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視界·任平文章解讀｜戰略疊加優勢，如何變為發展勝勢
2025-11-18 23:25 5,954次浏览北京8月8日電 (記者 夏賓)近期，我國連續推出了包括育兒補貼、免保育教育費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吳斌珍8日在接受記者專訪時稱，此次育兒補貼政策有多個亮點： 一是範圍覆蓋至全國，二是無論第幾胎均可平等享受，三是補貼額度不低，佔人均GDP的比例3.8%左右，在國際比較中處於中遊偏上水平，四是直接發放現金補貼，五是統一國家基礎標準，同時允許地方提升。 育兒補貼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大範圍、普惠式、直接性向群眾發放的民生保障現金補貼。吳斌珍說，育兒補貼是強化生育支持、促進生育友好的激勵政策。一方面，非常明確地釋放信號、表明決心，即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包括育兒補貼、免保育教育費，這比其他政策(效果)更直接。 另一方面，通過增加嬰幼兒家庭的實際收入，以提升家庭購買力，並給予家庭穩定的「減負」預期。其中，育兒補貼每年惠及上千萬個家庭；國家統一實施的免保育教育費政策覆蓋所有幼兒園的大班兒童，預計今年秋季學期將惠及約1200萬人。這將帶動母嬰用品、幼教增值服務等相關產業發展，有助於經濟復甦。 她進一步稱，在投資回報率方面，很多量化研究證實，投資幼兒教育的收益遠大於成本。不管是託育還是學前階段，幼兒教育每投資1美元，就能產生3至12美元的回報。而且不少研究指出，各個成長階段的投入中，幼兒教育的投資回報最高。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人的認知和發展存在「敏感期」，0至6歲是兒童大腦發育、社交和情感發展以及價值觀和行為習慣形成的關鍵時期。 此外，幼兒教育是教育的起始和奠基環節，教育的動態連續性和互補性意味著幼兒教育對後續教育體系的成效具有重要影響，是建設教育強國的基礎。對於家庭，好的幼教體系可以解放幼兒母親，提高她們的勞動參與率和收入水平。 她指出，現階段強調「投資於人」，是由人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多重挑戰驅動的。經濟的發展已經轉向主要依靠高素質勞動力驅動創新和技術進步，人才競爭已經成為國家競爭的主戰場，國家需要「投資於人」，通過教育、健康和人口政策提升人力資本，支撐產業升級。 吳斌珍說，投資於人還有助於提升收入進而提振消費，讓居民安心消費。中國家庭歷來重視教育，高昂的教育負擔難免變成消費的後顧之憂。通過公共財政幫助家庭「投資於人」，減輕家庭負擔，能更有效地釋放消費潛力，助力經濟內循環。(完)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以戰敗國的身份付給戰勝國日本2.3億兩白銀作為戰爭賠償，日本藉此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按照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日本理應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此後，由於時事變換，最終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這段歷史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 美國違背諾言，從中作梗 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美國認為其在對日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表面上躋身四強，但在賠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國發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確了日本賠償的原則，即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用來賠償。 資料圖：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 戰後初期，美國曾推行「先期拆遷」計劃，即將提日本工業設備實物的30%作為直接受日本侵略國家的賠償物資，其中中國可得15%。但隨著美蘇對立加劇和中國解放戰爭的推進，美國為扶持日本作為反蘇反共基地，不斷縮減賠償範圍。 中國戰時損失，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而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才約值2250萬美元，只佔萬分之三。中國分得的賠償物資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設備首推吳港「11—5—5」海軍兵工廠的1.5萬千瓦發電設備一套；其次是同廠的200噸碼頭式起重機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後，立即派了幾位專家前往拆遷。 就在這兩套設備拆卸時，美國政府於1949年5月13日向盟總頒發臨時指令，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的執行，停止了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至此，戰後對日索賠的事宜實際上已被美國腰斬。 國民黨為己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1949年下半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12月底，國民黨當局全部撤到了臺灣。 臺灣當局為獲取美國支持及維持所謂「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在對日賠償問題上態度大變，甚至表示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賠償。 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於蔣介石堅持反共而對日本反共政府採取的所謂寬大、不進行報復的政策，以實現它以中國合法政府的身份參加對日和約的籤字。因為日本曾在此前威脅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籤訂雙邊條約。 1952年2月17日，臺灣與日本和約談判正式開始。談判幾經周折，臺灣當局多次妥協讓步，最終在戰爭賠償等實質問題上徹底放棄。1952年4月，臺灣當局與日本籤訂所謂的「日華條約」，為一黨一派之私利出賣民族大義。 資料圖：1952年4月，「日華條約」在臺北籤署。 中國政府從大局出發，放棄戰爭賠償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70年代初，由於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美國外交政策實施了兩項重大轉變：一是美國承認中國並對建立外交關係進行談判；二是徵收10%的進口稅，主要目的是打擊日本，同時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這兩項與日本關係極為密切的政策出臺，狠狠打擊了精神上毫無準備的日本。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們不能不反躬自問，對華政策上緊跟美國是否做錯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權垮臺，田中角榮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就職後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機漸趨成熟，戰爭賠償問題再次被提上日程。 1972年7月以後，中國為實現與日本邦交正常化進行積極的準備，周恩來總理就放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復以前，臺灣的蔣介石已經先於我們放棄了賠償要求，共產黨的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第二，日本為了與我國恢復邦交，必須與臺灣斷交。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資料圖：1978年8月12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籤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發表了《日中共同聲明》，中日兩國籤訂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3日生效。中國政府從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願望和長遠利益出發，放棄了12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 資料圖：1978年10月23日，《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 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但是，就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的賠償要求——1800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 這種對受害賠償要求的保留，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符合國際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中國新聞社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策劃：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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