人民整體邁入現代化，意味著形成一個超過現有發達國家規模總和的巨大市場。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不僅關乎中國人民福祉，也關乎世界各國人民福祉。 「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深入思考中國長期以來的實踐探索，深刻總結國際經驗，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論斷。 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來一直追求和傳承的理念，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 「中國人自古以來信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天下為公』、『和諧萬邦』的理念，中國絕不會搞國強必霸，也不認同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因為中國人從來沒有這種文化基因，也沒有這種野心。中國的發展始終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習近平總書記如是闡述中華文明深處的和平屬性。 歷史上，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深重苦難。這種損人利己、充滿血腥罪惡的老路，中國不能走，也絕不會走。中國主張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與各國合作共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迄今，全球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也就20多個、總人口10億左右，仍有約6.73億人面臨飢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繁榮穩定不可能建立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基礎之上，各國應該推動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韌性的全球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凝結著習近平總書記深厚的人民情懷和天下情懷。 從下鄉插隊時「讓鄉親們飽餐一頓肉」的憧憬，到改革開放之初「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的夙願；從在福建工作時推動向巴布亞紐幾內亞推廣菌草技術，到擔任國家領導人後幫助解決塞內加爾鄉村居民飲水問題……無論是身邊鄉親的日常生活，還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民眾期盼，習近平同志始終牽掛在心。 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到「現代化道路上一個都不能少，一國都不能掉隊」，中國不僅致力於通過發展讓全國人民過上好日子，也致力於通過共同發展讓各國人民都過上好日子—— 在印度尼西亞，列車疾馳在雅萬高鐵上，乘客臘黎為「中國技術」和「中國速度」豎起大拇指； 在盧安達，鮮嫩的菌草破土而出，點亮德瑪斯等青年的創業夢和新生活； 在馬達加斯加，雜交水稻喜獲豐收，稻農拉奈弗馬納納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在蓋亞那，太陽能燈照亮雨林深處村莊的夜晚，巴菲德·約翰和其他村民高興地歡呼起來； ………… 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一系列重要理念、倡議的提出，一個個具體舉措的落實，無不蘊含著大黨大國領袖濟世為民的情懷和擔當——「只有各國人民都過上好日子，繁榮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權才有基礎。」 「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需要以寬廣胸襟超越隔閡衝突，以博大情懷關照人類命運。」習近平總書記在宏闊的時空維度中思考全人類發展問題。 「我們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習近平總書記話語鏗鏘，中國行動堅實有力。 策劃：田俊榮 劉曉鵬 監製：楊學博 陳振凱 餘榮華 統籌：李翔 朱利 吳玥 李洋 文字：王遠 劉玲玲 視頻：林帆 劉傑 海報：王宇峰 校檢：吳玥 李金昱
北京8月10日電 題：學者史海鉤沉十五年再現鄭振鐸抗戰期間搶救珍本古籍 記者 應妮 歷時十五年深入日本各大圖書館、藏書機構，挖掘眾多日方視角的新文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完成了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重現一介書生鄭振鐸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講述他在深陷被敵偽追捕、生計無著的極端環境中，如何為國家搶救珍本古籍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堅守在文化抗戰的第一線。 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吳真坦言這本書的寫作思路是書籍史角度下的文化抗戰。「書籍同樣是戰爭的受難者，從中可以看到書籍和人的命運的共振。」 鄭振鐸個人資料照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為什麼聚焦鄭振鐸？ 2009年，吳真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期間偶然看到一條日寇隨軍記者關於戰時搜集與匯總中國珍稀圖書的記載，激發了她探究抗戰時期中國古籍遭受「書厄」的好奇心，並隨之不斷積累資料。其中一個重要個案是在1938年，稀世孤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於亂世，幾經易手，最終在鄭振鐸的努力之下收歸國有，她由此將目光聚焦在這位文化大家身上，再延展到以鄭振鐸為中心的、以往少為人知的地下文獻保護工作。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的家裡上有老祖母、下有剛剛出生的小兒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現實。他決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吳真告訴記者，面對日軍的文化暴行，鄭振鐸意識到自己應該有所作為，他為自己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 這一決定並非抗戰時期一般知識分子認為應該擔負的責任，而是鄭振鐸自覺承擔起來的文化責任。站在更深遠的人類文明長河中拼命打撈這些古籍文物，鄭振鐸認為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復得，毀滅了就無從彌補。吳真指出，當責任落到個人的肩膀上，而且還是在上海「孤島」苦守的個人身上時，又多加了一層「萬一失敗則成罪人」的歷史負擔。 《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書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供圖) 「暗鬥」既是一個人的抗戰，也是一幅書生報國的文化群像。作者將形形色色的人物置於抗戰風雲之下，又串聯起一部由鄭振鐸勾連起的抗戰群像史：開明書店文人圈、「文獻保存同志會」、唐弢、許地山，一同搭建了購買、貯藏、運輸、保存的線路，也構成了互相幫扶、沉默抵抗的團體。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還披露了2023年面世的鄭振鐸1939年日記的內容，為理解其抗戰生活提供了更完整的鮮活資料。 鄭振鐸寫於1949年的文章曾總結：「抗戰中為國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槧一萬五千餘種。」事實上，「一種」古籍可能是幾十冊，也可能是上百冊。「通過這些年的研究，根據不同數據來源，我的統計是這一萬五千餘種大約是6萬冊」，吳真引用鄭振鐸《求書日錄》中的話，「我從劫灰裡救全了它，從敵人手裡奪下了它……我在躲藏裡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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